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阐明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词也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绝大多数反对暴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完全没有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在伊斯兰世界中，绝大多数原教旨主义组织是慈善机构，弥补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力，亨廷顿在自己的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原天主教修女、现在LeoBaeck学院教授犹太教课程的凯伦·阿姆斯壮女士也在《伊斯兰》一书中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该书译为“基本教义派”）作了较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述。我们不否认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中一些主张暴力活动的极端主义者的存在，我们也反对并谴责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活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中的一些暴力倾向是被西方强权干涉逼迫出来的（“先发制人”，强权镇压，然后再把被迫害者的暴力反抗指责为“恐怖主义”，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大选事件。在这次大选中，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救赎阵线”已稳操胜券，眼看就要成为执政党，西方世界无不忧心忡忡，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恐惧又一个如同伊朗一样的反西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出现。于是，阿尔及利亚军队成了西方世界的救星，镇压了大选，也镇压了“伊斯兰救赎阵线”。成为非法组织且屡受镇压的“伊斯兰救赎阵线”见和平民主选举无望，逐步走向暴力倾向。这一幕与1953年发生在伊朗的“八月政变”何其相似，当时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逼迫巴列维国王下台，结果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用重金收买伊朗军队出面镇压，才保住了巴列维国王的王位。亨廷顿显然看到了在非西方国家举行民主选举往往导致反西方的政党上台，于是向白宫进献“高见”：“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者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他们获得了权力。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非世界化的进程”。在亨氏的“高论”下，民主成为了西方的专利，不允许反西方的政党在民主选举中上台，打击反西方的民主政权。伊朗现政权基本上采用的是1906年的宪法体制（不同的是采用了共和制而非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离，总统由全民选举，并实行任期制，宗教领袖具有监督权力。连亨廷顿也承认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但是却被布什政府宣布为“无赖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民主同时也是西方的工具，成为对“不民主”的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和政治干涉的借口。
只要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这一认识未从根本上动摇，那么现代化就是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的必然发展方向，谁也不愿处于落后挨打、受人欺侮的地位。这又带来另一种的悖反：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必然面临程度不一的西方化。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绞尽脑汁地论证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自有其目的。亨氏认为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促进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宗教复兴，“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难道亨氏要将现代化如同民主一样认作是西方的专利？然而，亨氏强有力的诡辩能力很容易让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从而认同他的观点。大概亨氏的话符合了中国现状的利益，国内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从理论上来说，亨氏的观点是成立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确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亨氏所罗列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并没有造成自身文化异化的例子，与现当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历史上，不论是中华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还是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或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上的主动吸收，没有任何经济强势胁迫下的强加。主动的吸收可以做到取其精华，弃其与自身文明不相适合的因素。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西方经济强势胁迫下的文化强加，是被动的吸收。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19）41—1979年在位）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29）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我是衷心希望非西方国家能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但若真能完全做到，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又该如何重新阐释？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
因此，现代化与西方化不可能完全剥离。然而，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最终结果往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认同，而恰恰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正如亨氏自己所说，现代化让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增长，现代化（确切地说在这里应当是与现代化难以剥离的西方化）带来非西方社会个人的认同危机，二者共同促进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宗教的复兴。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面临双重的质疑：一是上述的自身文明发展的双重悖反（使人类的肉体和精神都走向自我毁灭）；二是非西方国家追随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其结果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由此可见，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根源在其自身内部，而非来源于外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2）爱德华·赛依德在自己的“东方学三部曲”压轴之作《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阎纪宇译，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中对西方媒体长期丑化妖魔化伊斯兰并以此误导民众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9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5）[美]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论世界前景》，载《国际政治》，2005年第3期。
（6）括号内为《古兰经》中译名，以下同。
（7）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引文同。
（8）金宜久：《对当代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的认识》，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
（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7—298页。
（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1阮炜：《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2阮炜：《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16）梵当娜·施瓦，戴维·巴萨明：《单向度的全球化思想》，载《读书》，2002年第12期。
（17）凯伦·阿姆斯壮：《伊斯兰》，林宗宪译.台北：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
（18）阿维夏伊·玛格里特，伊恩·伯鲁马：《西方主义》，载《纽约书评》，2002年1月17日。
（19）该文看到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西方世俗享乐主义的对立，但该文把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狂热相提并论的观点笔者不能接受。另外，“西方主义”指持反西方立场，如同“东方主义”指持反东方立场。大概现在已经“后现代”了，连名词术语也跟着“后现代”起来。我从来不知“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可以是同义语。
（2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21）阿勒·阿赫玛德：《西化瘟疫》，伊朗非尔多斯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2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23）凯伦·阿姆斯壮：《伊斯兰》，林宗宪译.台北：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
（2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2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2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27）王守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一文中完全认同亨廷顿关于现代化促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本土化和文化自我伸张的观点（就笔者阅读所及，这样的观点并非个别，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只看到了现代化的正面作用，而没有看到与现代化难以剥离的西方化对非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损害。其实亨廷顿本人是从正反两方面去论述现代化促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本土化和文化自我伸张，而我国学者为了迎合中国现状的利益，在自己的论述中往往取其正面，弃其负面。
（2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29）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3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