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对亲兄弟之间的分家析产纠纷案的审理是颇具人情味的，而且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东汉年间“有兄弟争财相讼，太守许荆曰：吾荷国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兄弟感悔，各求受罪”，不再争执了。并且由此而影响了一地风气，“郡中多有不养父母、兄弟析产者，因此皆还供养者千余人”。北齐的苏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易普明兄弟争田，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泣谢。时已分异十年，复还同住”。唐代韩思彦以御史身份巡视川蜀时有个“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长吏受其财贿，不决与夺。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讫，以其余乳赐争财者谓之曰：汝兄弟久禁当饥渴，可饮此乳。才遍，兄弟窃相语，遂号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蛮夷不识孝义，恶妻儿离间以致是，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复擗踊悲号不自胜，左右莫不流涕。请同居如初”。宋代也是这样，张洽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有两个兄弟争家产，“洽谕之曰：讼于官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不再争了。虽然都有些戏剧化和简单化，但都是用相同的以情感化的方法来调解兄弟间的财产纠纷，而且都是颇为有效的。在《清明集》卷1《人伦门》中所记载的大都是以情以理感化兄弟父子分家争讼的案例，如题目所示：“子未尽孝教化之”、“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从恕如不悛即追断”、“母讼其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俾之无事”、“兄弟能相推逊特示褒赏”、“兄弟侵杂之争教之以和睦”还有《宋史》卷413记载的赵与懽任安吉州知州的时候，“有富民愬幼子，察知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狱，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业。与懽晓以法，开以天理，皆忻然感悟”这已经不是传说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案例了。在实际案例的审断中，对亲兄弟分家析产的争执往往不分是非，抹平即可，宋代陈某在渭南当地方官的时候“民有兄弟争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讼不已。君为往视其田，辨书券，而以田与弟。其兄谢曰：我悔，欲归弟以田者数矣，直惧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讼兄；今我直矣，愿以田与兄。兄弟相持恸哭，拜而去”。即使是非分明了，由于是亲兄弟，到头来还是互相谦让了，不再争执，官府也就不追究理亏违法的兄长的责任了。
法律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古时候的这种“以情代法”的传统习惯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纯朴，富有人情味。这种方式在调解父子兄弟分家析产纠纷的时候，往往比法律判决更有效更实用，甚至可以说，“以情代法”在这种场合是一种睿智的选择。
我们知道，在近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制度和法律，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一道防线是道德自觉，第二是家法，第三才是国法。道德自觉以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为基础，家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但“非法法也”，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国法还重要。尤其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分家析产方面的纠纷，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诉诸官府的，尽量在家庭家族内部进行调解，特别是家族的调解。尽管分家析产是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但在整个分家过程中，家族都在起着监督和保护作用。通常都是先在家庭中父子兄弟决定分家了，并且已经把家产平均分成了若干份之后，才请族中的长辈来代表家族主持一个仪式，拈阄立文书，当事人即父子兄弟签字画押的同时，族中长辈也以见证人的身份签押。有的时候族人会试图介入某个家庭内部的财产析分过程，干预或偏向某个人，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无子嗣家庭中，对有亲生儿子的家庭来说，族人包括族中的长辈毕竟是“外人”，很难插进来。并且在族人监督的同时，还有舅父以同等的资格前来监督，这更消除了族人干预偏袒某个人的可能性。有了这个相当健全的家族监督保护层，既能保证分家析产的公正公平，也能有效地从源头上防止产生纠纷。万一监督不利、调解不成，官司打到官府，官府也是继续用家族式的办法进行调解，晓之以理（礼），动之以情，尽量不绳之以法。
当然，道德教化再感人，约束再有力，也只能是减少纠纷，绝大多数的家庭终归要一代一代地不断析分。一旦分开，亲兄弟们便各自独立门户，只有共同的血缘，没有共同的财产和家庭了；而且分开的时间愈久，分出的小家庭愈多，彼此间的血缘关系就愈疏远，交往也相应减少了。不过，除了道德教化还有传统习俗力量的约束，分开后的小家庭之间有道义上的连带关系。这种道义上的连带关系表现为相互间的义务，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派生的，也是依据人们的实际需要而形成和规范化了的。
分家后的亲兄弟小家庭之间的连带义务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赡养老人。多次性析分方式下到最后一两个儿子长大时，父母往往已经年迈，需要诸子的小家庭共同照顾；一次性析分方式往往也不是等父母去世以后再分，如前述所谓父母年迈“怠于营干”，提前给儿子们分了家，也要靠儿子们共同赡养。通常的做法是由诸子家庭分工提供生活用品，到父母不能自理的时候由诸子家庭轮流照料。直到近现代这种方式在民间还很普遍，无须多说。此外，宋代明文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村里安恤”；户绝之家如果没有女儿，由近亲负责营葬，然后才能分占其遗产，也属于稍远一些的本家族小家庭之间的赡养老人的义务。有时候子孙不管老人，族人也予以照顾，一个案例说“阿王生而孤老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乃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这个孙子“出家”当和尚了，所以族人才出面照料；如果是不孝敬，族人则要采取措施强令其赡养，因为这是儿孙的义务。二是祭祀祖先。每逢年节在长子的率领下，各房子孙聚在一起，焚香跪拜，怀念共同的祖先。修葺家庙祠堂和父祖的坟墓，也都是亲兄弟或堂兄弟们一起来做。三是当一个家庭有重要事情时，兄弟家庭有义务来帮忙，如婚嫁、生子、发丧、修房盖屋等。特别是有扶贫济困的义务，不接济贫困兄弟的行为受到了谴责。还有“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谚语，从我们讨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本族近亲中有一个人当了官，家家都自以为应当跟着沾光、得到关照。前面提到的河朔人常瓌（字子然）“本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就反映出这种现象。四是某个小家庭与外姓人发生冲突时，兄弟小家庭应当不问曲直地与其站在一边，共同对外。冲突激烈时还可能扩大范围，形成整个家族的一致行动等等，这些情况历代都有，不必多说。须要说明的是，宋代以后家族制度“敬宗收族”的功能凸显出来，相应地兄弟家庭之间的这种道义上的连带关系也更为紧密了，因为我们所说的亲兄弟家庭特别是堂兄弟家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家庭和家族之间的关系了；而且宋代以后北方的家族制度不如东南地区发达，相应地在义务连带关系方面也会有所不同。但这应当是另一个题目了。
在宋代还可以看到兄弟家庭之间有债务方面的担保义务。借贷和典当契约的末尾都有证人保人签押，这类契约中的证人也是保人，令文明确规定，借贷的债务需要偿还时，“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担保人的责任很大，只能找直系近亲。肯出面当保人的主要是立契人的亲兄弟、堂兄弟或叔伯，有的借贷文书还直接在正文中写明由立字人的兄弟或父子担保。
有两件借贷文书，具体年代不详，仁井田陞将其收在了《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一书中，这种内容的文书本来与朝代变更的关系不大，也可以看作是反映了宋代的情况。一件是说辛丑年贾彦昌从龙兴寺借绢、绫各一匹，商定了还账日期和“利头”。由于贾彦昌要去“充使西州”出远门，所以专门约定“若路上般次不善者，仰口承人弟彦祐”代还，并由贾彦昌以“货物人”、贾彦祐以“口承人”的身份签押。另一件是癸卯年吴庆顺把自己“典”到龙兴寺做工，换取10石麦子。从签押处两个弟弟以“同取物口承”而不单以“口承人”的身份来看，当时两个弟弟还小，三人还未分家，出典自身可能是为了家人的生活；同时还有“同承见人房叔吴仏婢”签押，则是叔叔出面为侄子们担保了。杨莲生（联陞）曾经从敦煌文书中辑录出四份体现债务连带责任的借贷契约，除了仁井田陞引用过的吴庆顺文书外，另外三份是唐中叶建中、大历年间的，署名处除了借贷双方的当事人，都有亲属签押。一份是“同取人母党二娘”和“同取人妹马二娘”所签；一份是母亲举贷，八岁的儿子“同取人男进金”所签，还有一份是“同便人妻马三娘”和“同娶人女霍大娘”所签，而且都写上了担保人的年龄，以示有时间履行担保职责。这三份文书虽然多是妻子女儿担保，也说明了相同的近亲担保的习俗。
不只是在诸子小家庭之间，在父家庭和分出去的诸子家庭之间也有这种责任连带关系。唐代《散颁刑部格残卷》中有私自铸钱的惩罚规定，“若家人共犯罪，其家长财并没；家长不知，坐其所由者一房资财”。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父亲才有连带责任。北宋初年的一件借贷文书记载，陈佛德借人褐布三段，约定了归还日期和利息，但末尾只有“口承人丑”一人签押，不知道是原文书残破遗漏，还是真的只有陈佛德的儿子自己签押；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不只是担保，而是共同责任、父债子还了。
以上所说的亲兄弟分家后的关系，已经不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家庭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向家庭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的过渡。我们知道，家族是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家庭和家族都有两个基本要素——血缘和财产，区别在于，家庭成员以直系血缘关系为主，家族成员则主要是旁系血缘关系；家庭拥有供正常生产生活之用的全部财产，家族只留有少量的专项用途的公用财产。这应该是识别家庭与家族的最主要的两个标志。
由同一个父家庭分出去的子家庭即亲兄弟家庭，形成最近一层的家族关系；亲兄弟们的儿子们即堂兄弟辈的家庭，形成第二层的家族关系；到堂兄弟的儿子们，即同一个曾祖父的曾孙子辈的家庭，形成第三层的家族关系；再往后推一代，同一个高祖父的玄孙辈的家庭之间，已经是最外一层的家族关系了。越过这层关系，已经过了五代，就不算家族，而是宗族了。家谱上讲的“九族”、祠堂祖坟制度规定的“五世而迁”、丧服制中的“五服”都是为了划定家族的最外一层。同一个家族之内的家庭关系受“代际递减律”的支配，代际关系越远，家庭之间的关系越疏远。
附带说一下，田宅之类的财产所有权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观念上属于家族所有，事实上归家庭所有，家庭才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平常由家庭管理使用全部生产生活资料，家族不干预；分家的时候也是家庭成员商议妥当之后请族长代表家族出面，履行一个仪式和手续，只有在户绝、立嗣或招赘婿的特殊情况下家族才起实质性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家族所有的财产主要是族田，这原来是各个家庭分家的时候专门留出来的那一小部分。所以，总的说来，财产是家庭所有制，不是家族所有制，同时也不像现代社会那样是个人所有制，只有家庭的财产，没有个人的财产，正是我国历史上财产所有权的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