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承上文说：“乐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称，然义理无穷，圣贤的学问，尚不止此。盖善虽实有，而蓄积未充，未足为美也。惟是真积日久，而悉有众善，那方寸之中，充满快足，无少间杂，则章美内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这叫做美。然内虽充积而外无可观，未足为大也。惟是积久而着，蓄极而通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不可遏，则诚中形外，已至于广大高明之域矣，这叫做大。然大而未能浑化，犹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曰新之至德，而无矜持之劳，有富有之大业，而无作为之迹，则是不思不勉，而能从容中道矣，这叫做圣。夫大而未至于圣，犹可知也。惟圣则不可得而知，至德纯于不显，而意象之俱忘，大业溥于无外，而声色之尽泯，是乃无方无体，神妙不可窥测者矣，这个叫做神。夫善信之上，犹有此四等，故学者必由善信而驯至于圣、神，然后为人道之至极也。若乐正子之为人，有可欲之善，而无矫伪之私，其造诣所至，盖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圣神的地位，则资禀有限，学力未充，犹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圣神自勉，则他曰所就，亦岂可量乎？”观孟子此言，可见道无终穷，学无止法，以成汤之圣，犹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贤，犹缉熙于光明，甚哉务学之不可以已也。
【心学讲评】学者学圣之功远大无穷，而致之有本。其无穷也，故虽圣人而不辍其精义入神之功；其有本也，故极作圣之至，但因乎人心之各得，即为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各得者善也，其不然则恶也。审于善不善之分，而无穷之功即从此而率由之耳。故孟子因乐正子而推言之。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盖亦心慕其所行而有当焉矣乎。孟子曰：“是其为人也，吾察之于性情之所尚，而得其向往之涂，盖善人也。善不善，君子小人之辨于此别矣。乃不仅然也，吾抑察之于诚伪之交，而得其中藏之实，盖信人也。信不信，善不善之差于此定矣。
而不害问曰：“何谓善？何谓信？”虚立一善之名，不知定以何者之为善。托于善者，抑岂善乎？概指一信之实，不知定于何者而能信乎？不审所信者，信非其信矣。不害固不容已于疑矣。孟子曰：“夫善人者，固非徇乎俗之所谓善，而可谓善亦弗容深求其独善者而后谓之善也。可欲则谓之善也。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也，不拂乎天下之情，必其不违乎天下之性，而即可以善天下之动。人欲之，彼即能之，实有其可欲者在也。此盖性之相近，往往与天理而相合者也。故自乐正子之质禀而言之日善人也。进此则有学问之事矣。信者，非仅闻道之名而不疑、循道之迹而不妄者也，盖有诸己之谓也。其所合于理而善焉者，因而躬践之，因而心体之，非徒恃其自然之合，而确见以固守之，必诚于是。吾谓乐正子为信者，以其学之已实，而见诸行者不宜于心也。至于信，而居之也安，确乎其为善人矣；而作圣之功，亦自此而可几矣。则吾请夫第言之。
“所信者皆善也，而善或尚有未能信者也。善之量大，自微小而积之，以彻乎万事万物，而皆有其必合之则，则在于充；善之体微，自显着而求之，以极乎不睹不闻，而皆有其无妄之真，则在于实。既信矣，加之以推致之功，于道无不可信也；加之以退藏之密，于德确有所信也。如是而后心无不善，善无不信。如是者，求一疵而不可得，在中者皆美，则谓之美。
“在诸中者无理不达，无理不诚，于是乎有发见之功焉：其天德也，而王道出焉矣；其性命也，而文章见焉矣。作圣者于此，游于名物象数，以征吾之所信；通于人情物理，以穷天下之所善；其充也，不但备其理，而皆见之事；其实也，不但诚于中，而且形于外；则动作威仪之际，言行事功之所成，有光辉之及物焉。此则善之功能本有如此之大者，而能极乎其用矣，是之谓大人矣。
“至于此，而以涵养之功为圣功，非思勉之所可与矣。统此一善耳，其始也，因乎性之所近，而实之以学，则自粗而至精，且自内而达外，学之所扩也；其既也，习之已熟，而成乎其性，则无粗之非精，而无外之非内；至清也，而无外物之迹；至和也，而无合物之情；于土皆安而于天能乐，故以之及物，物自兴起变化，而抑不待喻而自通。如是者，则惟于其充实之理，敦不息之功，故光辉之发无涯，而不待言而信，不待动而敬也。斯圣人也，大人之所欲深造而未遑者也，而善之量止此矣。
“虽然，考诸古之圣人，则更有进焉者。善之极，天理而已。天理者，非人欲之所能与也，故大中至正之矩立焉。苟有得乎善而能信焉，特未之逮耳，能知之也。善而至于圣，行造其极而已。行造其极者，尽乎一心之量，而非以迹者也，故敦诚不息之主存焉。苟于善充实而达于光辉焉，特未能通耳，能知之也。圣之至者，其所修者仍下学之事，循乎其迹而已达天矣，此不可知者也。美大者之所略，其所详也。圣之至者，其所应者从所欲以行，无择于理而自一贯矣，此不可知者也。此殆非人之所能与，而造化之妙，其化也敦，而川流皆顺者乎！其得不谓之神乎！此吾所愿学焉，而未能尽知者也。然其动也时，其智也彻，始终而无不照。我仪图之，固有此一境焉，所欲与二三子驯习而至焉者也。
“今乐正子者，其天资之纯正，超然于功利习俗之中，动与理合；亦从事于学焉，以求得于心，则善矣，而进于信。然而未之能充焉，未之能实焉，况其进此者乎？惟其学之未至也，二之中、四之下也。使其有志而不息，固不能限之，然而其功非旦夕焉。乃善不善者，圣狂之分界；信不信者，诚伪之枢机；则二者作圣之本，故于乐正子有厚望焉。”
由此推之，则君子致道之功，一因于天理之固然，吾心之可尽，而惟存乎不息之学。知之易而行之难，是以圣人之不可得而见也。
【元典】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避开墨子这一派，必定会归入杨朱这一派；避开杨朱这一派，必定会回归到儒家这一派。回归了，接纳他就是了。”
【诸儒注疏】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反正之渐，大略如此。“归，斯受之”者，悯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理学讲评】孟子说：“吾儒之于异端，距之不严，则无以尽闲邪之义，待之不恕，则无以开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废也。方今杨墨之徒，执迷不悟，固难望其以吾道为依归矣。如使天理未尽梏亡，人心不终锢蔽，为墨氏之学者，知兼爱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别寻简便的门路，而归之于杨。为杨氏之学者，知为我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归之于儒。盖杨墨虽同归于异端，然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变而从道，难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杨墨者，但以杨墨之能害道耳。今以渐来归，则为吾儒者，惟当悯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杨而来者，吾即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义者，以就吾之义而已矣。以墨而来者，吾即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岂可追其既往而复与之辩哉。”盖未归之前，异端与吾道为敌，既归之后，异端与吾道为徒，此所以圣贤立教，每于距绝之中，存招徕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元典】
“今之与杨、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译文】而现在同杨朱、墨子辩论的人，好像在追跑掉的猪，已经追回、赶入猪圈了，还要接着把它的脚拴住。（这未免过分了。）
【诸儒注疏】“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阑也。“招”，胃也，羁其足也。言彼既来归，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见圣贤之于异端，拒之甚严，而于其来归，待之甚恕。据之严，故人知彼说之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义之尽也。
【理学讲评】放豚，是走出去的猪。笠是猪圈。招是用绳拴缚四蹄。孟子又说：“方今之世，既难得辟邪卫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为是，杨墨之为非，能倡其说而与之辩者，却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气，务要与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宽。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为我之非义，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兼爱之非仁，深恶痛绝，既不容之于门墙，责备求全，又不假之以声色，就如追赶放逸的豚猪一般。既入其芷围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从而拴缚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且阻人迁善改过之门，故已归者，苦其严而思复叛；未归者，畏其严而不复来，吾道之不明于天下，不惟异端害之，而儒者科条太密，门户太高，亦当交任其责矣，有卫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心学讲评】孟子曰：“异端者，其始皆有自立之志，而见之不明，为诐词之所惑。要非如乡愿之害德，自以为是，而终不可与人尧、舜之道者也。故君子甚欲得其归正，而用之焉。“乃其说抑有别焉。其为教也，于天下为有利，于己而见为有功而可以得名，则于人情较近，而去道愈远，墨者之说是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彼浅用之，故或欣然从之。乃其既也，忘亲失己，穷大无成，而人厌之。于是而逃焉，乃尽悔其博爱之不利于吾心，而见杨氏之专己无为可自得也，则归之矣，此相反而成相激之势也。迨其为杨也，栩栩然其自得，心亦得以静，物亦无所损矣。然其既也，虚而无据，遇物而无以应，则抑且悔之，乃以其无欲之心，渐有天机之来复。于是而知逃焉，则必求有以实之，而儒者天德王道之旨，有以定其浮游空扩之心，必归于儒矣。然则此二徒者，皆有求道之心，故熟尝其执一之偏而向于正，君子之所亟进也，受之而已矣。夫君子之有所拒，有所受，非与二氏争徒众也，以为斯道而正人心也。墨者狂之流，杨者狷之流，何不可受哉？
“而今之与杨、墨辩者异是。非以道为必然而欲进斯人于中道也，徒坚其垒以相攻而已。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必与排诋二氏之非，以禁其疑信交作之惑，以激其怨怒而不安，吾知其且苦我之烦难，而日思遁也。道岂远哉，求之斯得，历乎不正者而正者出焉。此吾所以严于乡愿之邪慝，而期于逃异端而归者厚也。”
【元典】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译文】孟子说：“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粮食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君子征收了其中一种，就缓征其他两种。同时征收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了；同时征收三种，就会使百姓们父子离异各顾自己了。”
【诸儒注疏】征赋之法，岁有常数。然布缕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当各以其时。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为邦本，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
【理学讲评】殍是饿死的入。离是离散。孟子说：“为人君者，天下之财力，皆其财力，其势不容不用乎民。所贵取之以时，不至于横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赋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缕之征，是取百姓每蚕织之利以为用，如今之丝绢麻学是已。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为用，如今之夏税、秋粮是已。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为用，如今之当差做工是已。这三件，君子虽例得取之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抚字之意，如布缕取之于夏，则粟米力役在所缓，粟米取之于秋，则布缕力役在所缓，力役取之于冬，则布缕粟米在所缓，但用一件以充国之用，常缓二件以宽民之生，故上无诛求督责之扰，下无饥馑流亡之患，赖有此耳。苟一时而并用其二，则小民奔命不给，有饥死而转于沟壑者矣。一时而并用其三，则小民室家难保，将父子逃亡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穷离析，无以聊生，虽欲责之以常赋，驱之以往役，谁复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祸可立致矣。然则用一缓二之规，人君不独爱其民，实自爱其国也。
【心学讲评】孟子曰：“下之必奉上者分，而上之必体下者情也。能达民之情，而使得循其分，必存乎君子之道矣。夫征赋之法，有国事焉，有君事焉。其为国事，则所以合君民而立国；其为君事，亦所以率野人而养君子。民之所有，皆必征也。有桑麻则有布缕，于是乎征之；有田畴则有粟米，于是乎征之；有丁壮则有力役，于是乎征之。征之，皆国所必须，民所必出者也。虽然，合三者而念之，则有布缕之征矣，抑又有粟米之征矣，抑又有力役之征矣；一岁之中，其科条不一，而输将未有已也。是君子一念民，而见民之难也。然而不可损矣，则将之何如哉？立法者不易之规，而行法者有可因时之道，则惟其缓之一术而已矣。当其需也，则征之，因乎上之不足也；当其有也，则征之，因乎下之有余也。君子畜之有道，节之有制，用其一可耳，其二则必缓也。于是乎事有绪，而民不迫，可以从容措设，而君子之征未尝损也。
“夫苟不缓，则其害可胜言哉？欲急供输，则身又执公功矣；方勤奔走，而粟帛复谁为图之？迫于一时，窘无以应，则称贷于豪民，积计之而十乃偿一；迫不能应，则听命于污吏，中饱焉而事竟不终。于是而食不暇谋也，用其二而民有殍矣；而且生不能恤也，用其三而父子离矣。死者死，散者散，不待加赋也，即此征之，上无益而民以殄矣。然后知君子缓之一法，民可以生，而国抑不忧其不足。上无政，下无守，皇皇以求，而民非其民，国以贫，而危亡亦随之矣。夫亦思止此民也，有布缕之征，又有粟米之征，又有力役之征，而尚可以不缓乎？”
【元典】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孟子说：“诸侯的宝物有三样：土地，人民，政事。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的，灾祸必将落到他身上。”
【诸儒注疏】尹氏曰：“言宝得其宝者安；宝失其宝者危。”
【理学讲评】孟子说：“万物中难得而可贵者，都叫做宝。然宝得其宝则安，宝失其宝则危，不可不慎也。试以诸侯之宝言之，诸侯控一国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当宝重而爱惜者，不过三件而已。彼国有土地，锡之天子，传之先人，乃基业之所由系，非是则无以立国矣，此第一件当宝也。国有人民，赋税为我供，缓急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则无以守位矣，此第二件当宝也。国有政事，利以之兴，害以之除，乃纪纲之所由植，非是则无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当宝也。诸侯能知此三者为国大宝，而念念谨守，时时修饰，使之无一些玷缺损坏之处，将见国祚巩于磐石，遗泽传之子孙，不止于一身无患而已。至于珠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为宝，而徒取给于耳目之玩，则内以嗜欲丧志，外以征求剥民，攘夺将兴，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况能常有珠玉哉。”可见有国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壁于山，投珠于渊，不贵难得之物，不蓄无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国，有由然也，后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