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特别做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在全局考虑和有利于工作着想，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争权夺利的王明之流相比，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袖地位。
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从那时起，王明这棵赫赫有名的牡丹花，也开始凋零了。
二、培训千百万抗日干部
1、在抗大任教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就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成立。
开学典礼就在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这座旧庙堂就是“红大”校部。会场上，几张破旧的长条桌一摆就成了主席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
台下的第一期学员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愉快地从主席台上站起来，高声讲道：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大学，他自己兼任红军大学的政委。每当红大开展重大活动时，毛泽东总是亲自去参加指导，并给学员作报告或讲课。
为了讲好课，课前毛泽东经常作广泛的调查。晚上，他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邀集来自不同部队的干部学员聊天，了解情况。讲课时，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大家越听越爱听。
1936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穿一套红军军装，骑着马赶到红军大学，学员们已经集合好，准备听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他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独特的开场白把学员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天地。课堂里，除了毛泽东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其余的人都在静心听着，生怕丢掉一个字，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则拼命记笔记。
接着，毛泽东开始转入正题，他深入细致地讲述了战争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明显特点等。他总结说：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战争规律，不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校训。毛泽东分三次讲完了这一课题，学员们为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透彻的说理所折服。下课后，学员们还是不肯离去，围在毛泽东周围，提出许多问题，毛泽东耐心给大家讲解，直到深夜毛泽东才摸黑走山路回去。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题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为抗大的校训。
他的一些重要着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都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抗大第二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他说：“欢迎大家到抗大学习。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大学员中很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连年征战，很少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还有些人字都识不了几个，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讲课时，为了使学员们听得懂，常常深入浅出地讲述抽象的理论问题，他的课既幽默风趣，又生动活泼。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一次上课，一些人对“矛盾”这个词一下搞不懂。毛泽东就打个比方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演。毛泽东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毛泽东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接着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很多深奥的哲学道理，经毛泽东这样一说，就清楚明白了。
讲实践论，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才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讲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毛泽东说：“延安西北菜院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炒菜炒了三四十年，人家总愿意到那里去吃，因为他的菜炒得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呢？他开始也是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大家提意见。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今天你们叫他讲，他能讲出一大套道理，这就是由感性提高到理性，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上接见了抗大全校2000多名师生。
第三期学员这天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的讲话就从他们谈起。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泽东还针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教育方针，强调要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三者结合起来很关键啊！”毛泽东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毛泽东的分析，通俗易懂，给学员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十分爱护，同时也要求严格。1938年，毛泽东针对抗大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亲自给他们上思想修养课。
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的学生不愿爬，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说：爬山是作战的需要。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侵占华北的日军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毛泽东左手叉腰，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身体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能说成是什么主义。
还有的学生发牢骚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