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字，在甲骨文中形似一只竖立的眼睛，表示俯首屈从之意，指侍奉皇上的大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为臣之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权大压主，不要引起君主的怀疑和恐惧，否则就自身难保了。为臣之道，不仅要忠心事主，更要有所建树，有所作为。为臣之道，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智慧，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大臣，尤其是权臣，也就是指对君主的权力或储君的权力具有威胁的人，当他们受到怀疑或处于不安定状态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思考的呢？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纵观历史，不外乎三种选择：一曰“事”（忠心侍奉），二曰“去”（离开政治旋涡中心），三曰“行大事”（谋取国家大宝）。至于三种行为的结局，就只能留待历史去评说了。
对于同姓江山，那些不安分的藩王们莫不想染指。于是，地方上的割据藩王们同室操戈，举兵问鼎帝王之位。但由于他们兴的是不义之师，行的是不端之事，因而不得人心，最终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举动不过是黄粱一梦。
吴王刘濞：起兵叛乱的诸侯王
刘濞(公元前215—前154年)，西汉诸侯王，刘邦的侄子。封吴王。他积极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汉景帝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刘濞以诛晁错为名，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
大封同姓王埋隐患
西汉初年，百姓休养生息，生活趋于安定，鸡鸣犬吠之声时闻于村野。然而，在这安乐祥和的景象背后，又一场梦魇般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起大汉王朝。然而新王朝所面临的是被数年战争破坏殆尽、近乎瘫痪的社会经济。大批农民四处流亡，政府亦财政吃紧，举步维艰。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称：“汉初，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所以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致力于农业生产，对农民实行轻徭役、薄赋敛的政策。同时，为了巩固刘氏王朝的政权，刘邦又着手解决了像韩信这样的异姓诸侯问题，广封同姓王，以便强宗固本。
休养生息的政策作为西汉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在刘邦之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执政时亦得到广泛推行。同时各诸侯国也贯彻执行，并纷纷招揽人才，发展本国的经济，致使各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欲望也不断膨胀，给汉王朝政局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到了文帝三年(公元前176年)，济北王兴居起兵谋反；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面对这种局势，汉初政治家贾谊曾上书文帝《治安策》，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比喻为一个人生了病，腿肿得像腰一般粗，脚趾肿得像腿一样粗，如果不尽快医治，必定是很危险的。因此，他给文帝开了个药方，即“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着手把一些诸侯国分小，以削弱其势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诸侯的势力，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同地方诸侯的关系，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各诸侯国的政治野心，使中央同诸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这犹如烈日下的一堆干柴，一点即燃，诸侯发难已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诸侯各国中，经济发展最迅速、实力最为强劲的当属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刘仲之子。当年，惯于游手好闲的刘邦鬼混于街头巷尾，衣食不免时常依求于二哥刘仲。刘邦称帝建国后，不忘乃兄，封刘仲为代王。同年，北方少数民族攻打代地，没有多少才能的刘仲无法抵御，不得不弃代南逃，来到洛阳。念于手足之情，刘邦不忍加以军法处置，就将刘仲由代王降为合阳侯，并封其子刘濞为沛侯。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黥布谋反，刘邦亲征。这年刘濞20岁，以骑将身份随从刘邦东破黥布军。战乱中，荆王刘贾为黥布所杀。当时，吴、会稽一带的人性情粗犷、剽悍，刘贾膝下无子，而刘邦诸子尚年幼，若无一位得力之人去镇抚他们，恐其闹事，于是就封身强力壮的刘濞为吴王，统辖吴郡53个城。等刘濞拜任后，高祖又召见他，细观其貌，不觉有悔意，暗自揣度：“刘濞有反相。”但已拜任，又无法收回成命，便抚其后背，语重心长地说：“汉朝后五十年，东南可能发生叛乱，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为一家，你切要谨记，勿思谋反！”刘濞被委以重任，自是感激涕零，此时怎敢有不臣之心？忙叩头连称：“不敢，不敢。”
“我家大王其实并无大病”
刘濞执掌吴国大权以后，积极响应汉政府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招揽人才，致力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吴国地处东南，土地肥沃，又东临大海，境内的章郡即山盛产铜，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吴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条件。吴王广招天下流亡之人，即山采铜铸币，又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盐业，煮海水提取盐巴。这为吴国提供了可靠而丰厚的财政收入。同时，吴王刘濞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免除吴国百姓的赋税；每逢节日，还亲自到所封地内慰问官员百姓，随时访查人才，对闾里也多有赏赐。因此，百姓生活安乐，一心向吴。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犯事之人，纷纷奔吴国而来，而吴王对此也不加以限制。这样，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吴国国力大增，民众上下一心，无不愿为吴王效力。吴国也渐渐在各诸侯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道“故吴，诸侯也，以即铸钱，富埒天子”，吴钱“布天下”。当时，汉政府除了封王之地，功臣所封百余人的侯地外，所管辖的三河、东郡、颍川、南阳几地，从江陵向西至巴蜀，北从云中到陇西，加上内史共十五个郡。所以，以吴国的经济实力足以抗衡中央所辖的十五郡。
伴随着吴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吴王刘濞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特别是在惠帝、吕后时期，政治上无为而治，刘濞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及至文帝时，吴王傲上之意已明显地表露出来。一次，吴王刘濞的世子入京拜见皇上，而后与皇太子饮酒博戏，相互发生争执，竟对皇太子十分不恭敬，于是皇太子将博局掷到吴世子脸上，两人打斗起来，吴世子因此被杀。吴王闻听儿子丧命京师，悲痛欲绝，暗自发誓，必为儿子报仇。他得知朝廷派人将世子尸首送归吴国，着其就地安葬，便愤怒地说：“天下一家，我儿死在长安就理应葬在长安，何必要送回来呢？”遂派人将世子尸骨又送回长安下葬。吴世子之事激化了吴王同中央的矛盾，不臣之心随之萌发。自此，吴王刘濞声称有病在身，不再上朝。
长安城里自然明白吴王“病”在何处，于是每逢吴国派来使臣朝见时，就扣押起来，严厉追问吴王的情况。吴王为此亦渐渐担心起来，恐因此招来大祸，所以加快商议对策。到秋请时，皇上又责问吴国的使臣，使臣对曰：“我家大王其实并无大病，只因陛下屡次诘问派来的使臣，恐无言以对，所以推说身体不爽。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大王从开始诈称有病，到今天醒悟，被陛下责问日益急迫，更加闭门不出，唯恐陛下怪罪下来，被诛杀，可又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如今，我家大王只期盼陛下能捐弃前嫌，和好如初。”文帝遂将此事了结，放还吴国全部的使臣，并赐吴王几杖，以示其老，可以不朝见皇上。吴王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有了着落，谋划造反之事也暂且有所放松。
联合诸王，密谋起事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楚王刘戊朝见皇上，晁错借机上谏景帝，以楚王为薄太后服丧期间，曾有私奸行为，请以此为由将其诛杀。景帝虽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但没有杀楚王刘戊，只是下诏赦免其死罪，将其所辖三郡中的薛和东海两郡削去。在此前两年，赵王刘遂有罪，朝廷借机削去其常山郡，又以胶西王刘印私卖爵位、有奸情之事，削其六县。三王遭削，这无疑向各诸侯表明：朝廷已正式采纳晁错的建议，着手进行削藩。
削藩的紧锣密鼓使刘濞的叛逆之心更加坚定，特别是楚王、胶西王、赵王的遭遇，促使他破釜沉舟、铤而走险……
当朝廷商议如何削吴时，吴王亦加紧谋划怎样举事。刘濞遍思各诸侯能与他同谋共事的，唯有胶西王刘印和楚王刘戊。他谙熟胶西王的性情：喜好兵法，鲁莽好战，诸侯亦皆畏惮他。近来又被朝廷所责，削去六县，心中必愤愤不平，或许可共谋大事。他遂派极富口才的中大夫应高前往联通刘印。
应高出使胶西，为加强事情的保密性，未带任何文书信符。他对胶西王说：“吴王虽然不才，却有夙夜之忧，不便亲自到外边来，所以派卑臣来向您陈述他的忧虑之心。”胶西王刘印因被削去六县，心中正闷闷不乐，更担心将来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今见吴王派人来，甚为高兴，急问应高吴王对抵制削藩有何高见。应高不急不躁、镇定地说：“当今皇上任用奸佞之人，听信谗言，篡改祖宗的法律，侵削诸侯封地，对诸侯各王越来越刻薄，惩罚日益加重。俗话道‘括糠及米’。吴王和胶西王都是名声在外的人，一旦被查处，恐怕就不能再得安宁，更难以无拘无束、自行其事，也只能看别人眼色、低首做人了。吴王身体有病，不能上朝请安已有二十余年，常担心被皇上猜疑降罪，无法向皇上辩白，处处谨慎小心，时时提心吊胆，颤颤栗栗，唯恐皇上怪罪下来，祸患临头。吴王听说大王因封爵之事被削去六县，心中甚为不平。即使您有不周之处，也不至于以削地作为惩戒啊。现在仅为此类琐事，朝廷就大动干戈，谁知将来诸侯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说罢，应高紧锁双眉，连连摇头，叹声不息。刘印亦忧心忡忡，沉思良久不语。“如若朝廷果真别有用心，先生您有何高见呢？”应高瞅得胶西王已经动心，便试探道：“人常言：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如今，吴王自与大王同忧同利，诚愿大王能顺应天意，抓住机遇，不惜生命为天下剪除祸害，匡扶正义，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刘印顿然明白了吴王的用意，惊骇地说：“寡人怎敢如此？皇上虽急于苛责诸侯，可是生死本来由命，安敢不事皇上？”应高对刘印的失色不予理睬，仍沉着地说：“如今御史大夫晁错把持朝政，迷惑天子，侵夺诸侯之地，掩蔽忠良，堵塞贤臣，朝廷上下无不嫉恨他，诸侯亦皆有讨逆之心，只是不便言明。今人事至极，彗星出现，蝗虫乱飞，天象亦有昭示。这是万世不遇之机，当是圣人兴起之日。吴王时时期盼着能够诛除晁错，追随大王左右，翱翔于天下。如若大王能竖旗举事，必能所向者降，所指者下，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大王只需承诺一言，吴王便率部众攻掠函谷关，取荥阳敖仓之粟，拒汉兵，修治寓舍，恭候大王。大王若有幸临之，那么天下可定。而后大王可与吴王分治天下，共享天年。”刘印闻此言，心中不觉大喜，欣然接受了吴王的建议。
应高就此秘密返回吴国，向吴王具实禀报。因事关重大，吴王仍不放心，又亲自秘访胶西，会晤刘印，当面与他定下密约。胶西国内群臣听说大王要举事，遂进谏道：“大王对此应三思而行。顺承皇上一帝，可享天下太平。如果现在同吴王一起谋反，即使事成，而两主并行，祸患必由此而生。更何况两国辖地加起来不足汉朝的十分之二。更不用说这一定为太后带来危险。因此与吴王约合起兵，非长远之计。”但刘印置若罔闻，派使者前往齐、菑川、胶东、济南约合其他诸侯国，密谋举事。
早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于是将齐地分为六国，分归于齐王将闾、济北王志、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印、济南王辟光。因此，胶西王与他们是同辈兄弟，齐、菑川、胶东、济南四国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刘印，约定共同举事。除此之外，参与谋反的还有赵王刘遂。刘遂是刘邦之子刘友的儿子。刘友被吕太后幽禁而死，文帝即位后，便立其子遂为赵王。景帝时，刘遂因对朝廷削其常山郡而怀恨在心，常思如何出此恶气，所以，吴王谋反时，刘遂趁机起兵。赵相建德、内史王悍闻听此事，苦苦相劝，刘遂非但不听，竟将二人诛杀，随后发兵坚守西部边界，等候吴楚之兵，一起进攻关中。同时，又派人去联络匈奴，匈奴亦应允。
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起兵叛乱
再说“七国之乱”的另一领导人物楚王刘戊，他是高祖刘邦的四弟刘交之孙。刘邦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早逝；次兄刘仲，乃刘濞之父；老三即高祖刘邦。刘交不同于诸位兄长，自幼喜好读书，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业于丘伯，学习《诗》。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刘邦即位后，对他甚是重用。废除楚王韩信后，将其地分为二国，刘交为楚王，统薛、东海、彭城三郡共三十六个县。因长子辟非早夭无子，刘交死后，便以颇有才华的儿子郢客为嗣，郢客即楚王位四年，病逝，其子刘戊继位。因为文帝特别尊崇叔父，故刘交之子爵位颇高。景帝时，也因宗室之故，亦封刘交五子为侯。因此，楚国在汉王朝中颇具特殊地位。楚王刘戊，毫无乃祖乃父的儒家之风，生性淫暴，倚恃自家在汉王朝的特殊地位，骄横之性日益滋生，毫无拘敛。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刘戊纵情声色，放荡不羁，为此，被削去东海和薛两郡，仅剩彭城一郡。自此他对朝廷大为不满，在吴王欲举事之初，便积极参与，与之达成协议。至此，吴王的羽翼丰满，于是颁令国中：“寡人虽年已六旬，仍亲自出马为将；少子年十四，亦入伍为卒。国内年长同寡人者，年少同小儿者都应在征兵之内。”由于吴王三十余年的勤政建设，深得民心，诏令一出，民众踊跃报名，迅速征集二十万大军。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甲子日，吴王刘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誓师起兵。胶西王印、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亦诛杀当地汉政府官员，举兵响应。霎时，西起淮水，东到大海的广大东南地区易帜举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共同发兵叛乱，并派使臣下书昭示各诸侯：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已故长沙王子：有幸赐教寡人。因汉有贼臣晁错，无功于天下，侵夺诸侯封地，派吏弹劾严讯治罪于诸王，因而不忍其欺辱。又不以诸侯人君礼对待刘氏骨肉，弃绝先帝功臣不用，进任奸宄，扇动天下，意欲危害社稷。陛下身体多病，不能省察实情。今欲举兵诛讨逆臣，谨听诸位教诲。敝国虽然狭窄，地方有三千里；人虽少，但精兵可有五十万。寡人与南越有三十余年的交往，其君王亦不辞寡人之请，分兵以随寡人，又得三十余万兵。寡人虽不才，愿以身随从诸王。长沙以北，西向蜀及汉中，由长沙王子负责攻守；越、楚王、淮南三王和寡人共同向西进发；齐地诸王和越王严守河间、河内，而后入临晋关(蒲津关)，可与寡人相会洛阳；燕王、赵王本与胡人有约，燕王北定代和云中，率胡兵入萧关(陇山关)，直奔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祖之庙。愿诸王勉励。楚元王之子、淮南三王有的得不到沐洗十余年了，怨恨入骨髓，很久以来就想出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