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欧洲，准备入侵苏联。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酝酿着远东危机，加紧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三个手段来对付中国，迅速实现消灭中国的武装力量，占领整个中国广大土地的目的，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与德国法西斯遥相配合，打击苏联。这三个手段，首先是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二，加紧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诱降，并利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与日寇的军事进攻配合，消灭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三，扶持汉奸傀儡政权，1940年11月，东京宣布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为了称霸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支持中国的抗战，让中国牵制日本，是阻止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一旦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军队就会迅速打败中国，同时向东南亚大举进犯。他们急于想办法弥合中国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此以前，斯大林认为把战略援助物资交给国民党军队更能达到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游击队有点不屑一顾的味道；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对进攻抗日根据地有所顾忌，更不敢触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延安。美国政府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以后，给了中国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贷款一到手，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虽然罗斯福政府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值得给予援助，但既然要向美国公民宣传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弥合，就须要修饰共产党人的形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又不是美国共产党员的权威人士出来向美国人客观地介绍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在美国，能够起这样的作用的人并不多，新闻记者中被蒋介石冠以“外国反蒋集团”美誉的只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在史沫特莱之后到中国去一边当英语教师，一边当专栏记者，争取成为“艾格尼丝第二”的30多岁的女记者佩蒂·格雷厄姆；军人方面，只有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和弗兰克·多恩，总数不过20多人，而其中最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当然是史沫特莱了。因此，史沫特莱这个时候回到美国，应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了洛杉矶。从她1920年底离开纽约去德国柏林算起，除了1934年短暂回国以外，她离开美国已经21年了。其中的12年，是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的，现在除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切了解和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的体验大大地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以外，她依然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她回到美国，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基本生活问题。健康问题更使她感到困扰，在中国解放区的长期军旅生活，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胆囊病虽然经过了治疗，但严重的胃病，未愈的背伤和损坏得差不多了的牙齿仍然使她苦恼。但是，在史沫特莱身上却看不出病人的孱弱的样子。49岁的饱经艰苦磨练的她，个子高高的，身架子很粗壮，脸庞线条清晰，双眼皮下大大的蓝灰色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眼光既柔和又亲切，笑的时候，眼角显出细密的皱纹。脸部线条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环境与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人的性格，对史沫特莱来说，确实是这样。
在中国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和她的前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太太埃莉诺通信，请他们给找个住的地方。他们同意她到家里暂住。史沫特莱一到洛杉矶，就径直到市郊蒙塔别罗镇的布伦丁家。
史沫特莱和厄恩斯特离婚25年了，但一直保持着友谊。史沫特莱这次要在厄恩斯特和埃莉诺面前当个好客人，她干家务活，给主人和孩子们讲中国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她为人坦率，笑声爽朗，说话抑扬顿挫，毫不矫饰，更不装腔作势，但有时候也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任性，发脾气，使埃莉诺觉得难受。
史沫特莱在美国成了一位为中国奋斗的宣传者，她自信自己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代表着延安和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那样的领导人。她认为自己对中国的形势是有分析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而不是像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那样成为一名指定的发言人。她要促进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位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史沫特莱回国只有一个星期，就被邀请到波莫纳大学教师俱乐部去作演讲。那天下午，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开车送她去。在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她热情洋溢地讲了三个多钟头，她的演说内容客观，措词尖锐，充满感染力。她说：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他们认为任何（与日本的）和谈均属卖国。但是他们并非中国惟一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军队也并非惟一的战斗部队。而我以前确曾认为如此，我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纲领——将封建的中国变为初步民主的中国。
她预言美国不久将被迫和日本直接交锋。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最后，她激动地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正在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听众热烈鼓掌，情绪激昂。史沫特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史沫特莱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演讲经历，但对美国的学术界演讲，这还是第一次。演讲之前，她一直很紧张，害怕自己讲不好，现在获得了成功，史沫特莱兴奋得有点忘形了。
由于紧张，她不让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听她的演讲，只是请他们在汽车里等着。他们开车送她回家。深夜，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汽车因为缺油抛了锚。史沫特莱的情绪依然在极度兴奋中，她发火了，说厄恩斯特是笨蛋，居然让汽车没了油。她要他马上想办法去叫一部出租汽车来，以免破坏她今晚的胜利情绪。厄恩斯特没有理会她的颐指气使，走下汽车，和埃莉诺一起步行去找汽油。埃莉诺一直不明白厄恩斯特为什么当初要离开史沫特莱而又长期跟她保持这么亲密的朋友关系，现在她明白了，艾格尼丝的性格使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朋友的水平上。艾格尼丝个性太突出，她的热情会使她身边的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魅力却能够使了解她的人都成为她的好朋友，包括埃莉诺自己，这个豁达大度温顺善良的女人。
史沫特莱越来越热衷于演说，在远离中国战场以后，她对中国的眷恋也越来越深切了，她要把所有的讲坛都变成宣传中国，呼吁美国政府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阵地，甚至包括教会的圣坛。史沫特莱是个无神论者，从未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一旦受到邀请，她也会站到牧师布道的圣坛上，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怎样同时对日寇和蒋介石军队两个敌人艰苦作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她穿上黑色的法衣，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以关于八路军的话题代替牧师的说教。她有点害羞地对她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穿上法衣一定很滑稽，但是我讲得非常认真。”
还有一次更精彩的演讲是在1943年，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洛杉矶来到纽约，会见了长期旅居美国的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曾让她救护过的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的五名日本战俘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位反战刊物的女编辑，她就是石垣绫子。现在这两位国籍不同、肤色相异的妇女见了面，发现彼此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石垣绫子为史沫特莱的热情、才华和坚强的意志所倾倒，是她的演说最热心的听众。她在一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的一次辩论的过程：
我常去听艾格尼丝的演讲……第二次是在城市大厅的讨论会上，对手是著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1934年以来林博士一直住在美国。事隔多年，他重返中国，成了一名站在蒋帮一边的反共人士，最近刚刚回到美国。继优秀作品《吾土与吾民》之后，他陆续地写了一些畅销书……
城市大厅讨论会是通过全美广播网播放的大规模讨论会，总是以“时事问题”为题，由持不同主张的“时事人物”进行面对面的大辩论，所以非常受欢迎。站在宽敞的舞台上的艾格尼丝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到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当她抨击封锁解放区、不打日军而专打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一伙时，她的语言像炮弹似地射向林博士。
我们坐得比较靠前，以有点担心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她那激烈的表情，好像毛发都一根根地倒竖起来。她全身热血沸腾，怒斥林博士。他想以拿手的幽默诙谐来抵挡艾格尼丝刺向他的尖刀，但他的语言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仅能听到声音而已。他这个小个子，脸色苍白，呆立不动，而艾格尼丝却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几乎要把对手烧死。当林将孤立的共产党和得到美国优良武器支援的重庆加以比较时，她跳起来喊道：
“请吧，请你们随便去捞武器援助吧，哪怕多一辆坦克我也表示欢迎。共产党军队就是在夺取了重庆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日军和重庆军队两个敌人作战的，共产党方面已经有言在先，那就是今后也将从敌人手里取得武器供应。”
听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声援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的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处于黑暗和危机之中。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不宣而战，突然进攻苏联。战争在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条件下开始。德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占领了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包括顿巴斯矿业中心在内的乌克兰的大部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全部，围困列宁格勒，威胁首都莫斯科。在亚洲，日本法西斯急忙配合，1941年11月29日，日本总理声称英美必须从亚洲退出去。12月日本时间8日凌晨3时25分，美国东部时间7日下午1点，日本同样是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一带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好几艘美国的主力舰。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和日本正式直接交战，史沫特莱在波莫纳大学演讲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融合成一股巨大的迎战的洪流，这股洪流把美国人心中那种战争可能不会在美日之间发生的侥幸心理冲刷得干干净净。城市里原有的宁静气氛无影无踪，完全被一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所代替。街道上一下子装上了无数的扩音器，反复播放着号召士兵们迅速归队的通知：“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
1941年9月，史沫特莱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宗教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参加的洛杉矶援华委员会，经常在委员会的赞助下到各处演讲。这段时间她的生活来源，靠的是演讲所得的微薄报酬和出版商为《中国的战歌》预付的稿酬。她打算暂时结束演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写完《中国的战歌》和构思新的作品，她离开布伦丁家以后一直住在斯坦梅茨为她找的好莱坞瑟尔玛街的临时住处。她的一位朋友格拉迪斯·考德威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加衣紧靠圣巴巴拉东边的丛山中有一间夏季度假小屋，她愿意把这间小屋提供给史沫特莱住下来安心写书。史沫特莱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发生了，突然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史沫特莱在她的日记中简单而潦草地记下了她的行动：
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全国为之震惊。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我参加了街道巡逻。谣言说有人看见50架日本飞机飞经旧金山市上空。
12月8日，在洛杉矶市政厅集会上发言，讲解中国的形势。
12月10日，在当地外贸协会上发言两小时斥责商人们给日本提供了武器装备。提到日本人已袭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
12月16日，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前来接洽把《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事。
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在广播电台讲话。
大半生不平凡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思维敏锐，洞察力极强，其基础是对亚洲被压迫人民的深刻的了解和对西方国家政治的深入研究。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发展自己的势力？史沫特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文明的核心里有一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
事实上，缅甸人正在积极地帮助日本人，为的是要从白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他们被白种人统治得够了，因此对肤色相同的日本存在幻想，认为他们有可能比白种人要好一些，多次被英国人监禁过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钱德拉·博斯也打算求助于日本人，因此孟加拉必将是继缅甸之后倒下去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当然，大多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懂得，要是把英国的枷锁换成日本的枷锁，他们必将一无所获。
在美国与日本正式开战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给予全力的支援。她的演说越来越受欢迎，她名声大振，充满信心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