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号这天，有三件事：
头一个，阿布力孜老爷子家，砸死了四十九只羊；塌了七间土房跟仨土炕。没出人命。在新疆乌恰，整个戈壁晃得跟筛糠似的。是个6.2级的地震。再一个，肝，胰，脾，胃，四样血糊拉茬的东西，打一位捐献者身上——这人姓牟，给特加小心地取下来，缝巴到另一个人的肚子里。这手术，是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弄了个全亚洲，四器官联合移植的头一例。末一个，一男一女，一个是嫖客，一个是鸡；打发廊里跑出来，吓得半死。头前儿，一辆摩托车接玻璃门撞了进去。车上，坐着俩无头尸体，也是一男一女。这天下午，事出在北京东郊的高西店。
前头两件事挺大，可跟咱没什么关系。打一开始，就给人扔到脑后勺了。后头这事不大，却出在家门口。街坊四邻都大呼小叫着去瞧；还念叨了挺长一段日子。
那会儿，看热闹的人，不知打哪儿“呼啦”冒出一大片。还自动分成两堆；隔着二十来米远。一堆在发廊门口，扒着玻璃门往里头瞧。推拉门给撞得稀烂，只剩下个框子。地上躺着一对男女的尸体。他俩还端着骑摩托的姿势。确实没头。单瞧穿着打扮儿，也就二十啷当岁。女的手还抱着男的腰。血打他俩脖腔子里往外滋，汩汩的，流了一地。
摩托车，是辆本田“黑鸟”。街车，一身儿黑，凿凿实实的；躺在屋地上，显得发廊更小了。扁宽的前轮，给对过儿的隔断墙撞了个窟窿；墙上的镜子碎了一地。“黑鸟”“突突”地响着。一直没灭。打里屋跑出来的那俩男女，中年。目瞪口呆地站在发廊门口。女的光着下身儿，发面似的大白屁股上一块瘀紫。当间儿的伤口处淌着血。不知道的人，还当这女的在来月经。抹了口红的嘴，蹭得跟花瓜似的。嘴角还挂着抹污物。男的清瘦。提溜着忘了系的裤子。脸色阴郁。一副黑边眼镜歪歪着，还没了镜片儿。俩人都半张着嘴，下巴跟撞掉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另一堆人，离发廊二十米开外；扎在马路当间儿。好奇地围观那俩人头。大家伙儿天上地下地瞧着，怪纳闷儿的：这天上，啊？怎么就凭空扔下来俩人头？再近了看，也是一男一女；摆在路面上，干干净净的。俩人都睁着眼；那丫头还是笑模样。深眼窝，高鼻梁。小伙子也俊呀，浓眉大眼的，神气！像哪吒。一卷栗色的头发垂在姑娘的头盔上。破旧的头盔是黑色儿的。当间儿，还嵌了个红五星。
时值三月，乍暖还寒。被什么东西切得还算齐整的脖颈子，“腾腾”地冒着热气。
二
在这两堆人之间，一条哩哩啦啦的血迹，搁地上划出一道弧线，给两堆人连在了一块儿。
那工夫，估摸着快五点了。是个星期五。下班家走的人乌泱乌泱地多起来了：黄“面的”，农用小卡车，金杯面包，拖拉机，马车，残疾三轮，跨子，外带自行车跟行人，一直结结实实地堵到了水南庄道口。足有半里地远。这会儿正赶上开放的当子，人跟车呼呼地奔这头涌。
趁看热闹的人还没把道堵死，街边卖鱼的老李，赶紧打自家棚顶子上撤下块帆布，先给俩人头盖上了。回头，到发廊外间，扯了条单子，再给俩无头尸体也蒙上了。四下里的看客，又想看，还害怕。脚奔后头捎，怕踩着血，身子却朝前头探。老李是山西人。钻过煤窑；见识过矿难。这二年，井里没少扒出来各样的人：砸死的，憋死的，熏死的，呛死的；外带陪进去的家人：投河的，上吊的，灌农药的……老李叫王金枝提上裤子。王金枝，就是那个像来月经的鸡。老李叫她用旁边的公用电话报警。自个儿捡块砖头，搁在了出事路段的两头，挡挡车。
王金枝，不到三十。内蒙赤峰人。两年前下了岗；离了。孩子扔给他姥姥带。自己到北京当鸡。她对爱打听的嫖客都这么说，是真是假，谁也闹不清楚。王金枝爱嗑瓜子儿；爱看九吋黑白电视；还爱洗洗涮涮的。裤衩，乳罩，袜子，背心。洗了，就挂在发廊门口。尤其是那个粉红色的大乳罩，拴在门口的铁丝上，兜着风，抓住不少寻欢男人的眼珠。
爱干净。不多事。待客人实在；决不说好“打炮儿”的价，扭脸对付个“口活”了事。搁她自己的话说，叫不干那缺斤短两的黑心买卖。在这条街上，她落个实在人的好名声。几年下来，没碰到过什么坎儿。再说呢，她能在高西店扎下来，身后还有老贾，这个明来暗往的靠山。眼下，她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贾。
王金枝“啪”地啐了口痰；扭着还渗血的大屁股，忙不迭地直奔公用电话。
三
这位被王金枝用嗲声唤作“老贾”的人，叫贾国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是高西店奔东两里地，高碑店的片儿警。高西店，给一东一西的高碑店跟水南庄夹在当间儿，是个三不管的地段。早年间，打高碑店那头搬过来的人渐多；日子一长，这边一有事，人就爱奔贾国志待的派出所跑。
贾国志比王金枝大十岁。初中毕业去内蒙当了兵。当的是炮兵。那阵子，中苏关系特别吃紧。贾国志在的炮兵团，一级战备了好几个月：枪不离手；衣不解带。各连队都加班加点地训练。
有回，紧急演习，贾国志给七十毫米无坐力火炮的后架子，砸碎了左踝骨。在部队医院，一躺就是俩月。岁数小，人恢复得快；岁数小，犯纪律犯得也快。回营刚不几天就跟个卫生兵，营里头唯一的女兵好上了。
那会儿，贾国志的伤还没好利落，教导员派他刻蜡板。北京兵，有才。教导员让他把“最高指示”油印成红的绿的传单，发到各个连队去。贾国志一瘸一拐地在营房里乱窜，时不常撞见小刘护士。他俩一般大。小刘护士叫刘爱华。内蒙赤峰人。农村孩子，从脸到身子，哪哪儿都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特别透亮。
话说女兵有女兵的装束，衣裳都带掐腰。穿上去，既贴身，还好看。刘爱华的胸又大又挺实。一不小心，总把上衣扣子撑开。不开，平时也咧着个口。贾国志每回撞见她，都拿胳膊肘奔人那儿顶一下子。沉甸甸的，像铅球。这可不能叫调戏。俩没过二十的孩子，纯属调皮捣蛋，耍着解闷儿。如果旁边有人，贾国志正好一瘸一拐的，赶到小刘跟前，一歪，还是顶个正着。俩人都憋着不乐。这么耍着耍着，工夫一长，想法就多了。胆子也大了。
犯纪律那天晚上，贾国志跟小刘护士约好喽，还在老地方见。他俩都当教导员出去了，没在营房里瞎转悠，就裹着两件军大衣，在一辆黑绿色儿的“大解放”底下鼓捣那事。这不是头一回了。小刘护士滚烫的身子，有股特殊的香味，弄得贾国志神魂颠倒的。那是女兵才有的香胰子味。没等贾国志动手，刘爱华的上衣扣子早就撑开了。
眼瞅着，烈火干柴就要冒烟的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教导员开走了他俩脑瓜顶上的“大解放”。空荡荡的操场上，就剩下了他们俩。
四
教导员开出去十来米远，停下。跳下来，戳在车边儿。在黑暗里挥了下手。“刷刷”，两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在他俩身上。教导员上前走了两步，来在亮处。朝他俩，一个炮兵一个卫生兵，发令：
“三连4班贾国志，立正！”
教导员嗓门儿压得挺低，可在贾国志的耳朵里比炸雷还响。他站在一铺一盖的俩军大衣上，笔管溜直的。教导员：
“向前三步——走！”
贾国志穿着件军绿背心，朝前迈了三步。小腿肚子直转筋。教导员：
“向左——转！”
贾国志穿着军绿大裤衩，侧歪着身子，奔左边转了小半圈儿。刚才，那个火烧火燎的玩意儿，现在缩得不知哪去了。接着，教导员冲刘爱华，发出同样的口令：
“向左——转！”
刘爱华给臊得满脸烧火，铅球也缩成了个泄气的皮球。恨不得搁脑袋扎进裤裆里。
他俩并排站着。脸朝北；朝着五排平房。熄灯号已经吹过了，营房黑压压的。贾国志知道，教导员让他俩朝北站着，不是让冲着营房，是让他俩冲着教导员常念叨的，打营房奔北八百里的外蒙古；冲着打外蒙古再奔北的地方。每回，教导员都斩钉截铁地说：
“那里，就是我们的敌人。”
五
搁往常，贾国志听教导员这么说，打“敌人”这个字眼，会想起小时候一顺口溜儿。
他家住牛王庙。在东直门外。那儿有个厂子，挺大。里头通火车，叫北京造纸厂。贾国志他爹是这厂子的工人。贾国志自小在东直门大街，反修路小学念书。反修路，早先不这么叫，叫友谊路。它是苏联大使馆门口的一条大马路。路两边栽着槐树。槐树上头老是挂着彩色的三角儿旗子。红红绿绿的。惹得贾国志老想去揪，可揪不着。一到年了节了的，花团锦簇的，友谊路立马成了北京顶好看的马路。
等他上小学二年级，这路就改名了。叫反修路了。跟他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赫鲁晓夫那孙子，骂咱毛主席是双又老又破的鞋，该扔了。毛主席没法儿不跟丫翻脸！上二年级的贾国志这么想。打这儿起，这条路上没了彩色的三角儿旗子。这条路变得灰暗了。
贾国志跟几个同学，摽着膀子，放学奔家走。每回，离苏联大使馆门口老远，就一步一蹿地一块儿大喊那顺口溜儿：
“苏修老浑蛋，睁眼看一看，中国人民不好惹，打你丫个稀巴烂！”
倒不一定每回都来这么有政治性觉悟的。时不常也换换花样。你比方：
“傻逼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捡块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
这种，一般都是两拨子对骂。挨骂的那头，一准儿拿出玩儿得更“猖”的架势。不等你这头话音落地，立马不忿儿地回骂。先一人起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大伙儿铆足了劲：
“你妈屁股擦油漆！”
他们越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喊得声越大。脚也蹿得越高。
有一回，贾国志真瞅见一位“苏修老浑蛋”，正搁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车里钻出来。身穿黑色猎装。结实的身量儿，活脱儿一个《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那可是他心里头的偶像。那人朝他们这边瞅了一眼；嘴角上挂着微笑。努了努翘着的小胡子，好像要跟这帮小子说那句台词了。太有名了，贾国志记得烂熟。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上二年级的贾国志，突然跟瓦西里的目光碰在了一块。顿时，他放低了嗓门儿。定格在那儿，一动不动。身不由己地目送人家进了大门，消失在黑暗的门洞子里。老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撒丫子，跑了。
教导员早走了，什么都没说。他一走，探照灯也灭了。
贾国志跟刘爱华站在寒风习习的大操场上，他想起了这些个顺口溜儿。快八月十五了。月亮挺亮。对过儿营房，挨个窗户垛子上都写着个大字。连起来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俩对着这十六个大字，哆哆嗦嗦地站了一宿。他俩一般大，那年十六。贾国志的耳朵里老吵吵着那些个顺口溜儿。他确实挺想回家了。
六
三天后，他俩都背了个记过处分。上头掂量这俩岁数忒小，没给开除。一块儿提前复员了。炮兵团，在他俩走了的第二天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往中蒙边境了。
转过年来，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挺冷。暖气烧得热腾腾的，烤得人嗓子眼儿发干，睡不着觉。贾国志打报纸上瞧见，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军事冲突。他打床上一骨碌坐起来：
“我操！真鸡巴打起来了！”
兴奋，来劲，得意，美。贾国志就跟过年似的。也难怪，这么大个事，怎么就给这十七八的，才当了八个月的兵，还背着个处分的半大小子蒙着了？话说几个月前，他没日没夜地刻蜡板那会儿，在教导员给的材料堆里，贾国志不光闻着股火药味，还大概其猜对了打仗的地方：万不能是营房正北；该是奔东边的中苏边境。据说那儿有条河。广播电台成天放的“乌苏里船歌”，唱的就是那地方。那河叫乌苏里江？没错！珍宝岛，就在那条江上。远看，那小岛是月牙形的。岛这头是咱们；对过儿就是苏联。那一宿，贾国志琢磨完珍宝岛，又嘀咕歌词里唱的赫哲族人。满脑子都是些茹毛饮血的生番。打头的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阿拉拉赫尼拉……”你说挺各色吧，还真不难听。您说，这算是哪国话呢？
珍宝岛之战，成了贾国志一辈子最爱捣鼓的事。真不知道他打哪儿敛巴来那么些个珍宝岛的烂纸片，简直能撮成堆儿了。嘎七马八的。长的，扁的，黄的，油的，沾菜汤的，揉巴烂的。这事，能让他絮叨三天三夜。珍宝岛事件，当真给了他不少寄托，大了说，能算一笔精神财富。
七
挨过那宿，一晃二十年了，贾国志再没瞅见过刘爱华。
这年春夏之交，已然是俩孩子妈的刘爱华，在赤峰棉纺二厂上班。一天，她在电视上，无意瞧见一北京市民：中年，男的，高个儿，脸黑。冲着镜头哇哇地喷唾沫星子。听那意思是声援学生游行，还骂政府“流氓”，“无赖”。这人兹要说完一句，周围的群众就呱呱地鼓掌。临了儿，大伙儿都冲着镜头，给俩手指头弄成个“V”字型。使劲晃。远处瞧得见红墙黄瓦，翻滚的人堆扯着条幅。
刘爱华一眼认出这人就是贾国志。这年，他俩都该三十六了；是本命年。扭脸，刘爱华找老战友打听，拐着弯的跟贾国志通了几封信。才知道这二十年，俩人是怎么过的。那会儿，贾国志也带着俩孩子，男女一样儿一个。拿他信里头的话说，叫“一直舍生忘死地战斗在首都公安战线上”。他当了个刑警。那单位名儿挺硬，叫市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通信工夫不长，贾国志又没了下文。刘爱华听说这人失踪了。自打那天闹完之后没的人。后来又听说，他死了，就在电视里的大街上……再两年后，才算听着实信儿，说贾国志给逮起来了，押了一年零三个月，临了儿，又无缘无故地给放了。
前前后后，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贾国志还算是波澜不惊。好歹在分局混了小二十年了，上上下下的都说得过去。打头天下班前，人事科老崔挂内部电话，说明儿一早送他去沙河。局里头决定逮他的，带他走的，开车的，看门的，狱警，厨子，烧锅炉的，淘泔水的，都说老贾这跟头栽得忒可惜了。就算是“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不说，怎么还弄成“一小撮”了？
那天早上，天憋着雨，阴得厉害。贾国志没上楼，直接上了“三峰”面包车。这车一直在局院子里候着他。没上铐；也不拉警灯。出大门的工夫，冯大爷还冲他挥了下手。半道上，雨下得“哗哗”的，浇得门缝子直进水。四外起了白烟，什么都瞧不见。“三峰”嘎悠了一上午，总算到了沙河看守所。人到了，雨也停了。
入狱前，贾国志在刑警大队，说得上是个狠角色。“二十年舍生忘死”这话，绝不是瞎呲！贾国志命硬，该死的时候不死。就说撞见“闫公子”的枪子儿，也能把命捡回来。姓闫那小子贩毒。出手挺黑，人却生得白净，透着股阴气。贾国志立功，嘉奖，外加副大队长的官衔，都自动找上门来。可先前，他就是想混个普通警察干，都够不上这个格儿。
人家说得确实在理。新警察列队，踢腿，练正步。教官怎么瞧着贾国志的左脚脖子怎么不顺眼。老是弯的；绷不直。搁小棍敲也没用。当炮兵落的脚伤，给他弄了个半死关节。回弯和伸直都到不了家。按理说，他该享受残废军人的待遇，可那档子事一出，全瞎了。眼下，除了死扛，搁谁都干没辙。那年，他拖着个残脚，在北京三里屯一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给大队长硬扛了“闫公子”的两粒儿子弹，贾国志才在刑警队声名鹊起。
那天，他应该没命了，应该惨死在三里屯，惨死在那个黑洞洞的破水泥楼道里。“闫公子”头一枪，打在他左肩上，血光迸溅。谁让局长事先撂下死话儿，说拿活口回来的。老贾一闭眼，全当自个儿是沙包了。“闫公子”再一枪，铁定了该在他脑门上开花。可那偏偏是一臭子儿。一堆刑警，恶狗似的把“闫公子”扑倒在地。一小刑警，压不住爹妈给的烈性子，上去，搂头一枪托子，正揳在“闫公子”的天灵盖上。给“闫公子”开了。一条子血，打他脑门上斜么戗地流到了鼻子尖儿。“闫公子”全然不惧，反倒是一脸的困惑：一是纳闷儿“雷子”怎么摸到这儿了？再不是打白沟儿弄的子弹有诈？
那把卡了壳的五九式手枪，躺在离他两尺远的水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