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是一个演员
阿拉该：你确实喜欢表演，是不是？
品特：我一生都是一个演员。我在学校里就开始表演，那时我十六岁。十九岁时，我成了一个专业演员。我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我进入的是爱尔兰一个莎士比亚的世界，与出色的演出经理埃纽·麦克麦斯特一起工作，我在《哈姆莱特》、《奥瑟罗》、《俄狄浦斯王》、《朱利斯，恺撒）、《李尔王》中扮演角色，一夜叉一夜。我们在爱尔兰乡村一星期演好几晚。那时我二十岁，还能受得住。这是二段非常丰富的经历，而且我还被带进了整个莎士比亚的世界，这非常棒。
西摩：演员该怎样处理你的戏剧？当他们问你人物的探层动因时，你回答说，“尽管去演”。
品特：这是阿兰·埃克伯恩说的，但我事实上并不相信。我是1959年在《生日宴会）一剧中做导演，他是演员。我第一次遇到他时，他确实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物是什么地方的人？住在哪里？他的父母是谁？”我只说，“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尽管去演。”但我并不真的相信我自己说过这话，因为演员完全有权提问。问题是我没法回答这么多的演员。我的确不知道我的一些人物前天在做什么。我常觉得，我遇到这些人物时，事先并不认识他们，而正是这一点使写作对我来说非常刺激。我根本不规划他们，我从不给自己写关于他们的任何故事；我只是发现他们，因此我不得不去搜寻他们的真相。
《入土为安》：我确实写了德国纳粹的形象
阿拉该：你能否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你写《人土为安》？
品特：《入土为安》写的是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戴伍林和芮贝卡。在我看来，困扰着这个女人的仅仅是她降生的那个世界，是曾发生的所有暴行。事实上，它们似乎成了她自己经历的一部分，虽然在我看来，她并未真的亲身经历它们。这是这出剧的关键。我自己有很多年就困扰于这些意象，而且我肯定并非只我一人如此。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大的。战争结束时我大约十五岁；我能够倾听领会，而且显然能自己补充，因此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恐怖的意象和人对待他人的无人性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事实上，它们困扰了我一生。你无法逃避，因为它们就一直在你周围。这是《入土为安）的中心思想。我想芮贝卡也是陷于这之中。
阿拉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出关于纳粹主义的戏剧？
品特：不，我根本不这样想。这确实写了德国纳粹的形象；我不认为有谁能把这一点从脑海中排除出去。纳粹大屠杀可能是曾经发生过的最恶劣的事情，因为它是精密策划的、有意的、精确的，而且那些动手执行它的人做了如此详尽的记录。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重要。他们计算着每天谋杀了多少人，他们看待这件亭，我觉得，就像看待运输汽车。你一天能运多少辆车，你一天能杀多少人？关键问题是，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知道什么。在最近出版的《希特勒的积极刽子手》一书中，达尼尔？戈德哈根提出，大多数德国公众清楚地知道正发生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比如，在较早的时候，他们在车厢里用瓦斯杀人，那时设计师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实施方法。在车厢里杀人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车厢两端不均衡，因此瓦斯放进来时，人们会冲到车厢的后部，可能翻车。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车厢的结构，这样人被杀死的时候就不会给司机带来麻烦。这些设计师所在的公司今天依然势力雄厚；它事实上是德国一个大汽车王国。这也适用于其他许多人，比如制造瓦斯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杀小鸡才制造瓦斯的。不过我在《入土为安》中谈的并不仅仅是纳粹，因为就我来说，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纳粹上，然后到此为止，将是一种玩忽职守。同样，就如我在星期三发表在《守望者》上的一篇文章中努力表明的，在我看来，也不仅仅是美国多年来在全世界制造了最骇人听闻的事态，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民主体制也认可了这些压制的、肆无忌惮的、冷漠的谋杀行为。我们向所有有关系的国家出售军火，不是么？在这方面，不仅仅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都非常积极。而他们依然相互拍着肩膀，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我很奇怪“民主”这个词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假如你是民主国家，而你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谋杀他们自己的公民，那你又在干什么？那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真的无法理解，美国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它每四年选举一次，就被视为，而且它也自视为民主国家，如果它又把一百五十万人关在监狱里，而且最野蛮的是，在它的五十个州里，有三十八个保留着死刑。死刑已经几乎在全世界都被废除了，而我们最开明的民主国家，那个通常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却在三十八个州里用瓦斯、电刑和注射杀人，其中包括还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和有精神障碍的人。或者看看英国；如今英国普遍的政治哲学是惩罚无辜的牺牲者，指责他们，归罪于他们。我们社会的一个有罪之处，就是未婚妈妈和单亲家庭，他们为数众多。他们基本上都失去依靠、孤独、无助、不知所措，被男人漫不经心地对待，没人关心他们的福利。他们受到国家平等的漠视。单亲妈妈成为罪人，被剥夺了福利。现在街道上的乞丐比过去的许多年里多了许多，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不认为这特别民主。民主一词开始变味。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让我念念不忘。因此在《入土为安》中，我不是仅仅谈论纳粹；我在谈论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过去和历史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现在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阿拉该：在这里，观众和评论界对《人土为安》的反应都比伦敦热烈得多。演员和你自己都说，与英国相比，你们更喜欢这里观众的反应。两者有什么差别？
品特：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的确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我们欣赏这里的，是充分的回应、颖悟，以及更重要的，愿意进入戏剧，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在伦敦被鼓励处身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冷漠的世界，非常多的人压根儿拒绝聆听，他们做的是咳嗽——当然也有人听，做出与巴塞罗纳的观众同样的反应，但他们事实上只是少数。
阿拉该：评论界怎么样？
品特：评论界不咳嗽，我想。在伦敦，无论公众还是评论界，反应都是一阵一阵的。在巴塞罗纳则是一次远为充分的体验，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我努力反映周围的生活现实，却遭受到极大的敌意阿拉该：近些年，英国评论界和出版界一般都对你的作品相当有敌意，尤其是你公开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后。你对此如何解释？这与最近几年的英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品特：在英国，并没有尊重艺术家的传统，艺术家事实上不受尊重。也没有艺术家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的传统，就像在欧洲大陆一样。同时还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嘲笑的传统，嘲笑是他们依然能保持的唯一东西。英国人很容易嘲笑人。事实上，英国的环境非常怪异；你努力反映你周围的生活现实，却遭受到极大的敌意。
阿拉该：当你与你的妻子，以及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组成“6月20日小组”（June 20Group）的时候，你确实遭受到很大的敌意。
品特：我们成立这个小组，只不过是质疑我们发现自己在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统治下，所处的令人震惊的环境，她的统治摧毁了那么多的机构和信念，而我们认为它们其实是英国精髓的一部分。我们全被给予了另外一种东西，就像我说过的，那就是英国的精髓是惩罚，以及赚钱。我想提醒你们，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不朽的话：“并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她的一个确实是伟大的声明。而且她是认真的。她说这句话，是要说我们除了对自己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和责任。这鼓励了我们社会中的最令人震惊的贪婪和腐败。比如最近电力被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构想、程序和板块，给私有化了。那些发现自己拥有电力公司的人，把它们以两千七百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另外某个人。这十二个经理拿着两千七百万英镑走了，而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以及穷人——他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则付不起电费。我感到，这是对权力的异常公然和腐败的运用，完全肆无忌惮。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6月Z0日小组”，我们用毫不含混的语言，把注意力引向这类事情，但是最后由于受到我们周围普遍存在的敌意的打击，事情失败了。
阿拉该：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媒体的一种审查制度？
品特：这的确是一种出色的审查制度，不过那时事实上不是审查制度，只是嘲笑。假如你一天又一天地受到嘲笑，你就想，我放弃吧。不过这是我们这方面的一时软弱，当然是我这方面。我不再这样想了。我觉得放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国家，有许多人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唯一的困难是我们有一个对手，新工党，就像他们自称的，新工党想方设法地想成为执政党。这几乎肯定会变成事实，因为人们已经对过去十七年的保守党政府感到极其厌烦了。但是与此同时，工党允许非常糟糕的议案变成法律，却不做任何反对，他们只是因为不想找麻烦。在我看来，这完全是耻辱。比如，这一时期议会通过了警察法案，使警察可以合法地在私人住宅中安装窃听器。M15，特工处，也有这个条款，但是他们必须得到内政大臣的许可。警察却只需要走到警察局长那里，说：“我们打算这样对付他、他、他、她、她、她。”而通常它的使用范围根本不会局限于恐怖分子或罪犯；它事实上会用于罢工的人，写信给报纸的人，比如我，以及所有异议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警察可以为所欲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不民主法律，而它却得到了反对派的同意。防恐法案最近也走到了同样的一步。还有爱尔兰共和军这个大问题，已经好些年了，却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不管怎样，防恐法案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在街上被叫住，根本没有原因，只是警察心血来潮。他只需要要求对方出示他的钱包或打开她的手提包。假如有人拒绝，他就会被捕，可能判处六个月的监禁。星期一早晨，在我从这里回国后，我将出席一个朋友的审判，他四十一岁，只不过在许多个月以前，在伦敦举行的一个军火交易会外静坐，和平示威，根本没伤害任何人，只是签名表示反对。他们都被捕了。我相信这类事情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我不是说英国是一个极权国家，我说的是，然而，有一些极权措施，会被那些自称为民主的国家轻易采用。英国议会事实上曾被一个保守党成员称为“被选举的独裁政府”。
阿拉该：你说在英国已经没有反对派了；在英国，或者在欧洲，还剩下任何左派么？
品特：在英国还剩下一点点左派。我祝愿在欧洲还有左派剩下来，不过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反左的势力非常强大，非常无情。顺便说一句，我也用左派这个词指穷人。我觉得，穷人已经成了富人的真正敌人。他们一直是富人的敌人，但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具体的话语。如今，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世界范围的力量了，穷人成为了新的颠覆力量，因为他们确实影响着国家的稳定。所以对穷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一直贫穷。我相信这非常有效。尼加拉瓜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联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国家，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桑地诺革命（Sandlnista ReVolution）在我看来，而且就我的观察，是一次真正严肃、负责、睿智、周详和忧国忧民的行动。这次革命不可避免，它发生了，他们那时所做的是在尼加拉瓜培植和建立以前从未见过的社会体系。我说的是健康、教育、识字，消除疾病；事实上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他们生命。那些终生完全穷困潦倒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负责的行动，却完全被美国破坏了。而这是在暗中进行的，好像这场革命从未发生过，但是它的确发生了，而且人们无法不一直加以关注。我发现桑地诺革命所做的，是真正有价值的、重要的、文明的。如果我对美国的看法听起来可能非常武断，有人可能说太夸张了，我相信我所说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真、实事态的基础之上。
我从来不是一个宗教上的犹太人
阿拉该：对于你自己的犹太身份，你还有什么联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