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本来还没有投降蜀国的想法，被马遵等人这样一逼，只好连夜赶回他的家乡冀城，只见满城都是蜀兵，既不抢劫，又不杀人，对老百姓也很好，心中不禁暗赞诸葛亮治军有方。不久后，诸葛亮又带兵攻打冀城。姜维在城上见到蜀军大小车辆尽是粮草，便带领部下出城抢劫。蜀兵见了也不抵抗，只是抛弃粮草就走。姜维夺了，正要回冀城，哪知城池已被魏延拿下，只好逃走。
当时姜维手下只剩十多个人，沿途又遇到张苞杀了一阵，最后只剩得匹马单枪，一时走投无路，只得向长安走去。走不了几里路，一片喊声，几千个军士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为首的乃是关兴。
姜维非常疲倦，没法抵挡，回马就走。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后推了出来，诸葛亮端坐车上，摇着羽毛扇，见了姜维就说：“伯约，为何还不投降?”姜维心想，前面有诸葛亮，后面有关兴，没路可走，只好下马投降，请葛亮连忙下车迎接，握住姜维的手说：“我自从出山以来，总想找个有才能的人，将我一生所学的东西传授，只恨未有适当的对象，如今遇到伯约，总算满足了这一心愿。”姜维大喜拜谢。
自从诸葛亮得到了姜维，他的心情着实高兴。感到姜维这个人的才能与品德，完全符合他军事继承人的条件。为了培育姜维，诸葛亮认为必须使蜀国的官吏、将领同他建立感情，特别是诸葛亮信任和用心培育的张裔、蒋琬等人，必须能同姜维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姜维刚入蜀军，威望自然不行。诸葛亮为了提高他的威望，作了一番努力。
首先，姜维刚到蜀国，诸葛亮就请求后主任他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
接着，诸葛亮又连续给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写信，盛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可以说是凉州地区的第一流人才。还说姜维“敏于军事，既有胆略”，又“深解兵意”；特别是他“心存汉室”，“习兼于人”，难能可贵。
最后，诸葛亮还命姜维在军事训练之余，抽空去到成都，晋见后主。
所有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有目的、有计划地提高姜维的地位，密切他同蒋琬等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后主对他的了解。好让姜维在他死后，能得心应手地担当起北伐曹魏之大业。
任人唯贤
所谓“贤人”其实就是德才兼备之人。选拔重用人才，才能不可不虑，但德行、人品则居其一。有才无德不能得人心，这样的人本领大，危害同样也不小。诸葛亮对于贤人的“德才兼备”的要求，事实上是由于他对人的德才两方面与治国的关系认识得深刻，具有大智者的眼光。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政时，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德才并举，重才更重德。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神、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治，是以聘求贤士。”
于是诸葛亮把择贤作为其重要职责，他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蒋琬、费祎、董允和姜维都是有德有才之士，为时人所推崇，无人不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除了姜维外，《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的传记则记录较详。在蜀国后期，这四人都是实际的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诸葛亮用人的特点。
诸葛亮用蒋琬作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这只是小说演义的手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有没有反骨无从考证，但是这个人虽有才能人品却不太好，不能团结人。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己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死后，由于魏延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而晋封南郑侯，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当时的人们大都认为他是诸葛亮的当然继承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诸葛亮早就选定蒋琬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我如果死了，皇上您可以把朝政大事交付给蒋琬，这个人可以担当大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诸葛亮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秉性矜高，当时下皆避之”。
同时，魏延不能与同僚友好相处，例如，他与杨仪是诸葛亮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一个计较个人名利的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诸葛亮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诸葛亮不把后事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诸葛亮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诸葛亮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酩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诸葛亮对刘备说：“蒋琬可是帮扶社稷的栋梁之材。他做事以安顿民生、多干实事为主，从来不做那些表面文章的事情。还请您手下留情，多多考察他，看他的表现。”刘备听信诸葛亮之言，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
后来，由于诸葛亮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又升为长史兼抚军将军。诸葛亮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供给，对诸葛亮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诸葛亮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失去了诸葛亮这个主心骨，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
蒋琬没有辜负诸葛亮的重任。他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人对蒋琬不心服口服。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祎“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日后代蒋琬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董允在时，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琬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官赐爵士”。他固辞不受。
诸葛亮最赏识的是姜维，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略，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同时把自己的一生所学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姜维，使他成为诸葛亮死后蜀汉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蒋琬、费祎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大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司马昭说：“即便是诸葛亮重生不死也未必能使蜀汉立国长久，更不要说是姜维。”司马昭不把蜀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姜维是正确的。
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诸葛亮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琬、费祎、姜维等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竟能保卫蜀国达二十九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诸葛亮逝世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袆、姜维主管，时间长达二十九年，比之刘备、诸葛亮两人治蜀时间还多九年。这不仅说明诸葛亮善于举贤任能，也证明了诸葛亮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诸葛亮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诸葛亮本人就是个德重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上表后主不要给家里人什么赏赐，家里的财产足以养活家人，表现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
惺惺惜惺惺，贤人荐贤人。若是从智谋、智慧的层面来看，诸葛亮无论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他人都必须“德才兼备”，实在是治国安民的最聪明之举。弱小的蜀国，百姓独得若干年的尚较安定的生活，证明诸葛亮是个大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