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记载，（汉阳兵工厂）筹办之初，盛宣怀（杏荪）介绍了一位名叫华德伍尔滋的外国人给张之洞，说这位是英国的兵工专家。华德伍尔滋到汉阳之后，见了张之洞便夸夸其谈一番。张之洞大为高兴，安排其在宾馆里住下，待以优厚礼遇。过两天，张之洞叫人传见华氏，戈什哈（清代高级官员的侍卫官）回来禀告：那西洋人，昨天被辜师爷打发回上海去了。张之洞大为吃惊，急传辜鸿铭来问。辜鸿铭一到便说：“盛宫保荐来办兵工厂的华德伍尔滋，和我叙起来，算是我的同校后辈，比我低了五六年级。同时学商科的，现在上海开设洋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渔利的商人，根本不懂兵工，因此，我就打发他走了。”还未容张之洞说话，他不慌不忙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洋信封，取出一封信说：“我这里有个威廉福克斯，是我的同学，这才是真正研究兵工学的，现任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我国不办兵工厂则已，要办的话，就要找这样的专家，绝不能含糊，一见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就以为是专家。盛宫保办洋务，只是利用洋人做招牌，不管阿猫阿狗，拿来做幌子做招牌，吓唬朝廷夸示新政的。”能够找到世界一流的兵工厂的专家真是大喜过望，张之洞听了他的话，但请他函邀威廉福克斯来华协助建兵工厂。
威廉福克斯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戚，学生时代便与辜鸿铭交往颇深，得函后便前来中国，规划筹办兵工厂，但约明以半年为限。张之洞尊重他的意见，一切照允。福克斯到武昌后，张之洞设盛宴洗尘。洋人素尚豪饮，张之洞酒量也大，辜鸿铭恭陪末座，尽情酬酢，旧雨新知，相见恨晚，不消一会儿，威廉福克斯便醉态可掬，信口纵谈，把克虏伯兵工厂的机密通盘泄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一一记录了下来。不久，英国《泰晤士报》忽然将此机密登了出来，福克斯大为惊恐，手足无措，找到辜鸿铭，自悔酒后失言，给记者听去捅了出来。辜鸿铭含笑安慰他，拿出柏林的电报给他看，原来辜鸿铭早已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邀请了他夫人和子女，即日首途东来，并告诉他，督署早已在黄土浦为他建造了豪华巨宅，威廉福克斯感激不尽，遂接受了总办之任，悉心为汉阳兵工厂筹划了。
在协助张之洞办理洋务之余，辜鸿铭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使命。
经过多年对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的研读，辜鸿铭秉承义父布朗和老师卡莱尔的教诲，并承载着大儒沈曾植等前辈的寄望，开始了对中国学的系统着述。
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多种关于中国的撰述，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偏颇或者是错误之处，辜鸿铭针对此种现象，翻译了儒家的经典着作，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向西方展示出来。他由于精通西方文化，创造性地运用西哲的经典着作的内容来诠释儒家经典，使西方读者相对容易就理解了中国的文化精髓。同时，这样将西哲与儒家对举，也让西方学者明白儒家在中国文化之地位与西哲在西方之地位的等同，这也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了尊重、崇敬之感。他陆续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文化经典着作。这些翻译着作在西方、日本等地影响十分深远。这是世界上中国学研究领域里的一次革命性事件。从此，辜鸿铭翻译的中国经典，成为了世界中国学研究绕不过的经典。
同时，辜鸿铭也将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向外国介绍。
以上的工作意义深远。这些工作，就中国来说，这是身处列强压迫之下，真正对西方的有分量的文化交流，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比较研究的开始。
这期间的中国，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从器物层面的认识，深入到了制度文化的层面，社会上逐渐有了学习西方宪政民主的思潮，乃至产生了涉及具体变法的维新运动。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次天翻地覆的认识，因为至此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帝制第一次面临了挑战，人们也找到了一条真正能摆脱旧制度桎梏，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
而深受卡莱尔等导师影响的辜鸿铭，见国人一味向西方学习，他不由得陷入了担忧。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辜鸿铭，成长于欧洲，他深知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给世界带来的伦理冲击或者说破坏，深知西方资本输出对他国的掠夺带来的世界灾难……所以，他对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切忧心忡忡。他生怕中国也堕入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从而给世界带来灾难，并导致中国文化彻底没落。同时，从他个人的秉性来讲，他见到国人对西方人唯命是从，对自己的老祖宗却少了尊重，这种面对世界的信心丧失，估计就是他异常愤怒的原因所在。也因为此，辜鸿铭在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活动中，与世人互为扞格，显得极为寥落。
清末的中国，屡屡被迫在西方的武力和强权下低头，赔款、割地、转让海关权益等等。作为中国人的辜鸿铭自是不甘，他多次站在中国的立场，在西方的报纸上发表揭露列强真面目的文章，分析批评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乃至一些具体事件的原委，让西方人明白，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场不正义的战争或者贸易。这些文章在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曾让西方某些有识之士有所触动，对西方对中国的一些政策的改变有一些细微的影响。辜鸿铭发表的这些文章涉及中日甲午战争、教会与民众冲突事件、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事件。他从一个文人的角度出发，付出了为祖国崛起而应付出的努力。甚至他还投入到了争取国家利益的具体的活动中，比如八国联军进犯中国之后，他参与了一些《辛丑条约》的外围谈判工作，他从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力使中国避免了可能遭受到的更多的耻辱。而克林德碑的毁除，则更是辜鸿铭一手大力促成。
当然，针对国内政治上的腐败、社会上出现的乱象，他也予以无情的批评，甚至是痛心疾首的开骂。
影响世界
1909年，张之洞去世。辜鸿铭悲痛万分。与张之洞共事二十多年，辜鸿铭深知他为中国的复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十分敬重张之洞，深深为他的离去惋惜。为纪念张之洞，他撰写了《清流传》（英文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1910年，辜鸿铭被清政府赐予“文科进士”称号。但他已感到此时的大势已非以往，国内此起彼伏的抗争，时刻敲打着他那固执而敏感的心。他已预感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自己不希望看到的方向。
辜鸿铭的预感很快变成了现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以意想不到的顺利取得了胜利。这可谓大势所趋，时势所然，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并不是辜鸿铭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所能阻挡或者推迟的。
如果说，在清朝还存在时期，辜鸿铭毕竟深谙西方文化，与当时的朝廷保守派如徐桐之流盲目抵制西方文化还有所区别的话，那么历史发展到辛亥革命后，辜鸿铭与至此之后的保守主义者则日益靠近。
辛亥革命爆发时，辜鸿铭正任职于中国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之教务长。他因为担心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混乱中，因此十分仇视革命的成功，遂公开发表文章反对革命。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学堂学生们的不满。一次，辜鸿铭在学堂被学生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孤傲而孑立的辜鸿铭面对此情此景，硬起脖子说：“言论有自由，你们听不惯我的话，我辞职就是！”
失去教职的辜鸿铭，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多以着述维持生活。他不再参与遗留下来的末代皇帝的小朝廷的事务，也不参与民国（用辜鸿铭的话来说，是“你们民国”）的政治事务。就是溥仪皇帝下诏让他们这些老臣剪去辫子，他也置之不理，顽固地留着小辫，以一个清朝遗民的姿态，与“你们民国”对抗。
也就在此时，辜鸿铭在西方的声誉却达到了巅峰。他的着作广为传播，受到西方民众的喜爱，甚至有些着述成了一些大学教科书。1913年，他甚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由此可见他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此后，为了生计，他给五国银行团做起了翻译。不过没干多久，当他了解到五国银行团是贷款给袁世凯，以支持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他立刻辞去了翻译职位。辜鸿铭一向不喜欢袁世凯，辛亥革命之后，更是将袁世凯视为背叛清朝的小人。现在得知自己竟然间接为袁世凯夺取个人利益而效劳，当然不能接受。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一战的惨况，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的大工业生产带来的竟然是西方国家集体的丧心病狂。这是为什么？欧洲的不少有识之士，普遍思考这个问题。这时，辜鸿铭出来了，仿佛他正担心的坏结果果然出现了。他对一战的起因、发展和结局都作了全面的评述。他的这些声音，正是欧洲有识之士期待的解答。一时间，辜鸿铭又一次掀起了他在世界上的影响潮流。
晚年的教授生涯
1916年，蔡元培从欧洲游学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肩负起改革北京大学的重任。他在欧洲留学时，就见识了辜鸿铭在欧洲的影响。他也知道，在当时真正算得上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也就是辜鸿铭了。所以他执掌北大后，就诚恳聘请辜鸿铭为文学教授。
辜鸿铭接受聘请，开始了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不过，虽然他教授的课程是西洋文学，但是他上课的内容却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扯上关系。
据他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弥尔顿的一首长诗《Lycidas》（《利西达斯》）。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弥尔顿吊唁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但是辜鸿铭的这种独创的教学办法却很有效果，罗家伦等一帮学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对西方文学和英语学习日益精进，教学效果很好。
辜鸿铭这样将讲堂当作自己宣扬中国文化的平台的好日子可惜不长。1917年，随着陈独秀、胡适的陆续入驻北大，他们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大量鼓吹向西方学习。新文化运动引起了辜鸿铭的深度忧虑和强烈反感，他对胡适这样年纪轻轻从西洋回来的人也非常不喜欢。他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直接刁难胡适这样留洋归来的博士。因为他认为，胡适他们都只是学到了西方文化的皮毛，根本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危机，现今回国后，竟然大谈特谈西洋文明，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当然，辜鸿铭反对中国大肆引进西洋文明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内心轻视胡适他们而带来的态度。从他听从马建忠的劝告回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这种态度直至他离世，都从没有改变过。
中国历史的进展愈益与辜鸿铭的期望相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时局，辜鸿铭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
其后，因为五四运动，蔡元培被迫离开北大。辜鸿铭也随即向北大递交了辞呈。
辜鸿铭从此步入他的晚年阶段。他的晚年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邀去日本讲学。不过在辜鸿铭看来，就保留东方文化意义上来说，日本比起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日益恶化，他连去日本讲学的机会也日渐少了。一向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辜鸿铭，就这样一步步丧失自己的文化宣讲阵地。中国正在以人们料想不到的速度衍变，不说辜鸿铭这样的保守派，就是胡适他们，也觉察到了“中华民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重重危机。
可是，辜鸿铭仍然不改他宣扬中国文化的热情。这天，病中的辜鸿铭又在向前来求学的人们，讲解着他倾注一生精力的中国儒家经典。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回光返照，这天的讲学，辜鸿铭竟然精力出奇的充沛，儒家文化的精髓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口中娓娓道出。半天时间不知不觉就飞逝而去。
在学子们离开后，辜鸿铭躺在病榻上，环顾身边的儒家经典典籍，回想起自己一生的追求与坚持，他想起了父亲让他记住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个中国人的嘱咐，想起了义父布朗鼓励和教诲自己要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重任。一向倔强的他，忽然觉得，他好想和他们谈谈，好想和他们倾诉倾诉自己这后半生的历程。父亲温和的脸庞、义父布朗的微笑，似乎触手可及，辜鸿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他不由得起身向他们走去。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离开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享年七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