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工作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要当好一个领导者，是要讲求方法的。在《吕氏春秋》中提出了两种方法：宓子贱和巫马期先后治理单父，宓子贱治理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没见他做什么，就把单父治理得相当不错。巫马期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不错。两个人使用两种方法治政，前者是事不躬亲，后者是事必躬亲。事不躬亲是“古之能为君者”之法，它“系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后者是使用力气，任力而治。使用人才之法，可以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气之法，则弊生事情，劳手足，烦敬诏，必然辛苦。两种方法孰优孰劣，自然是显而易见。
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领导者都没有充分运用分权的方法。相反，他们总是认为某项工作自己亲自干会完成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他们或是持有不太信任下属的思想，或是抱有如让下属去做，他们表现得越出色，就会越显出自己的无能，自己的地位将受到威胁的看法。殊不知分权的作用要比领导者自己独揽大权的效果更好。领导者的时间是管理工作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因此不应每件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把时间花在一些完全可以由下属来做的工作上，这对整个团队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浪费。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领导者的工作时间过长，负担过重，就会时时感到有压力，产生挫折感，从而导致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领导者没有好的身体，又怎能管理好一个团队呢？再者，如果凡事都由领导者出面，一旦发生什么问题，便很难有回旋的余地和缓冲，从而不利于化解和排除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领导者应该把手伸短些，眼光放远些，除影响全局的关键事务外，都要适当分权。这样领导者既能驾驭全局，又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和协调内部关系，既能在具体事务中做到无为而治，又能在大政方针上做到有为而治。
分权的直接目的和效果就在于激扬活力，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实现高效管理。因此必须加强调控的力度，发挥领导者最终决定权和最高决策权，以保证正确的工作方向。领导者不能放任管理，应当注重制约与协调，保证分权的效果，使之既不束缚下属的积极性，又不使下属滥用职权。比如，注重下属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协调，定期的岗位轮换，追踪检查督促，以及及时了解特殊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决定，或行或止、或进或退，以控制和引导事态的发展。领导者只有做到既管得住、又放得开，才能做到行事有序、责权分明，从而形成有分有合、有进有退、活跃可控的局面。
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指出：“如果我们让员工茁壮成长，鼓励他们的自信心，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如果我们将他们最好的想法加以利用，那么，我们就有了赢得竞争的机会。解放思想，赋予员工权力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领导者在工作中运用适当分权的原则，不仅可以减轻自己的重任，提高工作效能，而且也是对下属的一种鼓励，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与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所以，领导者在工作中大可不必事必躬亲，应将饱满的工作激情、卓越的奋斗精神用在更高、更远的决策上来，以使事业发展得更加强大。
#18.孙权重用吕范
【原文】
吴王①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少年，私从有求，范必关白②，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③。吴王守④阳羡⑤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⑥，功曹⑦周谷辄为傅著⑧簿书，使无遣问，王临时⑨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注释】
①吴王：孙权于黄初二年（221）受魏封为吴王。
②关白：禀告，报告。
③见望：被怨恨。
④守：暂时担任。
⑤阳羡：县名，今江苏省宜兴县。
⑥料覆：审核。
⑦功曹：官名。相当于县长的总务长，除管人事外，也过问县中政务。
⑧傅著：附上。
⑨临时：当时。
【译文】
吴王孙权任命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还未颁发吕范就去世了。当初，孙策派吕范主管财物，那时孙权年轻，私下如果有什么要求，吕范一定先请示孙策，不敢擅自答应，当时因为这个，他被孙权所怨恨。孙权当阳羡县长的时候，私下有什么花费，孙策有时要检查过问，功曹周谷每次都为孙权的私人花费变法儿更改账目，使孙权免受谴责，孙权那时候挺喜欢他。等到后来孙权掌握政权，认为吕范办事忠诚，就特别信任他；认为周谷能改账目骗人，就不任用他了。
【心鉴】
以德择人
宋代的司马光曾经说过：“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段话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古人在选拔人才时，都把其德行放在首位。而今天的领导者选拔人才时，同样不仅要重视其才能，更要重视其德行。
三国时的孙权在年轻的时候，吕范坚持原则，从不擅自答应孙权的请求，凡事都向孙策请示汇报。而周谷却对孙权有求必应，曲意奉承，并不惜故作假账来蒙混过关，以免被孙策发现。所以，当时孙权十分憎恨吕范，而十分喜欢周谷。可是当孙权亲自掌权后，重用了吕范，而周谷却被弃置不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掌权后的孙权知道，若任用周谷这样的弄虚作假之徒，必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看来孙权是把品德作为用人的首要标准。大文豪鲁迅曾经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正身是立身之本，捣鬼、耍计谋虽然可以得一时之计，但终究是不合大道，是难成大事的。在现代社会中，像周谷这样的小人还远远没有绝迹。他们为了讨好上级领导，或帮助上级领导营私舞弊而不惜拿原则做交易，甚至发展到向上级领导行贿，以求得上级领导的庇护和器重。倘若长此以往，让这些人在团队中扎根并成长起来，那么一个团队即使有再坚实的根基，也会被这些蛀虫腐蚀掉的。因此，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把握好用人标准，以德择人。
让我们客观地来分析一下“德”的表现及其与“才”的关系。德，主要包括人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道德作风。德是通过人们在社会关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人德的形成，是由一个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首先是人的个性心理品质。在政治观念、道德观念还没形成的时期，它是影响人的品德和智力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同工作学习相结合，进而就形成了一定的个性气质，成为影响个人发展的重要素质。其次是伦理道德。它是指以一定的道德规范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在人们进入成熟期时逐步形成的。最后是政治品质。它是指建立在一定世界观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这是在人们完全成熟时才形成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可见德的作用是高层次制约着低层次。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作为优秀的领导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其需要的是能够提出好主意并能独当一面的盟友。因此要想得到有助于事业发展的真正人才，领导者一开始就要把握好用人的标准。以史为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了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关心地询问养马人哪一件事情最难做。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中十分清楚：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遛马、调鞍理辔、除粪清栏哪一件都不是轻松的事，但在国君面前，他又怎能叫苦抱屈呢？管仲见状，便代为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是曲直复杂的，你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你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着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曲木之后再加曲木，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须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虽然管仲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在提醒齐桓公，在选拔人才时，必须谨慎行事，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握好选材的标准，唯有正直之人才能肩负起兴国的重任！
司马光还说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德要凭借于才，才又受德的统帅。德才兼备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原则。领导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既要注重他们的才，又要注重他们的德。只注意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德和才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德和才相比，德是第一位的。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坚决贯彻德才兼备的标准，而且要更注重于德的方面。邓小平同志完全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德才相比，我们要注重德。这也就是说，领导者要重用那些秉性耿直，敢于坚持原则的人才。
据《解放军报》报道，济南军区某装甲师通信连退伍战士许慧回到家乡不久，到一家公司去应聘。几轮筛选过后，只剩几位应试者进行最后的角逐。可是，笔试题却让他很是为难。内容是：“请你写出原单位名称，有多少人，在单位负责什么和你将为本公司提供什么最有价值的材料？”许慧在试卷附页上写道：“我非常愿意加入贵公司，可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保守军事秘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只能交上一份空白的答卷，请谅解。”在多项测试中对许慧一直看好的招考人员，无不感到吃惊和惋惜。但最后公司还是录取了许慧。公司的总经理对下属说：懂得保守军事秘密的人，同样懂得保守商业秘密。道德品质修养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也是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一个再有学识、再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好的道德品质，即使再有才华也断不能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正因为高尚品行之人难觅，所以德才兼备之人更显其弥足珍贵。坚持这种严格的用人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防止腐败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管仲在《立权》篇中说：“君子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君子不仅要讲德，而且只有大德达到了仁的境界，才能授予其掌握政事的权力。同理，人若是没有好的德行，就不能委以重任。因此，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以道德品质修养为最基本的选材标准，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支撑一个团队锐意进取的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