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来了。风暴也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郭沫若也受到了震荡。
过去，他对北洋军阀政府还认识不清，现在，他终于看清了它的面目了。原来它是一个卖国政府，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中国要独立、要富强，首先不是什么振兴实业，而是首先要推倒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赶走侵略中国的列强，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重新创造。
他在想：“学医有什么用！我把有钱人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榨取穷人；我把穷人的病医好了，也只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受富人的剥削。学医有什么！有什么！像这样我宁肯饿死！”他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用文学去拯世道、救人心。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是使郭沫若走向新诗的第一步。1916年泰戈尔访日，日本的泰戈尔热达到白热化。沫若又继续读了他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和《加皮尔百吟》等诗集，深深被他那种清新的诗情所吸引，好像探得了生命的清泉一样。每天一下课，他便跑到幽暗的阅览室里，捧书面壁默诵，感受着诗美的欢悦，涅槃的快乐。
但是，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后，又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惠特曼那种雄浑、豪放、不拘一格的诗风，震撼着郭沫若的灵魂，这更合于郭沫若的性格。他个人的郁积，中华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也找到了一种喷火的方式。他心中的烈焰和溶岩，立时化为斑斓、灼热的诗的篇章。他歌颂旧世界的叛逆者，歌颂革命领袖：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就是他的《匪徒颂》。他诅咒旧世界，诅咒一切邪恶势力：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他歌颂地球，歌颂这位伟大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他眷恋祖国，他要为祖国燃烧自己，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唯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
他用文学的生命力去唤醒国人，以新诗的感召力为这个时代呐喊。他把这些诗搜集成册，以《女神》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序诗》中他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拨动了“五四”时代一代青年的心弦，开创了中国的新诗时代。郭沫若也因此成名。
1920年4月，郭沫若决心休学和成仿吾一起回上海创办纯文学杂志。经过3天海上航行，船进了黄浦江口，沫若那欢快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啊，祖国，你的儿子回来了！”
他看着那晴朗的清晨，看着那淡黄色的黄浦江水，看着那海鸥一样的白帆船，看着那两岸漾着青翠的柳波，他的诗潮澎湃了。几年来他所渴望的故乡，所苦想的“爱人”，终于见到了。他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首诗：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我倚着船栏远望，
平坦的大地就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没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扬，
人们如在梦中一样。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可是，当他愈朝前进，他眼中那幅美丽的风景画，渐渐改变了模样。嫩黄的水变得浑浊肮脏，煤烟、纸屑到处飞扬，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乞丐样的码头苦力，黄包车夫，还有那耀武扬威的高鼻子洋人成了一个大的垃圾箱。在街上，满眼的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都呈现着营养不良的烟火色。那些汽车、电车、黄包车，怎么看也好像似一些棺材。沫若的眼泪又不禁地流了出来。他写道：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他带着一种失望的心情，进入了上海。
1921年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朵鲜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1923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第二本和第三本诗集《星空》和《前茅》。由于中国革命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也逐渐摆脱消极影响，克服那种低回的情绪和虚无的幻影，看到了光明。
1924年，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傍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他感到，过去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未免太狭隘了。他说：“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他认识到现在是两个阶级血淋淋斗争着的时代，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推翻黑暗社会，才有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个性；也才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于是，他在文学上便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主张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在上海南京路上，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横残暴，激起了他无比愤怒。他曾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一个《五卅案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认为中国人若不想沦为亡国奴，非反对帝国主义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