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2年2月，局势稍稍平静下来，史沫特莱才到奥加衣的山间小屋里住下来，安心地继续从事写作。
奥加衣位于洛杉矶以东的一片丘陵之上，是一个由疏疏落落的、各具特色的夏季小屋组成的小镇。史沫特莱的小屋非常雅致，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山谷地的西面，屋后是长着密密的塔松的不高的群山，屋前是一片广阔的坡地。坡地的坡度平缓地逐渐向东倾斜，在坡地的最低处，是一条不很宽的乡间公路，公路以东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过了小河，再往东走，地势又逐渐升高，又可以登上东面的群山了。沿着公路往南，群山逐渐收拢，坡地越来越狭窄，公路在山间蜿蜒，小河的流水也变得湍急了。到了这里就可以看到山间的小盆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山里阳光充足，成熟的葡萄散发着清新气味。史沫特莱站在小屋前的台阶上，遥望着铺满绿油油的青草、点缀着各种颜色的烂漫山花的谷地，体验到一种激战之后获得休息时的轻松和舒畅。她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景色和她少年时代生活的中西部作比较，这里没有中西部那种贫瘠粗犷、黄土弥漫的景象，这里太平洋柔润的风轻轻吹拂，一切都使人感到宁静安适。
邻居泰勒一家很快就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这一家的主人是约翰·泰勒和他的妻子艾诺，还有个小女儿，艾诺的母亲埃尔维拉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埃尔维拉是个按摩师，史沫特莱在伏案写作之余，经常来找埃尔维拉按摩，以消除背部的疼痛。约翰是个教师，夫妻俩都只有20多岁，他们像孩子似的好奇地听史沫特莱讲中国游击队的故事。艾诺后来回忆说，她和艾格尼丝的友谊是她有生以来最富于激情的友谊。艾诺是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史沫特莱劝她每天读读《国会记录》，关心国家的事情，不要“一头扎进尿布盆子里”，变得生活枯燥，语言无味。她还跟艾诺谈起自己的两次婚姻经历和曾经有过的不止一位情人。过去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困扰，使她产生了“婚姻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过激的观点，她认为造成妇女种种不幸的根源是现存的婚姻制度。她是不能在一种固有的秩序中生活的，这种固有的秩序使她感到自己是受到压迫。但是现在她明白了，性放纵只是一种很消极的办法。在延安的时候，她认为延安的女干部过的是极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她用自己的办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冲击，而现在，她反对的是另一种极端。她预言，在未来的更加合理的社会里，一定会有一种健康的婚姻制度，以保障建立在真正的爱情的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
年轻的约翰和艾诺对史沫特莱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直到史沫特莱离开了奥加衣，他们的讨论仍在继续。1943年1月27日史沫特莱在纽约给艾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年轻时过着的是怎样令人憎恶的生活啊！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可以让我宣称‘我和他睡过觉’的男人！我只能爬到某个角落里，独自羞愧地去沉思这些事。萧伯纳说得对，性生活是人类感情之中最短暂、最不可靠的了，只有当它和最深沉的友谊、热情联系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
泰勒夫妇认为史沫特莱很像卡桑德拉，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那位女先知。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她，给了她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她拒绝了他的爱，阿波罗一怒之下，让世人不相信她的预言，作为对她的惩罚，于是她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永远能预知即将来临的灾难，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史沫特莱就是像卡桑德拉这样的预言家。
在奥加衣，许多老朋友都来看望史沫特莱，最使她激动的是索伯格·布伦丁的来访。史沫特莱只是1934年回纽约的时候见过索伯格一面，以后就再没有相聚过。索伯格已经和哈伯曼离了婚，嫁给了一位东欧的知识分子，住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里。现在她坐火车到加州来探望弟弟厄恩斯特，和厄恩斯特全家开车到奥加衣来看望她过去的弟媳妇艾格尼丝。
奥加衣的和谐的气氛非常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写作。《中国的战歌》一章一节地从她的打字机下缓缓地流出。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位导演看了初稿，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把它改编为电影。纽约的克诺夫出版公司已经答应出版这本书，只要作最后的润色，书就可以面世。史沫特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满意。1942年10月上旬，她离开奥加衣，皮箱里装着即将完成的手稿和仅有的400元钱，前往纽约。
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的火车上，跟史沫特莱同一个车厢的有士兵、有农民、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是最具有美国风格的普通人。他们一路上无拘无束地谈天、争论、互相取笑，高唱着牛仔歌曲和各自家乡的民歌。史沫特莱也跟他们一起放声歌唱起来，觉得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跟家乡的庄稼汉和矿工在一起。她很久没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了，她觉得正是这些人代表了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乐观精神，他们使史沫特莱有了信心。
一到纽约，史沫特莱面临着的就是她经常遭到的经济窘迫的问题。她在城北公园和河畔路之间找了一所二三流的公寓，每周租金40元，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淋浴器在房间的一头，床在另一头。她必须把她的一系列文章拿到报刊上去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这些文章卖掉。
为了在纽约作为一个作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得到社会的承认，史沫特莱经常参加出版界俱乐部的各种聚会。出版商和业主们穿着讲究，装束入时，而史沫特莱随随便便地穿着一套半旧的灰色西装，白衬衣的领子露在上衣领子外面，披着一件普普通通的雪花呢大衣，谁也不去注意她，不把她当一回事。有一次一个报道远东的记者走过来，问了她一句很不像话的话：“对我说老实话，你和英国驻中国大使克拉克·克尔是情侣么？”史沫特莱好像从教堂的捐款盘子里偷了一便士被人抓住似的，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但她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我想也许我忘记了吧，但是我真的很清楚我确实没有过。”后来克诺夫夫人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生活——时代》和《幸福》杂志的出版者业主亨利·卢斯。亨利·卢斯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生活中最大的愿望是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卢斯赞美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传奇的英雄，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干的统治者，他不允许有人批评蒋介石，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是个虔诚的信徒。
亨利·卢斯代表着美国大企业家的观点，这些企业家甚至对日本抱有幻想，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这样写道：
很多大企业和军事人员认为应该和日本讲和……（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会变成共产党国家，然后和苏联一起“威胁”世界。他们把日本当做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而且说战争开始前，日本是美国最好的顾客。有一点他们忘记了：决定一切的是日本，而如果日本战胜，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行到日本军靴前面去乞求能得到出售一点值不了多少钱的小商品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世界正处在很糟糕的地步。而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国家，不会从将出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前景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史沫特莱当时的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美国战时政策的关键是必须使政府和美国中产阶级接受中国的统一战线，这就涉及到对美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面的认识的问题。应该说，史沫特莱对罗斯福政府是有信心的；而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的认识是充分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正是国民党的这种反动性和腐朽性；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史沫特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衷心地加以赞美。史沫特莱认为这样的观点已经算是保持低姿态的，她不想现在就去宣传关于战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虽然她相信这一定会成为现实。可惜这种观点，当时美国仍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左的方面，也就是美国共产党，认为她对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过于宽容，右的势力则认为她批判蒋介石过于激烈，对中国劳苦大众——他们甚至用“黄祸”这个字眼——的抗日力量估计过高。因此史沫特莱的政治处境是为左右两方所拒，处在比较孤立的地位。
卢斯很想弄清楚史沫特莱的政治见解。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幽默地形容这些既想了解她又不敢接触她的政治观点的人们的神态。其中一位是亲法西斯的《文摘》杂志的总编辑帕尔默：“他不时让我想起在利比亚的英国士兵。那些士兵不往沙漠里拨动探测地雷的棍子是不往前进发的。所以帕尔默也是手里拿着棍子很小心地到处拨弄着走到我面前来的，否则他怕触雷，怕把他炸掉。”
就在史沫特莱与出版商们就是否应该批判蒋介石或者批判的程度应该如何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美国的大事：1943年3月，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来到了美国。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美国国会增加对华援助。美国官方把宋美龄当作中国抗日力量的代表，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她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议员们全体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美国议会如此厚待一位外国客人是很罕见的。她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呼吁美国向中国提供救援款项。宋美龄的演讲感动了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她此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蒋介石很快就将到手的美国救援款项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的抗日军队。普通美国人对此了解得很少，还真的以为美国的救援款项对中国的抗日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宋美龄的穷奢极欲不顾国难当头，疯狂地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在美国却人人皆知。宋美龄回国时，购买了一座山一般的在中国买不到的奢侈品，其中有用最高级的毛皮制造的六件不同款式的大衣，镶宝石的各种手表，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化妆品、香水，穿不完的内衣。为了运送这批物品，美国专门派了一架运输机，经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到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是空中的难关，是为了给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专门开辟的一条航线，许多美国飞行员为此献出了生命。宋美龄这批物资到印度转机的时候，从一个碰开的箱子里滚出许多化妆品来。美国飞行员大为惊讶，索性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毛皮大衣、钻石手表，各种精致物品散落一地。士兵们愤怒已极，不停地用脚踩踏这些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运输的奢侈品。当美国中产阶级还在顾虑着要不要批评蒋介石的时候，美国士兵已经用自己朴素的行动狠狠地否定了蒋介石。
史沫特莱知道了这件事，大笑着欢呼道：“痛快！痛快！”随即写文章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史沫特莱的文章发表在1943年11月3日的《民族》杂志上，是一篇火气很盛的文章。在宋美龄离开美国前，《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姓崔的作者的文章，对宋美龄吹捧得无以复加，称蒋夫人是“每一名中国伤兵的母亲”，她“从来没有为现代纽约的奢华和表面的光彩所俘虏”，她生活简朴，穿着像“一个单纯、谦虚的中国妻子，与那些跟中国的高贵传统十分不相称的时髦、轻薄的新鲜玩意儿绝缘。”史沫特莱可找到一个靶子了，她针锋相对，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幽默的笔调，把宋美龄狠狠地讽刺了一顿。她写道：
崔先生恐怕把那几个宋氏姐妹弄错了，他的描述可以适用于孙中山夫人，但从来不能适用于蒋夫人。翡翠和金刚钻，水獭和黑貂皮大衣，丝绸和缎子并不是简朴和普通的生活，是和中国的士兵及普通人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的。
宋美龄恼羞成怒，通过给她写传记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对史沫特莱发动攻击，说，将永远不允许史沫特莱再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坚决拒绝别人删改她的文章，也不肯迎合出版商的口味不去批判蒋介石，她坚信，必须让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她的文章依然是那样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而且观点尖锐，措词锋利，个性色彩非常浓厚。史沫特莱的文章一篇篇地给退了回来，反复修改，编辑们仍不满意，害怕史沫特莱的文章会使美国读者震惊。有个刊物的编辑干脆叫史沫特莱迎合层次低级读者的口味。
“告诉我们日本人怎样强奸的。我们喜欢听强奸。”那个编辑对史沫特莱说。于是史沫特莱除了写别的之外，也写了强奸。写她在中国战区所知道的：有一次大约15个日本兵结伙去强奸一个妇女，直到那个妇女被折磨致死。还有的妇女在被侮辱以后发了疯，有的日本兵残忍地把被强奸的妇女杀死。史沫特莱没有像有些美国人喜欢的那样把强奸写得很过瘾，她在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日军的兽行。这是中国人民的血泪仇，不能让某些庸俗无知的凉血者用来寻开心。
史沫特莱多年来政治上的天真幼稚逐渐减退了，她学会了怎样去认识政治辞令背后的现实，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她的成熟就像一系列同心圆逐渐扩张开来那样，但在那圆心里，她还是原来的她。
在纽约，史沫特莱最尊敬的朋友是J . B.鲍威尔，他乘坐一艘瑞典船从香港回到美国。在香港，他被日本人俘虏过，受到残酷的折磨，双脚残废了。史沫特莱在医院里陪伴他度过1943年元旦，细心地照料他。在香港，他跟史沫特莱一样是新闻记者，他没来得及在香港沦陷之前离开。日本人把他列入了政治敌人名单。这名单里也有史沫特莱，要是她没离开香港，等待着她的命运和鲍威尔的命运是一样的。鲍威尔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要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写一本书，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史沫特莱还结识了她仰慕已久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甘尼特了解到史沫特莱对戏剧很感兴趣，建议她以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史沫特莱很高兴地答应了。
史沫特莱在经济条件极其艰苦、精神压力极其沉重的条件下继续完成《中国的战歌》的写作。1943年1月4日，手稿终于完成，她把书交给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社给了她确切的答复，5月份就可以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