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末期，正处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的前夕，加之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的鼓舞，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兰西人民和其他阶层的民主力量日益壮大。拿破仑第三，对外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对内诺言空许，画饼充饥，致使民情沸腾，怨声载道，其中新闻界尤为激进。连大资产阶级也露不满，认为拿破仑第三“昏聩无能”、“疏于朝政”，政府“软弱无力”，不懂发展经济，官宦是一群“庸碌之辈”，只知“中饱私囊”、“争权夺利”之徒，抱怨扶持本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张不及英王和英国政府。事实上，法国王朝及第二第三共和国当权者向海外扩张，征服殖民地，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并不比英国殖民者逊色。法国和英国在争夺殖民方面采取联合多于争斗，如东方战争，第二鸦片战争，1862年武装干涉墨西哥革命，英法瓜分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势力范围，1863年，迫使埔浦寨为保护国，1865残酷镇压越南起义，兼并下交趾，谋求占领越南全境，拼凑印支联邦，并以此染指中国的云贵。19世纪，仅在黑非洲就十数个国家沦为法国殖民地。时至今日，法国在原殖民地掌握经济命脉，并在非洲8个国家驻军达万人。乌干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就是英法对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必然恶果。原有殖民地还有一部分被永远吞并了，法属圭亚（圭亚那被英法荷三国瓜分了。法国的阿丽亚娜火箭发射地就在圭亚那）为海外省，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即法国进行核试验的地方）变为法国的海外领土。
一向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的凡尔纳，此时已不是身居斗室、面壁十年、苦读笔耕、孤军奋斗的无名文学青年，而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有资格做青年的导师，并且不再离群索居，而是交往频繁，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从而扩大了视野，受到外界、朋友和沸腾的法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凡此种种，也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如果说上阶段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和作者一样竭力逃避使他生厌的现实生活，到非洲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北极茫茫的冰雪世界，到地下的那种虚幻境界和漫游宇宙空间，而这一阶段的作品，尽管主人公也去南美雪峰、澳大利亚荒原、南太平洋孤岛，但他们的行动无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脉脉相联，他们或干预现实生活，或直接和间接参与现实斗争。
据多位传记作者的资料，凡尔纳不仅与出版商埃歇尔、气球继而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热情鼓动家和实践家纳德、航空学家朗德尔、当年伟大的海洋学家摩洛哥一世阿尔贝等人过从甚密，还结识了激进共和派新闻记者巴什卡·格鲁塞、著名地理学家埃利兹·莱克吕、为革命终身不嫁的路易莎·米歇，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取向各有不同在拥护共和上有一致观点的各路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浦·吉尔、莱奥·德布利、维克多·马塞、伊利亚等等，保持接触和联系。
凡尔纳1863年9月迁入奥泰区拉封丹街39号，居住条件伴随经济收入增加有很大改善。奥泰区位于巴黎近郊，是中产阶级和贵族集聚的地方。新居的独立住宅，虽然不大，也不算阔绰，倒也安适而静雅。接待故旧，迎送新知，十分便当。自然，奥诺丽娜更是笑逐颜开，她可以体面地招待她的至爱亲朋，排遣寂寞（因为凡尔纳的朋友来了，她难得插上话语），施展她招待客人的才华。这里补充一句，凡尔纳家并非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虽然这一个期间，他接待朋友多了一些，仍然积习不改，早起写作，白天在家或外出查找资料。接待客人，只限志同道合者，从本质上讲落落寡合依旧，孤高不群同前，只是程度的差别。
凡尔纳家的座上客，首推纳德。一俟纳德到来，未谋其面，先闻其声，风风火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次来访，他总有新主意、新设想、新举措，对飞行器那种痴迷的劲儿，令人敬佩。在老友之间，只要有他在场，就不可能保持那种从容不迫的促膝对坐，品茗谈心的宁静致远的氛围。这位浓眉虎眼、两撇八字胡两角高高翘起、宽大额头满布“五线谱”、齐耳短发蓬蓬松松的天才，依旧那么不修边幅，类似魏晋风度，一身质地上好的浅色休闲西装，随便扣上个扣眼，衣襟撩起，一只手插入裤兜里，另一只手肘部倚在随便什么物件上，西装蝴蝶结总是摆不正，一条洁白的丝手帕随意塞在上装小口袋里，像刚刚擤过鼻涕似的，没形没角。
纳德生性豪放，总是那么奋发向上、敢于创新，满腔热血，不仅有大胆设想，还有脚踏实地实现理想的执着劲头。他不能将他的主意和计划向朋友们娓娓道来，总是高谈阔论，像和什么人辩论似的。当他讲到动情处，来回走动，并佐以手势，甚至抬起腿来半坐在写字台上。此时，他双眼熠熠有光，面部绯红，神情专注，如此动情，仿佛他创造的飞行器，就在眼前。此时，凡尔纳家内外充溢着激情亢奋的气氛，一扫平日的肃缓沉闷氛围。他走起路来，跳跃式的大步，同行者要小跑才能跟上他。
出版商埃歇尔，凡尔纳的良师益友，难得抽暇屈尊来访。他一旦到来，奥诺丽娜则以贵宾礼遇接待。在她看来，凡尔纳一家的生活得到改善，全仰仗出版商的鼎力支持，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在作者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每次都是出版商主动提出修改合同，增加作者的收入。诚然，作家出身的出版商，能够体会到作家的艰辛，并且他为人正派、颇讲义气。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尽管埃歇尔不是悭吝人，也要靠作者发财致富。仅以《海底两万里》一书为例，作者分得7666法郎70生丁，而出版商净获64429法郎54生丁。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此外，航空学家朗德尔、作曲家阿列维，这些诤友，也不时造访。画家奥里，为凡尔纳的主要作品画插图，接触较为频繁。其他许多朋友，大多在“科学新闻俱乐部”会面，至于说到19世纪伟大海洋学者之一的摩洛哥一世阿尔贝，与凡尔纳相互倾慕已久，一见如故，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当然，陛下岂能屈驾临幸，每当阿尔贝来到巴黎，凡尔纳大多亲躬他在巴黎的行宫拜访。后来，凡尔纳乘“米歇尔3号”游览地中海沿岸的时候，阿尔贝在拉巴特以国宾规格欢迎他。这是后话。
凡尔纳新结交的朋友中间，有两位朋友当稍加介绍，他二人对于凡尔纳的创作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他们都从事创作，虽然职业不同，共同忘情地迷恋异国他乡，渴望旅行探险，都对未知事物怀有浓厚兴趣；其次，后来他们成为合作者；再次他们都渴望自由，同情被压迫民族。这一切使他们情投意合，有许多共同语言，虽然在理想实现的途径上还有差异。
莱克吕，著名地理学家，法国地理学会会员，1830年生于外省平民家庭，比凡尔纳小两岁。看上去，他身材高大，并不魁伟，高高的额头，长发掩耳，虽不足四旬，须发斑斑见白。身穿深咖啡色西装，规整挺括，配大蝴蝶结领带，显得庄重老成。他因出身贫寒，能体会到平民阶层的饥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年轻时曾求学德国，因为经济拮据，缺少川资，假期返法，常常徒步探亲。为了省鞋，总是打赤脚走路。他爱大自然一草一木，并且喜爱动物，领着一爱犬，每月包伙，和爱犬分食。可见，莱克吕虽然清贫，倒也能自得其乐。
前不久，莱克吕到过南美洲大陆，去过阿根廷苍凉高原、巴西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智利安第斯山脉的茫茫雪峰。当年南美大陆莽莽荒原，渺无人烟，自然界蔚为壮观的美景，使他陶醉。几股顶天立地的龙卷风分合交错扫过大地、洪水肆虐、暴风雨席卷一切、高山雪崩的自然伟力，让人心碎。他特别津津乐道的，是被西方称作“吃人生番”的“野蛮人”的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对不携带武装的外来人十分友好，以礼相待，敬为上宾。而那些掠夺他们的财产、强占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殖民主义者，他们则兵戎相见。他把见闻、思考、认识和见解包容在他的作品《地球和人类》、《人们和地球》之中。这两部作品，不只是出色的旅行见闻，而且是深刻的哲理思考和优美的散文诗。
莱克吕作为地理学家，以《世界地理》蜚声内外，当然还是旅行家。同时，追求自由，反对暴政，反对压迫是他的信仰。他与法国工人革命组织有密切联系，还是第一国际委员，参加设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部工作，见过马克思；后来参加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险遭不测。
莱克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也和伟大的发现、发明一样，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他天真认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本是一家，他们总有一天不分国籍、不分肤色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当然，这是一种空想。大概，凡尔纳是从莱克吕那里了解马克思的，他把马克思看成空想社会主义在1848年后的代表。凡尔纳逝世后出版的作品中首次提到马克思，仍坚持这种观点。
还有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叫格鲁塞。他黑头发，黑眼睛，中方短发，络腮须，两撇卧茧胡子，身穿橄榄色大礼服，下穿紧身裤，颇像一位当年的时髦日本商人。格鲁塞1844年出生，比凡尔纳小16岁，年龄的差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好朋友，结成忘年之交。格鲁塞才华横溢，年轻气盛，思维敏捷，文笔犀利。他属于激进派先锋，他的反暴政、反主权的文章，常登在各激进派报端。如果说，莱克吕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未来某一天的希望，一旦到了格鲁塞的笔下就变成了战斗檄文，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不是空待未来的远景，而是必须立即去夺取的现实。
格鲁塞也和凡尔纳、莱克吕一样，迷恋旅行探险，向往异国他乡海外风情，尝试冒险生活。大概，他没有想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作为公社委员，被第三共和国流放到南太平洋孤岛上度过那么长久的囚禁生活，要不是及时逃回，恐怕早已客死他乡，就不能成为凡尔纳的合作者。可惜，第三共和国宣布大赦后，格鲁塞回国，无所作为，后被选为巴黎十二区议员。用凡尔纳的话来说，格鲁塞是“才华横溢，思想模糊”。
从1865年至1874年，这十年间，儒勒·凡尔纳献出了一个新的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5—1867）、《海底两万里》（1867—1870）和《神秘岛》（1871—1874）。这一时期，法国和整个世界处于大变革和大动荡时期。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历经了国内民主力量日益壮大，自由运动空前高涨，普法战争和失败的耻辱、拿破仑封建王朝的覆灭、巴黎公社革命、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从世界范围看，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机械其中包括蒸汽机和电机的出现和完善，使得陆路和海上交通四通八达（当时飞行器尚处于试验阶段），业已进入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西方列强表现其特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大力向外扩张，加紧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财富，镇压民族起义，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有人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则往往是作者的理想、愿望、思想、品格、情趣、爱好的综合反映。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凡尔纳的新三部曲，就不仅是19世纪60—70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响，也是这个时期的凡尔纳的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三部曲从三个不同侧面来表现当时重大社会问题：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探索19世纪未知世界——海底以及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建立一个理想国；同时，表现凡尔纳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当然还有他喜爱的音乐和大洋，例如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澳洲“霍坦站”回荡的莫扎特的乐曲，可见一斑。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创作始于1865年，1867年问世。
苏格兰的富豪格里那凡爵士在乘他的豪华游船试航时，一位水手捕获一条鲨鱼，鱼腹中竟有一个香槟酒瓶子，瓶中竟有一件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写的求救信。信已损坏，读不成句，三种文字凑起来，只指出在南纬37°船失事。于是，这位苏格兰爵士组织一支探险队寻找格兰特的下落。探险队由格里那凡和他的新婚妻子、格兰特船长的儿子和女儿、船长和水手组成，乘邓肯号出发。开船时，一位叫巴加内尔的地理学家，因为上错船而与之同行。巴加内尔是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名字。探险队越过大西洋，登上南美大陆，历经了安第斯山的火山爆发、徒手斗饿狼等等，又横跨太平洋，到了新西兰及周围诸岛，又登上澳大利亚大陆，被俘脱逃，多次遇险，排除万难，遭遇不测，化险为夷，终于找到了格兰特。格兰特船长的名字是借用一位非洲探险家的名字，当然，也是苏格兰人。
这次环球救援旅行探险，经过许多国家和地方，各地动植物、地理地貌、自然灾害、自然伟力以及各风土民情的描写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地质地理资料。不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并非仅仅是一部地理小说、一部惊险小说，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小说。
格里那凡和他的同伙们要寻找的人，不单是一位遇难的船长，而是一位不受英国当局欢迎的苏格兰造反者，他反对英国统治苏格兰。格兰特和他先辈苏格兰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一样，到南太平洋的岛屿建立一个自由苏格兰移民区。当然，这也是作家凡尔纳正要寻找的理想国。欧文曾在海外试办一个不成功的移民区。其实，这样的理想国只存在于善良的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找到或做到的事情。
凡尔纳借小说主人公在各地寻找落难的格兰特之机，对西方列强对其他民族欺凌和奴役的行为大加挞伐。鉴于法国的严厉出刊检查和出版商的谨慎，作家以英国为例、抒发他内心的愤怒之情，书中写道：
“不列颠的政策，旨在消灭土著部落，把土著居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赶出去……”英国人的殖民地种族灭绝政策在澳大利亚尤为猖獗。英国把在本土的杀人越货的各重犯都流放到澳大利亚，像历史上十字军东征一样，他们在殖民当局纵容下，“像对待野兽一样，持械捕杀土著居民。”有一个叫詹姆士法学家公然声称，捕杀土人不算触犯刑律。悉尼有一家日报鼓噪说，应采取极端手段，把道波湖区的土人赶走，实质上是鼓动集体屠杀。
英国人在殖民化过程中，是极为野蛮和残忍的，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南非和印度的故伎重演。从1600年东印度公司创办以来，逐步征服印度过程中，尤其1857年镇压印度人民起义中杀戮印度人不少500万，1857年在孟买地区，制造血案，真是横尸遍野，十室九空。1795年，英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南非以后，在南非开普敦地区，原有百万果舍特人，迄今剩下不足万人，有些部落干脆从地球上消失了。
英国殖民主义者除了采用公开或隐秘的手段灭绝土著居民以外，更采用劝酒输烟的手段使澳大利亚土著养成酗酒的嗜好，使整个部族退化。英国人还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把成千上万吨鸦片倾销中国，以制造“东亚病夫”，进而统治中国，使之沦为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