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税。已，是止。攘，是物自来而取之。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决，乃问孟子说道：“古时井田之法，什而取一，近乃有厚敛于民者矣。古时关市之法，讥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货者矣。先王之良法无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国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复那什一之旧，去那关市之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吾愿治之本心也。但积习已久，难以骤更，国用所需未能顿革。目前且把这两件稍从轻减，待至明年然后尽罢今之弊政，复行古之良法，夫子以为何如？”孟子告之说：“为政在于力行，知过贵于速改。子既有志于革弊，而曰姑待来年，是何异于攘鸡者乎？今有人于此，日日攘取邻家之鸡，或告之说：‘攘取邻鸡，苟得无耻，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说道：‘子言诚是，只是我一时便止不得，请暂且减损，每月止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这等的人，谓之能改过迁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犹攘鸡之不义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当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赐，何故等待来年，如所谓月攘一鸡者哉？”盖为政本以为民，有利于民，则宜速为；有害于民，则宜速去。若曰姑待来年，则必因循怠废，日复一日，终于不能革矣，岂更化善治之道哉？
【心学讲评】宋王无道，其横征以困农而扰关市者不知其何如，其臣导谀而无能改。戴盈之者，知孟子之必以其非义而贱恶之，乃为文过之词以问曰：“古之取民者，于农则什一，于商则关有讥、市有治而不征；此固夫子所欲行之王政也。非不欲行，而念国之多故，今兹之岁未能。愿请于王，而损今征税之过多者，以待来年，然后并其所过征者而已之，此亦可以无愧于君子乎”？甚哉，盈之之言义也，非果能知义者也。宋人无道之征，虽日损之，少有所损而亦可日损；其未损者尚不知其何如也。待来年者，来年者之未能犹今兹，而更可待也。盖其攘夺之私已成乎固然，而特以畏孟子之清议，而中心固无羞恶之实也。
故孟子为甚贱之词以责之曰：“非其有而取之，曾何异于攘乎！取之已尽民之财力，曾何异于曰攘乎？今有人曰攘其邻之鸡者，羞恶之心，忘之已久矣，无厌之欲，终难于给矣。但以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而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夫攘鸡而岂但非君子之道乎？告之者姑为恕词，而不及刑戮丧亡之祸，乃改日而月，姑损以待。此其文过饰非，心不自主，而但求免责于人，何望以知义乎？则子今亦未知义也。如其知义，则义之所不可，一介而不可苟，而不能自安，已而已矣，决之心断之速矣，何待来年哉！吾未尝责子以君子之道，而子亦可勿为姑损之言也。”
呜呼！以进一善士塞匡君之责，以姑损其一二谢恤民之咎，此宋之所以速亡与！
【元典】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译文】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天下有人类很久了，总是一时安定，一时动乱。”
【诸儒注疏】“生”，谓生民也。“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
【理学讲评】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当时杨墨之言充满天下，孟子欲防卫吾道，不得不辞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辩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问说：“夫子一言一论，必皆有为而发。然今在外之人，皆说夫子好为辩论，以求胜于人，是必有故矣。敢问夫子何为如此？”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岂不欲与相忘于无言，然义理有当发明，事势有当救正，虽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岂故好为辩说，哓哓然与人争论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为何？盖自上古以来，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气化人事，相为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其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为之一治。及其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为之一乱。反覆相寻，未有常治而不乱者，其势然也。”夫由治而之乱，虽圣贤不能止其来，然拨乱而反治，在圣贤岂得辞其责？故虽至艰至大之事，亦有不已而为者，而况于言乎？
【元典】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译文】在尧的时候，水势倒流，在中国泛滥，蛇龙到处盘踞，人们无处居住；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搭窝栖身，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警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注进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左平地上居住。
【诸儒注疏】“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营窟”，穴处也。《书》《虞书》《大禹谟》也。“洚水”，洚洞无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乱也。“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泽生草者也。“地中”，两涯之间也。“险阻”，谓水之泛滥也。“远”，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理学讲评】泛滥，是水流横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为居营窟，是掘地而处。洚水，是无涯之水。菹，是水泽生草之处江、淮、河、汉，是四水名。险阻，即指洚水说。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一治一乱者，何以征之？昔当帝尧在位之时，洪水滔天，都不循丑道，倒流逆行，以致横溢弥漫遍于中国，凡平陆之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人民无有定止，地势卑的则架木为巢以居，地势高的则掘地为窟以处，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书》上说：‘洚水儆予。’言此洪洞无涯之水，乃是天罔灾异以示儆戒。所谓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时气化乖渗，害及生民便是一乱。于是帝尧忧之，举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责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归，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将这泛滥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横决；以蛇龙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驱逐蛇龙，放之菹泽之地，而不倒其盘踞。水既归海，则下流不壅，得以顺其轨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汉之水是也。此时水患尽平，险阻既远，不但蛇龙已归菹泽，不为唇害；而凡鸟兽之害入者皆已消除，然后地平天成，四陕可宅。下者不必舅巢，上者不必为窟，举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矣，岂非多下之一治哉！”即此观之，可见水旱之灾，虽圣世不能免，惟当时为君者黄惧于上，为臣者勤劳于下，故能挽回气运，转乱而为治如此。然则救灾掘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元典】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汗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汗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译文】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使人民无处安身；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园林、深池、沼泽多了，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
【诸儒注疏】“暴君”，谓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类也。“宫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泽”，水所锺也。自尧、舜没至此，治乱非一，及纣又一大乱也。
【理学讲评】宫室，指民居说。园囿、汗池，是君上游观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泽，是聚水之处。孟子承上文说：“当尧舜之时，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政，湮灭无存。历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顾民生休戚，将百姓所居之室，毁坏以为池沼，使之无所安息；将百姓所耕之田，荒弃以为园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兴，风俗日坏，其在下之臣民又肆为邪波之说，暴慢之行而害人者众矣。且田土弃为园囿，宫室坏为汗池，则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为水草之区。沛泽日多，禽兽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纣之身，愈为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乱焉。乱极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气化，以安天下也。”
【元典】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译文】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
【诸儒注疏】“奄”，东方之国，助纣为虐者也。“飞廉”，纣幸臣也。“五十国”，皆纣党虐民者也。《书》，《周书》《君牙》之篇。“丕”，大也。“显”，明也。“谟”谋也。“承”，继也。“烈”，光也。“佑”，助也。“启”，开也。“缺”，坏也。此一治也。
【理学讲评】奄，是东方国名。飞廉，是纣之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烈，是功烈。成正无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当纣之时，天下大乱，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为之辅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之君助纣为虐于外，则兴师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诛戮；又以幸臣飞廉，助纣为虐于内，则驱之于海隅而戮之；又灭纣之恶党五十余国，而后人害以息。且驱其园囿之中所畜猛兽，如虎、豹、犀、象皆使之远去，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圣王之泽，莫不欢欣鼓舞，交相庆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书·君牙篇》说道：‘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政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开迪我后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尽善尽美，而无一毫之亏缺也。’盖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后，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业不由此而兴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元典】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译文】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有臣子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
【诸儒注疏】此周室东迁之后，又一乱也。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
【理学讲评】有作的“有”字，与“又”字同。孟子承上文说：“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已治。及传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纪纲紊乱，风俗陵夷，邪说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之极，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灭绝，彝伦攸皲如此，是世之一大乱也。孔子生当其时，既不得君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以施其拨乱反正之术，甚为世道人心忧惧，乃假《鲁史》旧文，作为《春秋》之书，以教后世。这《春秋》所载皆王者悖典庸礼，命德讨罪之法。如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赏；为恶者贬，是法之所必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说：‘《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谓其以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其维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谓其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则此书之作，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则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则罪我亦所不辞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一治乎？”
【元典】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禽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译文】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这是心目中没有君王；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
【诸儒注疏】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公明仪之言，义见首篇。“充塞仁义”，谓邪说遍满，妨于仁义也。孟子引仪之言，以明杨、墨道行，则人皆无父无君，以陷于禽兽，而大乱将起，是亦率兽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乱也。
【理学讲评】圣王，指尧、舜、文、武说。处士，是未仕的人。横议，是肆为议论。孟子承上文说：“自上古以来，治乱相寻，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则尤有可惧者，盖圣王不作，为日已久，列国诸侯，力政相争，而放恣于法纪之外。于是异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学，横议于其间，如杨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杨朱、墨翟之说，布满天下。天下之论学术者，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去圣人之道远矣。夫杨氏之言，主于为我，自一身之外，治乱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则天下国家，谁与共理，是无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曾无差等，如此则天性至亲何异路人，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与禽兽何异。横议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胜言哉！昔公明仪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入也。’这原是有为而发。乃今观杨、墨之害，则有甚于此者。盖以仁事亲，以义事君，本万世不易之道。自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而杨、墨以无君无父之教乱之，使杨、墨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说诬惑人心，而充满天下以蔽塞仁义也。仁义蔽塞，则人皆无父无君，陷于禽兽。是杨、墨倡禽兽之教以坏人心，即所谓率兽食人者，其祸至于人相残食，而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天下矣。其为生民之乱，岂特如春秋之时而已耶？”
【元典】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译文】我为此忧惧，决心扞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