纵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和生活，正如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像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数重要作家一样，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确，他师承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根据拉美的现实情况，创作出鞭挞拉美独裁者、抨击美帝国主义、抗议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宏篇巨制。他的作品中虽然流露出孤独之感，但他对拉美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并为之奋斗。他在智利前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时，曾举行过抗议军事独裁政权的“文学罢工”，他曾公开表示过，用诺贝尔奖金创办一家报纸，又把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奖金捐赠给委内瑞拉左派组织“向社会主义进军运动”等等。
加西亚·马尔克斯除进行文学创作外，还很重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认为这是他的永恒的精神支柱。他的妻子梅塞德斯是一位贤妻良母。他的大儿子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但他没从事历史研究，而操自己喜爱的摄影；他的小儿子曾学吹过几年笛子，但后来干起了设计。他和他的妻子从来不对孩子施加压力。他说：“光临我家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声望也曾对他们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他大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他和父亲的真实身份。
加西亚·马尔克斯喜好旅游，并常常在旅途中瞧看自己的朋友。他说，“因为惟有在朋友中间，我才感到了真正的自我。”
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家还是他最可靠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温馨可爱令人深感幸福美满。他有两个儿子：贡萨洛和罗德里戈，两人都具有一些父亲的创作素质，但都有各自的领域，注重实际，很像他们的母亲。
梅塞德斯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既爱丈夫和儿子，又十分支持他们的事业，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极其稳定的家庭。
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他和梅塞德斯结婚时的情景：他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穷记者，由于本国独裁者封闭了派他驻欧洲的《旁观者报》，他在巴黎失业了。当时不名一文，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旅店老板见他整天整夜地写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免收他的房租。不久，他从巴黎回到哥伦比亚。这时有位品貌端庄的姑娘已经等了他4年之久，不但不嫌他贫寒，而且愿和他结婚，这位姑娘就是他如今的贤内助梅塞德斯女士。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梅塞德斯做伴，如虎添翼，他一边给古巴写报道，一边搞创作。接着，他们的美满婚姻开花结果，生了两个儿子。他随后辞去新闻工作，由纽约到墨西哥定居。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就中也有梅塞德斯的一份心血。她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对他的创作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写作《百年孤独》时，她总是陪伴左右，清楚他的写作进度，甚至对小说中的人物结局仿佛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安排似的。所以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奥雷良诺上校死时，梅塞德斯对他说：“他的死使你异常痛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早晚要杀死他的，但是不忍下手现在他确实无力支持下去了，我不得不杀掉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完那一章，浑身颤抖着走上二楼。梅塞德斯正在那儿。她一看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面色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上校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说一句话，就躺在床上，哭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写作《百年孤独》的时候，默默为他作出牺牲的妻子手里增加了相当于一万多美元的借款和赊账条。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巨大毅力，经过540个昼夜完成这部巨著时，他热烈地抱着妻子说：“要没有梅塞德斯，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后来，当好友门多萨问他“在你所认识的人里，谁是举世罕见的人物”时，他不无感激和骄傲地说道：“我的妻子梅塞德斯。”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他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晨5点半或6点起床，6点半至8点半之间看书。而从8点一直到下午1点是写作时间。中午，他的妻子梅塞德斯总是将可口的饭菜准备好，来到海边，与朋友一道等他吃午饭。那时候，经常有人带着在附近捕的新鲜鱼或龙虾、小虾什么的来到他家。他的来自药剂师之家的妻子梅塞德斯大显身手，将这些海鲜做得味美可口，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来访者一同享用，这给他的写作生活平添了莫大的喜悦。
在读者中，凡是对拉美文学感兴趣者，都读过《百年孤独》，因为这部小说被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但是对这部名著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的就不多了。因为这位大作家虽然对中国友好，但没有公开访问过中国，仅于1990年10月15日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从日本东京秘密来到北京。他没有惊动中国的文化部门，也没有惊动他的中国同行，静悄悄地入境，下榻于北京国贸大厦。中国读者对他不甚了解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哥伦比亚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极其关心国家政治生活。恐怕他是当今拉丁美洲作家——政治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为了拉美实现和平与安定四处奔波，可他对政治职位却很淡漠。他是为民请愿、为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繁荣昌盛而效力；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哥伦比亚的报刊和银屏上，有时甚至比总统出现的次数还要多。
倘若恰逢他的新作面世，介绍他的作品及他本人的文字和图片，几乎天天不断，令人目不暇接。比如他的最新世界畅销小说《爱情与魔鬼》，于1994年4月在哥伦比亚和安第斯条约国及美国、西班牙同时公开发行时，笔者正在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有幸阅览介绍这部小说的文字和他本人的多幅照片。其中由路易斯·米格尔·帕洛马雷斯拍摄的那一幅格外引人注目：容光焕发，笑逐颜开；身着粗呢子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双手抱在胸前，凝视着远方显示出由于新作的成功而感到的甘甜。
平时，很少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喜形于色；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将黑黑的两道蚕眉紧锁起来。画家们说，要得笑，盾梢翘，可加西亚·马尔克斯眉梢翘的时候不很多。在他那张学者型的脸上，额头上那两道深深的平行线似的皱纹，正是他那超凡脱俗智慧的象征，而那花白的满头短发与几乎全白的上唇的小胡子相映生辉，记录了岁月的艰辛。
大师的穿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随意。他多着白色或黑色衬衣，外套是花呢子西装，平时爱穿甲克衫；穿西服时多打深颜色领带，显得庄重大方。而他穿毛衣外套的时候也不少。从着装来看，他并不刻意讲究，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美好印象。
当然，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的习惯与客观环境是分不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过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由本国到异域，由记者到作家的艰苦创业的历程。小时候，他是兄弟妹妹十多人中的长者，很少得到父母的特别爱护。先是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稍大一点，被送到远离亲人的他乡寄宿中学求学。他只顾一心一意地读书，哪里顾得上穿着？读大学的时候，由于内战爆发，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巴兰基利亚一家报社工作。住在一间四壁空空，只有一张写字桌和一张行军床的楼上，而楼下便是为糊口而挣扎的妓女们。这时的青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体瘦弱，衣冠不整，褐色的脸庞，黑黑的卷发，留着一绺小胡子，身穿一件花色上衣。见人怯生生的
195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旁观者报》派驻欧洲，但是好景不长。他在巴黎时，当时的哥伦比亚独裁者封闭了《旁观者报》，他失业了；生活困窘，不名一文，几乎无法安身。幸亏旅店老板发了善心，见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就产生了恻隐之心，决定免收他的房租。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过着不折不扣的流亡生活。就是这个流亡青年作家，阅尽人间万象百态，卧薪尝胆，通宵达旦地写作。这使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幅照片：他一手撑着头，一手秉笔疾书，不仅衣衫是破的，连鞋子也是旧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只脚全赤着，多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