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往往把伊斯兰妇女的服饰与妇女的权益挂钩，这样的认识方式在很多非西方非伊斯兰的国家中也普遍存在。当我们把女性的吊带背心露脐装的性感着装视为进步和个性自由的代名词，便理所当然地把长衣遮身的不性感的伊斯兰妇女装束视为落后，禁锢个性，违背人的天性。而我们恰恰忘记了用衣遮蔽身体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真可谓话语阐释权掌握在谁手中，真理就掌握在谁手中。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遮蔽下，我们听不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声音。《古兰经》规定穆斯林妇女在非至亲男性面前要“遮蔽下身”，要“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24）：31）从经文中可看出，伊斯兰教注重的是妇女作为女儿、姐妹、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和社会属性，而非“性”的角色，避免妇女成为非至亲男人目光色欲下的奴隶。伊斯兰服饰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阿拉伯半岛沙漠气候地区的装束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在谨守“遮蔽下身”和“遮住胸膛”的原则之下，现代穆斯林妇女的服饰普遍演变为：长度过臀的宽松式长袖外衣，包裹住头发、不让脖子和胸部露出来的盖头（即头巾，而非面纱，面纱是阿拉伯半岛沙漠气候地区的产物）。尤其是后者（盖头）已经成为穆斯林妇女的标志和信仰象征，因为《古兰经》说：“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羞的衣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主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7：26）包裹住头发的盖头即是“敬畏的衣服”，是觉悟的象征，因而尤其优美。这是因为在世界性宗教中，头发被普遍地认作世俗的象征，基督教修女也是佩戴盖头的，佛教则是实行落发。由于伊斯兰教宗教与世俗的一体性，所以这种象征宗教信仰的服饰也是穆斯林妇女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服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妇女被要求着伊斯兰服饰，从教法的角度对妇女多了一些限制和约束，但是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妇女依然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拥有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离婚权利，伊朗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妇女的比例都相当高，伊朗前任总统哈塔米的政府高官中有数位女性。而某些国家（比如伊斯兰世界中与西方关系最亲密的科威特）妇女可以自由着装却至今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此，伊斯兰妇女的服饰与妇女的权益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对待伊斯兰妇女的服饰问题上，塔里班极端主义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以“性感”标准来要求则是同样的荒谬，而以“美”来衡量则实属多余，因为美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自己的民族服饰往往被认为是最美的。当我们把旗袍、日本人把和服当作自己的国粹收藏起来、非特殊场合不用之时，伊斯兰民族却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服饰，这种坚守是他们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坚守自己民族身份的象征。我们应当尊重这种坚守，尊重他们的自我选择。
尽管西方文明宣称以基督教精神为立国之本，尽管美国标榜“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国家”，尽管……不论多少个尽管，但是，当西方文明以繁荣的现代化程度为其表征时，已经显示出其基督教信仰的缺失，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术语。西方化，从来不意味着基督教化，而是意味着物质欲望化、信仰沙漠化。因此，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分歧在于：伊斯兰文明以信仰为标志，而西方文明以物质繁荣为标志；一个关注天上，一个关注人间；一个注重灵魂皈依，一个注重肉体享乐；一个宗教与世俗为一体，一个奉行宗教和世俗的分离。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分歧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双重悖反：把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教和世俗的分离，就目前的普遍认识来说，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若否认了这一点，那整个人类的近现代文明史都要重新改写。然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一步步发展的结果却是：（一）现代工业文明以理性为本，推崇科学至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人类在肉体上的自我毁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实用主义消解了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作用，消解了精神的价值，推崇个人享乐至上，致使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人性异化。这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自我毁灭。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都是以西方近现代文明为坐标来书写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然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实用主义在解放了“人”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贪欲从神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我并非主张人类应该回到中世纪，而是认为应该换一种思考），人类的贪欲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甘地曾对人类的贪欲敲过警钟：地球足够所有人的需求，却不够少数人的贪婪。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并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西方虽然推动进步，却抛弃了延续性，西方的世俗个人主义使个人的概念脱离神性，并使西方成为偶像崇拜而隐含邪恶。结果，西方最后会自我摧毁。因此，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会不会把人类引进死胡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会如同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一样——飞速发展的结果却是飞速走向灭亡？我并不反对现代化，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完全凸现的今天，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换一种思考。现代工业文明使西方文明从基督教文明变为享乐至上文明，坚守最初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普遍认为西方文明背离了神的原则，从信仰天经者变为“不信道者”，如同《旧约》和《古兰经》中背离神的原则而犯下种种罪恶的那些部落一样，必然遭受真主（神）的惩罚，《古兰经》说：“背弃我的迹象的人，我将因他们的背弃而以最严厉的刑罚报酬他们”。（6：157）
《古兰经》：“否认我的迹象者，我要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7：182）《古兰经》：“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主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寿限或许已临近了吗？”（7：185）这种观点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中也普遍存在，美国当代原教旨主义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认为9·11事件是对西方世俗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针对西方世俗主义的享乐至上，阿维夏伊·玛格里特和伊恩·伯鲁马在《西方主义》一文中说：“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方的毒素。”亨廷顿也认识到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宗教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因此，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体现为：西方世俗享乐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前者视后者为蒙昧、落后、顽固、狂热；后者视前者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不信道者。正如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西化瘟疫》中抨击当时伊朗的“西化瘟疫患者”一样：“西化瘟疫患者是不信道者，不信仰任何东西，又对什么都相信，只是一个收集者而已。既没有信仰，也没有原则；既没有理想，也没有信念；既不信仰真主，也不信仰人性；既不受社会嬗变的约束，也不受宗教和非宗教的制约。他们甚至连非宗教者也不是，而是没有任何精神信仰者。他们有时也去清真寺，就如同去俱乐部和电影院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