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宽，使人无不平之叹；身后的恩惠要留得久，使人有不匮之恩。
“译文”
一个人眼前待人处事的态度要放得宽厚些，只有如此才不致使你身旁的人对你有不平的牢骚；至于死后留给子孙与后人的恩泽要把眼光放得很远，才会使子孙万代永远怀念。
“解说”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宽”，养生者应从内外两方面去理解。对自身来说，就是要放宽心胸，不要被一团琐事扰昏了头脑。事情越想越乱，左也矛盾右也为难，弄得人惶恐不安、无所适从，从而扰动了无名之火，动精伤肝。一动而触发千头万绪，作茧自缚。顺其自然，放宽心胸，一时解不开的疙瘩，就放下来，留待以后找到问题的症结再作处理。“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自己经手的东西，自己才知道怎样处理。“解不开理还乱”的无穷心事，只因自己太专注于这事情了，于是便阻塞了畅通的大道。放开心胸，培养自己的品格，从更高一层看问题，心事便升华到理性的境地。对外部环境来说，就是以宽阔的情怀去处理好人际关系。人总是先成为社会人，后才成为自由的个体人。他与人之间的交往，具备了社会意义，他便按一种伦理方式去对待别人，宽厚地对待别人，正是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社会空间，这样，他就能以这种空间来鉴定人生自我，从而养身养心都同时完成。
“例解”
谈家桢谈养生
谈家桢教授谈到养生，说：“我对养生之道没有什么研究，但从实践中体会到，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所担负的职责，要有健康的身体，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身体健康一些。回过头来看，我目前身体比较好的原因，主要是吃得下，睡得着，想得开。这也许就是我的养生之道吧。”
他接着说：“吃得下睡得着与想得开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想得开。想得开才吃得下，睡得着。整天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肯定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谈老回忆说：“我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太多，在风风雨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大我忘小我，想得开，保持开朗和乐观的情绪。以遗传学的研究来说，那真是困难重重，要不是毛主席一再鼓励我‘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我肯定被打成右派，也上不了讲台，更谈不上搞研究。而我回国来就是要想在祖国发展遗传学的啊！十年动乱中，我受到批斗，我的妻子傅曼芙受到株连，含冤离开人间，遗传学的研究再度受阻，我痛心疾首，苦闷之极。但我相信中国还是要发展科学，还用得着我们这些人，以大我战胜了小我，顶住了这次巨大的冲击。所以，我感到，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能绝望，要有一点希望，要想到光明的前景，还要有点阿 Q精神。”
顷刻，他又说：“当然，吃得下，睡得着，还要不做亏心事。我这个人的性格直率，有话就要说，还要当面说。话不说出来，闷在肚子里，好像会发酵那样，很难受。我也不在背后作弄人，不做亏心事，所以我吃得下，睡得着。”
勇士不畏死 丹心照汗青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是我国明代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李贽冤死在狱中的绝命诗。他面对迫害，仍以“志士”“、勇士”自勉，发出不死何待、早归黄泉的铮铮誓言。
李贽，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斋居士、龙湖叟，明朝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为了谋生，未参加会试。三十岁时到河南辉县当教谕，过了五年，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后数月，便因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时逢倭寇肆虐，他在路上昼伏夜行，回家后，又登城守卫。由于战争关系，粮食短缺，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丧服期满，他便携带家眷到了北京。
嘉靖四十三年，李贽就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但不久，祖父又死了，他便将妻子黄氏和三个女儿安排到辉县居住，买田耕作以自给，自己回乡奔丧。不料，这年河南闹灾荒，二女、三女相继饿死。李贽在家住了三年，回到辉县的当夜，与妻子对坐灯下，共诉往事，如同一场恶梦。
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开始接触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李贽的思想本来是实事求是的，反对宗教，反对道学。王阳明的学说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李贽要反对的是朱熹，因此同情王阳明。首先他认为朱熹不是老师，这是他憎恶道学先生意识的表现。其次，李贽对于王阳明的才能是佩服的。其三，王阳明的学说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即直观，人人可以用直观认识真理。王阳明学说的好处，是承认人们的智慧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和他的门人都说：“满街都是圣人”。李贽是赞同这种见解的。他认为人的智慧，产生于人的自然德性。但是王阳明的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李贽却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他仍然不受王阳明学说的拘束。
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1570—1577年），他在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常与长官意见不合。那些人都是道学家，李贽与他们接触向他们请示，听他们的命令，感到生活不自在，非常痛苦。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感到当地社会矛盾的尖锐，是由于“上官严刻”，便提出对于“边方杂夷”要宽法缓征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因此触犯了上级。
李贽为官二十余年，经常触犯仗权恃势的官僚，同一味坚持儒家教条的道学家，也格格不入。他说：“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所以他厌倦官场生活。李贽在姚安知府任内，政绩不错，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以便加恩晋级。但他坚决反对，认为那样做是“旷官”、“贪荣”、“钓名”，便于在满任前两个月提出辞职。由于李贽为官清廉，临走时，“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就这样，李贽离开了姚安，由滇入川，经过三峡，饱览瞿塘、滟 的风光，顺流而下，直奔湖北黄安，从此结束了他二十五年的仕宦途程。
李贽告别宦游生涯，于万历九年春来到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那里，一面教授耿家子弟，一面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但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不合，甚至“渐恶之”，两人无法共处，便将家眷送回原籍，自己搬到离麻城三十里的龙潭湖芝佛院居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历程。
龙潭湖在群山环抱之中，从外界来这里乏便，环境十分幽静，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但是，李贽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愤懑，都想在自己的著作中倾泄出来。他厌倦那些道学气味很浓的俗儒，对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因而他经常受到反动官僚和理学家的种种迫害，从造谣、中伤以至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李贽屈服。相反，他“只知进就，不知退去”，更加勇猛地进行斗争。
万历十六年夏，李贽搬进芝佛院前夕，在维摩庵时，就把头发剃去，但却留着长长的胡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骇俗的举动。李贽为什么要落发？他真的从此要当和尚吗？不是的，“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问其原因，李贽说得很明白：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指头发）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呢？
李贽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李贽虽出家而又食肉，住进了佛堂而又不认祖师。这都清楚地表明，李贽的落发并不是要真正皈依佛教，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是要公开以“异端”的身份出现。
李贽在几位好友支持下于芝佛院开馆讲学。他反对明代科举制度，反对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重男轻女”，所以他反对书院仅仅招收男学生，主张要招收女学生。他在麻城讲学，“从者几千、万人”。在教育内容上，他反对以《四书》、《五经》为“定本”，主张以“当下百姓日用之道”教人，以“穿衣吃饭”之道教人，就是教人面向现实生活。因此，他身为师长，却亲自扫地、洗衣，使他的弟子们都抢着洒扫庭院，过着与儒家道学书斋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人们深知李贽学问渊博，学馆又是另一种景象，纷纷前来求学，使小小的学馆坐得满满的，其中竟有近一半的女学生。敢于和女子来往，收一些女子作弟子，这也是向封建礼教的一种宣战。他还不顾社会的非议，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奉，这并没有什么违道之事，而是这位寡妇“老年嫠身”，“子女俱无”，值得同情而已。这件事，被理学家添油加醋地造了许多谣言，说李贽“曾率众僧人一嫠妇一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薄之羞”，斥为“异端”。对这种流言，李贽回答说：“氏既初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他心里无邪，毫不畏惧。
李贽有时还用书信的方式和一些女子进行道义的探讨和学问的研究，他和大同巡抚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通过书信探讨佛理。《焚书》中的《复梅澹然大士》、《观音问》等，就是写给梅澹然的。
这一切，在顽固维护封建礼教的理学家们看来，怎么不是“异端”呢？因此，他们向李贽进行围攻，诬蔑李贽“宣淫败俗”，攻击李贽是“左道惑众”。并且直接写信给李贽，一方面进行恫吓和威胁；一方面胡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妄图用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约束李贽的言行。
但是，李贽并不为他们的诬蔑、攻击、威胁所动摇，他针锋相对地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在这篇文章中，李贽反对以性别作为区分见识长短的标志，提出了女子和男子在才智上没有差别的观点，并举出历史上的事例，说明女子一样能参政治国，写诗作文，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妇女见识短的话，那也是由于把她们禁锢在“闺阁之中”，不让她们走出家门所造成的。罪恶的根源还是在封建礼教。这些见解也有力地回击了对他的诽谤、诬蔑和造谣中伤的封建卫道士。
李贽为了表示与儒家道学坚决“对敌”，他专心于评点儒家的经典著作，为历史上受冤屈的人物“辨雪”，伸张正义。历代儒家学者对研究经、史，只是“解”、“释”、“注”不敢“评”，更不敢“批”。李贽却以批判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显示了独特的见解。《史纲评要》是他的读史笔记，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是一部传记体的史书，也是研究李贽历史观的材料。它以编年史体例，论述了诬蔑为“千古罪人”的秦始皇，赞扬他为“混一诸侯”的“千古一帝”；它称赞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是“首创”，并把陈胜与历代帝王并列。因此，《史纲评要》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有褒贬，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充分反映了李贽反封建传统势力的精神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李贽在龙潭湖居住一段时间以后，麻城地方的恶势力凶相毕露，勾结封建官吏策划一次对他的更大迫害。他们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逐游僧毁淫寺”，对李贽进行驱逐迫害。万历二十八年，冯应京任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他决定捣毁龙湖寺，把李贽门人置之于法。李贽事先得到消息，由杨定见设法把他藏起来，麻城地方官下令搜查杨定见家。
这时，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避难于河南商城县黄蘖山中，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龙湖。李贽走后，芝佛院被拆了，塔也被烧了。
这年冬天，马经纶听到李贽被逐的消息后，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李贽。马经纶，字主一，又字诚所，顺天通州人。万历进士，除肥城知县，后为御史。因神宗朱翊钧把北京、南京几十个给事中、御史等言官无理免职、贬官、罚俸，九卿大臣上疏申救也受到处分。马经纶对此极为愤怒，上疏神宗，指责他斥逐南北京官，罚俸停职的荒谬，并指责神宗“不敬天”、“不敬祖”、“不勤政”、“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言辞极为激烈。从马经纶的上疏，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品德，特别是他敢于那样直言进谏，打抱不平，这是难能可贵的。结果引起神宗大怒，贬三秩，出之外。后又因工部都给事中林熙春等上疏为他说情，神宗又追怒到马经纶，把他贬斥为民。
马经纶听到李贽受了迫害，立即冒雪赶到黄蘖山中，正是他被斥为民之时。到黄蘖山中后，他与李贽一起学习《周易》，以待春暖再一同启程回通州。
万历二十九年初，马经纶为李贽被逐事，愤怒地写了《与当道书》，为李贽伸冤辩护：
顾卓吾儒老，其托迹禅林，殆若古人之逃于酒，隐于钓；其寄居麻城，亦苦李太白之流寓山东，邵尧人、司马君实之流寓洛阳。古人得遂其高于流寓，至今后人载之邑乘，以为地重；绘之图画，以为世荣。而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虽然以黄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谓以礼致仕与见任官同者，而地主独不相容。虽以七十五岁风烛残年，孔大圣人所谓老者安之，而顾毁其庐，逐其人，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头之塔，忍令死无葬所而不顾，此岂古今之势异哉！
并又指出：
彼盖借宣淫之名，以丑诋其一乡显贵之族，又借逐僧毁寺之名，以实其宣淫之事。于是贿众狂吠，若以为公论公恶焉耳。此其机械诚深，而其用心亦太劳矣。
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权势者和道学家们以“惑世”、“宣淫”的罪名对李贽的诬蔑。
李贽到通州后，除了不时会见老友和一些客人外，就集中力量修改他以前所写并已经刻印的《易因》，并根据马经纶的意见，定名为《九正易因》，这是李贽的最后一部著作。李贽带病完成《九正易因》后，身体愈来愈坏，他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便特草《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宽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巾单总盖上下，而裹脚布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目：“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人生谁无死 丹心照汗青
1283年腊月初九，一位中年男子正气凛然地走向刑场。一个官员上前问道：“万岁降旨，你若肯投降，仍可免死。”中年人宁死不屈向着自己祖国的方向遥遥下拜：“我报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说完，从容就义。这位铮铮铁汉就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字采瑞，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县（今江西吉安）。他自幼学习刻苦，立志学习忧国爱民的忠臣志士，常以“自强不息”自勉。20岁那年，他考中状元。1259年，蒙古统治者在灭金后，开始举兵南下，把矛头指向南宋。鄂州危急之时，宠臣宦官董宋臣却主张迁都逃跑。文天祥对此气愤异常，他上书要求把董宋臣之流处斩，以表坚决抵抗的决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防守办法。但此时的南宋已是权奸把持朝政，文天祥上书得罪了他们，被迫弃官回乡。此后十多年，他时而做官，时而罢官，终无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1271年，蒙古族建立元朝，并于1274年大举进攻南宋。宋朝反击接连失利，已无力再加抵抗，京城临安危在旦夕。在赣州做官的文天祥闻讯以后，毫不犹豫地卖掉家产以充军资，起兵抗元。深受感动的当地人民纷纷自动应招，很快聚集了两万人。他们日夜兼程，赶到临安。京城百姓十分高兴，但因朝廷被投降分子把持，他的军队没能发挥多大作用。1276年，元军逼近京城，危急关头南宋宰相陈宜中却逃跑了。文天祥勇敢担起右丞相重任，不畏掉头危险代表朝廷到元营谈判。谈判时他痛斥元军无理南侵，要他们先撤兵再议和。元将企图以死相胁逼他投降，文天祥威武不屈地说：“文某只知抵抗，不知什么叫归顺。国存我存，国亡我亡，即使你刀子放在我脖子上，油锅摆在面前我也不怕。”元将无奈，只得把他押往元都城大都。与此同时，同来的安抚使贾余庆等则屈膝降元，回去诱劝皇太后向元朝投降。文天祥痛心疾首，痛骂来奉表献土的贾余庆等。在被押往北方途中，文天祥原想自杀，后得知有些官员在福建另立新帝，就伺机逃跑了。他历尽艰辛渡海到了福州，见到新立的皇帝宋端宗，仍被封为右丞相，并受命去负责江西一带军事。他积极招兵买马，收复一些州县，但终因力量悬殊被元军打败，家眷被掳。他脱险后退到广东，继续抗元，不久又被俘。当时文天祥曾服毒欲自尽，但未能如愿。1279年2月，元军攻破南宋王朝最后一个根据地崖山，南宋灭亡。
文天祥被俘期间，元军多次劝降，并威逼他写信给其他爱国将领劝降，文天祥严辞加以拒绝，并取笔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元朝统治者见他仍不肯降，还不死心，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召见进行劝降，并以高官相许。文天祥却斩钉截铁地说道：“国亡不能救，已死有余辜，难道我还贪生怕死改变心肠吗？”元朝劝降不成，只得将文天祥杀害了。时年文天祥4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