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小孩与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兄弟姐妹之间永远充满了关爱，这一点我怎么想也不明白。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曾怨恨过他们，而且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疏远源于儿时的心理，有的至今仍未消除。尽管有些人对他的弟妹们确实照顾得很周到，但他们的心里仍然存在着早在儿时就已产生了的怨恨和敌意。兄长打骂他的弟妹、抢夺他们的玩具，年幼的只有忍气吞声、对其兄长充满了畏惧和忌妒。后来这些年幼的小孩首次为“获得自由”而引发的斗争或对自己不公平的境遇所进行的反抗，也都是针对他们的兄姐而进行的。每当孩子们争吵扭打的时候，父母们总是对此抱怨不停，却找不出其中的原因。我们无法要求一个小孩的性格达到成人具有的成熟水平。小孩绝对是利己主义的，当他产生了一个愿望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去实现它。一旦出现了竞争对手（也可能是别的小孩，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更是竭尽所能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我们并没有因此称他们为坏孩子，我们只会说他们调皮、捣蛋。毕竟他们的年纪太小，无法通过判断来辨识其行为的对错，也无需为他们的过失负什么法律责任。当他们长到了所谓的“童年期”时，他们幼小的心灵开始萌发了道德观念和助人为乐的意识。如果用梅涅特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续发自我”的产生，从而压制了“原发自我”。当然，这种道德观念的发展并不是在所有方面同时进行的，童年时期中的非道德期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通常把道德观念的失败发展叫做“退化”，其实这只是一种“迟滞现象”。“续发自我”的产生，使“原发自我”渐渐被掩盖。但在癔病患者发作的时候，我们仍能或多或少地发现“原发自我”的迹象。我们发现：在“癔病个性”与“顽童”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而那些强迫性心理病患者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原发自我”过于明显，而使得“道德观念得到了过分的发展”。
许多人与他们的兄弟姐妹相处得非常和睦，而且对他们的死亡感到悲恸欲绝。可在他们的梦里仍能发现儿时潜意识里的敌意，直到现在，它们仍然没有被完全消亡并仍会在梦中出现。
我几乎可以肯定，每个人都曾梦到过有关兄弟姐妹死亡的梦，并且能找到那些潜在着的强烈的怨恨和敌意。这在女性患者身上（除了仅有的一个例外）都得到了证实。而那个例外，我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分析，就可以把它也作为一个证据。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女病人解释某件事情，我突然想到她的病也许会与这种情况有关。于是我就问她是否做过这样的梦。让我惊讶的是她的回答居然是否定的。但她说她4岁的时候做过一个与此显然无关的梦（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后来这个梦又反复出现了好几次：“一大群小孩在草原上做游戏，其中包括她的表兄和表姐。突然间，他们全都长出了翅膀飞走了，并且再也没有回来。”她本人并不了解这个梦的意思，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梦确实是表示所有的小孩都死亡的梦，只不过它没有受到“审查作用”的很大影响，而以一种原始形式表现出来了。我可以作一个大胆的推断：这个女病人小时候和别的小孩在一起生活，而在这么多孩子里，曾有个孩子夭折了。而当时还不到4岁的梦者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小孩儿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她所得到的答案是：“他们的身上会长出小翅膀，然后就会变成了小天使。”经过这个推断，梦中的那些兄、姐们就长出了翅膀，像天使那样——飞走了（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梦者本人——天使的制造者却留了下来，其余的全部都飞走了。一群小孩在草原上玩游戏，突然……飞走了，这好像是在说蝴蝶——由此看来，小孩的联想就和古人对灵魂都有蝴蝶般的翅膀的联想一样。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就算是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敌视态度，但小孩子怎会坏到像你所说的那种程度？难道小孩子会希望他的对手和比他强大的伙伴全部死去吗？难道小孩子对所有罪恶的惩罚只有置于死地这惟一的方法吗？”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小孩对死亡的理解并不像成人所理解的那样。小孩并不理解尸体、腐烂、阴森的墓穴、恒久的虚无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恐怖印象，所有这些对一个大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小孩根本不能理解令人恐怖的死亡，他甚至和他的伙伴开玩笑：“如果你再那样做的话，就会像弗朗西斯一样死去。”但假如一个母亲听到这样的话，她肯定会大为震惊，因为在她看来，有很多孩子会早早夭折。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这个孩子对妈妈说：“我亲爱的妈妈，我是多么得爱你！如果你死了，我要把你做成标本放在房间里，那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你了。”从上面的几个日常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小孩对死亡的认知和我们成人的多么千差万别。另外，对一个没有见过临死前痛苦场面的小孩来说，“死亡”就是“离开”的象征，而“离开”则意味着“不再打扰那些活着的人们”。但小孩不明白这种“离开”是怎样形成的，是因为距离上的远近，还是由于相互关系的疏远，抑或是死亡。有一位对精神分析稍有研究的父亲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是否能区分“死亡”和“离开”这两个概念。他的女儿4岁了，而且极为聪慧。有一次，小女孩在吃饭时捣乱，当看到一个住在她家里的女佣人在瞪着她时，她就对她的父亲说：“让那个约斯芬赶快死去。”她的父亲平和地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她死呢？让她离开不是更好吗？”这个小女孩答道：“不行！她离开之后还会再回来的。”从儿童的利己主义来看，他们把任何一个细小的干涉都视为不可宽恕的罪过，因此在他们的法典里只有一种刑罚——死。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小孩在很小的时候，他的保姆被解雇了，过了不久他的母亲又去世了。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这个小孩的记忆里将叠加成一个单独的事件，而且小孩对某个离开的人并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思念。这一点经常使某些不了解内情的母亲为之伤心不已。比如说，有个母亲外出旅行了好几天，当她回来后听到佣人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孩子从未问起你”。但是如果母亲真的去世了，永远不会回来了，起初时孩子们似乎忘记了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逐渐回忆起去世的母亲并为她哀悼。
所以，当一个小孩希望别的小孩离开时，他就难免会用死亡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愿望。从那些包含着死亡愿望的梦里所表达出来的心理反应可以证明，尽管梦中的内容有多大的差异，但梦中儿童所表达的愿望和成人的愿望却是相同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小孩梦见他的兄弟姐妹死亡是因为他们的利己主义，他把他的兄弟姐妹看成了竞争对手，从而引起了潜意识里的怨恨和敌意。但是，对于父母死亡这样的梦又该怎样来解释呢？父母生我、养我、爱我，即便是从利己主义出发，也不该有这种期待父母死亡的愿望吧！
我们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来解释这个问题：大多数类似的梦中，梦者都梦见了与他同性的亲人之死。也就是说，男人梦到了父亲之死，女人则梦到了母亲之死。当然，我以为这并不是绝对，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从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出发，对此进行解释。一般情况下，根据童年时“性”的选择规律，男孩视其父亲为情敌，女孩则视母亲为情敌。因此，只有在除去情敌的条件下，梦者才会如愿以偿。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以上的说法是奇谈怪论，但我想大家还是先对父母与儿童的关系作一番思考。在考虑这层关系之前，我们要把传统的行为标准以及世俗的孝道所要求的父子关系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父子关系区分开，这样我们才会发现父母和儿童之间常常隐含着敌意。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为那些无法通过“审查制度”的愿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看父子之间的关系。在古代的家庭里，父亲越是暴虐，儿子就越敌视他的父亲，内心里急切地盼望他的父亲尽快死去，从而可以继承父亲的大权。在那些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往往不让孩子作自主的选择甚至违背孩子的意愿，使父子之间的敌视态度日益增加。医生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儿子在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尽管悲痛欲绝，但有时仍会流露出因此而得到自由的满意神色。一般情况下，现代家庭中的父亲仍牢牢地握着父权不放，因此著名的诗人易卜生会在他的戏剧中充分体现这种历史悠久的冲突。
当女儿长大成人并希望获得性自由的时候，她却发现母亲总在身边监视着自己，于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就形成了冲突和敌对；另一方面，母亲面前的女儿已是亭亭玉立了，这也引起了母亲为自己失去的青春而感伤。
以上的事实都是我们耳闻目睹的。但对那些推崇孝道的人们来说，这种亲人死亡的梦是无法解释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依据上述的探讨去探索童年早期的有关死亡愿望的来源问题。
对心理病症所进行的分析，无疑证实了我上面的观点。分析的结果表示：小孩最原始的“性愿望”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女孩最早的情感对象是她们的父亲，而男孩的对象则是他们的母亲。因此对男孩来说，父亲就变成了他所嫉恨的情敌。同样，女孩也是如此。就像上述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敌意一样，小孩的内心把这种情感寄寓到“死亡的愿望”里。当然为人父母者也有同样的“性选择”。一般情况下，父亲疼爱女儿，而母亲则疼爱儿子。这种规律并不能使判断力受到任何改变，每个父母还是严格教育子女的。而小孩本身也能注意到这种偏爱，于是就反抗不那么疼爱他的一方。小孩并不仅仅满足于他的某个特殊愿望能够得以实现，而且还希望父母们爱听他所说的话。纵容他的各种意愿。简而言之，小孩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自身的“性本能”，而父母的一些做法更加强了他的这种倾向。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位经历过不同精神状态的年轻女子。起初，她的疾病处于一种极为混乱的激动状态，并且对她的母亲表现出极大的厌恶感。她的母亲一走近她，她就又哭又闹。但相反的是，她对仅比她大两岁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神志清醒的状态，但此时她极其冷漠，而且睡眠也不安稳。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她进行了治疗并且分析了她的梦。她所做的很多梦都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母亲死亡的梦：有时她梦到自己去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有时又梦到她和姐姐穿着丧服一起坐在桌旁。这些梦的意思都很明显。当她的疾病开始好转的时候，她又会表现出癔病性惊恐。在这种情况下，她非常担心她的母亲，深怕她发生什么意外。不管她在什么地方都要急忙回家，好让自己相信母亲还活着。这个特殊的病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经验使我深受启发：精神系统对同一刺激观念会作出不同方式的反应，就好像用不同的语言来翻译同一句话。我认为在混乱的状态中，那些平时受到抑制的原本精神系统推翻了续发精神系统，从而使她的潜意识里对母亲的敌意得到了一种强烈的运动性表现。当她处于清醒状态时，潜意识里的反叛就平息下去，此时的审查制度又得以重建。因此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那个希望母亲死亡的愿望了。如果正常状态可以继续巩固的话，她就会产生一种癔病性的逆反应和防御现象，这又会让她过度地担忧自己的母亲。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患有癔病的女子总会对母亲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情感了。
以我的经验来看，那些后来才患有心理病症的患者，在儿童时期父母在他们的心里占有主要的地位。在童年时期，他就深爱着双亲中的一方而怨恨另一方，从而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心理冲动。同时，这也是导致他们在日后患上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但我并不认为心理患者与正常人在这方面存在着差异——即我不认为这些患者能够自创出离奇的东西。比较客观的说法（通过对正常的孩童的观察，可以得到证实）是：在其对父母爱与恨这一方面，后来患上心理病的孩童对此表现得要比那些正常的孩子更为强烈、明显。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传闻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要想真正发现这些现象的普遍性、深刻性，只能通过对孩童心理的假设来实现。
对于这种亲人死亡的“典型的梦”，我打算作几点补充来表明它们对一般的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梦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性：一些潜伏的被抑制的愿望未经“审查作用”就会以原本的面貌出现在梦的内容里。这种情况的出现需具有两个前提。首先，我们的内心一定有某些潜藏着的愿望。对于这些愿望，我们非常有自信，它们是绝不会在梦中出现的。所以，这些潜藏的愿望就成功地逃过了“审查作用”的检验。就像所罗门法典一样，在它策划之初并没有想到把“弑父罪”加进去。其次，这种愿望能够以一种担忧亲人的形式，与日间的一些心灵残留物相互融汇，也使忧虑的感受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愿望出现在梦中。因此，日间引起的对亲人的关注就把梦中的这个愿望加以掩饰。如果有人非要认为梦纯粹是一种夜间的心灵活动，而对这种亲人死亡之梦另作一番解释的话，那他们的解释将更加简单，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不用再去探究原因了。
对这类梦与“焦虑梦”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这类梦里，潜藏的愿望可以避开“审查作用”而不经过一点改装，由此给人一种真实感而引发出痛苦、哀伤的情感出现在梦中。同样，“焦虑梦”也是受“审查作用”压制而产生的。与此相反的是，只有当源自身体的刺激引起较为真实的忧虑感时，“审查作用”才能得以恢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灵只能通过“审查作用”来进行梦的改装，并以此来避免忧虑和其他形式的痛苦情感的发生。
前面我们已提到了儿童心理的完全自我主义，现在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所有的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每个梦里我们都可以发现自我的存在，有时这个自我是经过改装后出现在梦中的。而且梦所实现的愿望也都是自我的愿望，从表面上看来是“助他”的一个梦，事实上却是“利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