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常说，好木匠眼里没有废料。同样，在会用人者的眼里也没有废人，关键是择人于善，大胆用才。凡是感到无才可用的领导，只能说明他对人才不放心，不放手，缺乏用人政治魄力。三国时，孙权力排众议，临危之时大胆起用年轻人陆逊，使其创下“火烧连营七百里”的辉煌战绩，为东吴解除了危机。这说明：使用是人才成长的最好课堂，是锻造人才的最好熔炉。只要善于并大胆使用人才，就会有才可用，用才不尽。在这方面，要有用人的气度，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使人才意有所定，一心做事；不要轻视年轻人才，要看到年轻人思想解放，脑子灵活，接受新事物快，创新意识强，像孙权那样大胆“拜将”，确保他们脱颖而出。
德是世间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诗经小雅》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品德像大山一样崇高的人，一定会有人敬仰他。《论语·里仁》说：“德不孤，必有邻。”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孤立，必然有人钦佩他，同他来做伙伴。领导者的品德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量，人们都愿意工作和生活在他的身边，并且敬仰他，效法他，服从他。西汉名将李广，智勇超群，骁勇善战，曾率千军万马与匈奴作战70余次，立下赫赫战功。更可贵的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清廉仗义，爱兵如子，“得赏赐辄分其麾下”，自己却“终不言家产事”，直到死时仍“家无余财”。这样的领导手下，怎能不人才济济？
古人云：“智莫大乎知人。”发现和识别人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为金”的复杂过程。“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用人者的识人能力，是决定手下人才多寡的重要因素。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乃至一个国家，有没有人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会不会发现人才。香港人盛赞李嘉诚具有九方皋相马的慧眼。李嘉诚正是因为极为高明地辨识和使用了众多的“千里马”，才使得他指挥的高速前行的商业臣舰弛骋于商场几十年而无坚不摧、勇往直前。反观现今的一些领导，一边在喊着“人才虽好，人才太少”，一边在到处挖掘别处的人才，却不注意识别身边的人才，致使一些宝贵的人才被淹没、流失。所以，要着力提高领导者的识才能力，锻炼识才慧眼，消除“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偏识。不仅善于沙里淘金，洞察人才，而且预知人才的未来，避免在人才识别上的“清光眼”。
。伯乐相马不如赛场选马。伯乐相马容易被主观因素所左右，而赛场选马因有良好的竞争机制，能显示人丰富生动的个性，展现在多方面的才能，使各类人才在不同的行业、不同领域脱颖而出。所以，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应当是：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制定科学公平的竞争规则，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公开竞争上岗作为选拔、重要人才的主要手段。
人才因其独特的地位作用，对周围的环境特别敏感，希望得到领导的尊重和赏识。对此，领导的仁爱程度如何，对人才的稳定成长影响甚大。有的单位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对人才的关爱与尊重，对人才爱得不真，爱得不深。只有懂得关爱人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到如古人说的那样“勇者竭其力，智者尽其谋，仁者播其惠，德者效其忠。”李嘉诚说过：“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是很自然的事，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在亚洲金融风暴波及香港的时候，“长江实业公司”员工的公积金因外放投资受到不少损失，按说，在这种大环境下只能自认倒霉，可李嘉诚却动用个人资金将员工的损失如数补上。结果，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李嘉诚用个人的损失，换取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员工的尊敬、忠诚和感恩。
居家过日子讲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人才的成长也是一样，也需要和谐的环境。所以，想拥有人才不是思想上重视就万事大吉，关键是营造好人才生长的“生态环境”。当今，影响优秀年轻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部分领导对人才缺乏宽容之心，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白璧无瑕”，甚至有的“峰高谷深”，其长处和短处两头冒尖。但只要主流是优点，本质是事业心强，就要看主流、识大节。有容才雅量，对他们的短处多点容忍、鉴谅并在帮助改正缺点的同时大胆使用。“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为细枝末节所纠缠，真正为人才施展才华搭台铺路，创造一个激励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的管理也是如此。交流可以使人才群体保持生机与活力。有的人在此地默默无闻，而换一个地方则成为热门人才；有的人在此地为三流人才，到彼地可能是一流人才。这就是交流换来的结果。对于人才交流的重要性，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曾精辟地总结过战国时人才流动的规律，他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可见，人才的交流，不仅影响人才队伍建设，更为深刻的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总之，领导的“才路”莫大于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第三节 不拘一格降人才
张居正对如何择人提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方”即限制，“无方”即不拘一格之意。也是说，贤明的君主为求得有才能的人才，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使用。
清代改革家、思想家龚自珍针对历代王朝在选拔人才上的种种偏见和陋习，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喊出了天下有识之士的心声，击中了官场选人任贤的弊端，至今为世人继承和传颂。
择人“立贤无方”。就要用人不分门弟，不分亲疏，不拘资格，不徇私情。为天下之各域有其人，为事业之各方有其才。
择人“八不限”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历代在选拔人才上存在着种种偏见和陈规，不少有识之士深受其害。他们遭受不同遭遇的打击，有的“深居而不言寡”，有的“卑处而事隔”，真正的有志之士被掩没被迫害。加之亲朋好友忌于推荐，权贵奸佞馋言污陷，使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得重用，常常郁闷而去。所以，要广罗人才，就要冲破陈规旧俗的束缚，“不拘一格降人才”。做到8不限：
择人之道，应以德才为本，资历为末。这样才能使才者毕至，能者来归。但在实际中，以资历为序，择人而用多有发生，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领导者的习惯作法，带来3大弊端。
一是贤愚不分。论资历而官，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步做到丞相，像这等庸碌无为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二是赏罚不明。如果选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历”，贤者不用，庸者晋升，只能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使一些素怀大志，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受到压抑。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三是才路不通。以资历取人则路窄，不限资历取人则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乡。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论，本可一展抱负，而今年复一年，苦熬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
龚自珍对清朝论资排辈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指出：清王朝的官员，从做官之日算起，要做到一品官，一般需35年，最小也要30年，有才能的不能提前，无能之辈却可以凭驯顺，无所作为而可达到。使官吏素质越来越差，有志之士普遍丧失生气。汉时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基层，天下志士仁人，争相投靠。
既然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作为一个领导者就要力戒废止，一要有一个明确的择人标准，不能盲从；二要选择了就要用，不能闲置。否则，难以服众。
人的才能并非决定于出身、门弟，而是在于后天教育、自我磨炼。综观大千世界，许多出色的人才大都为出身低微者。这是因为：一是他们身受磨难，经受过逆境考验，造就了坚韧的性格，增长了卓越的才能，于风险而不退却，遇困难勇于克服，因而成功者就多。二是他们身处人民群众之中，了解人民的疾苦，深知人民的愿望，懂得人民的情绪，多能采取一些受群众欢迎的改革措施，因而成功率较高。从历史看，以《孟子》所举6人中的舜为例。舜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首次把国土分为12个州，设立各级职员，对人民的生活、生产进行重新组织、管理和指导；严格考绩，奖勤罚懒，调动生产积极性，使原始居民由野蛮向文明迅速过渡。舜的吏治改革措施，不可不谓高明，但他却出自地位“卑贱”者之手，而非于王公贵族之门。
择人不计其地位，就要拓宽视野。身怀才智而地位卑贱者多处于社会底层，有的甚至隐于荒山僻野之中，如果视野不阔，是难以发现的。所以《吕氏春秋》论述道：“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
择人不避亲疏，包含两层含意：一是亲者不护，仇者不疏；二是以贤能为准，不以亲疏为界。亲者有才大胆起用，疏者不才大胆贬斥。既不故作姿态，也不怕“瓜田李下。”
晋人赵武荐举仇人刑伯子任中牟令，晋平公感到奇怪，赵武说：“私仇不入公门”。赵武又荐自己的儿子任中府令，晋平公又奇怪，赵武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赵武的行为得到了晋平公的赞赏，朝廷的大臣们都效仿而学。大臣祁黄羊荐自己的仇人解孤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又荐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当军官，传为千古佳话。
择人避亲，尚属容易；择人避友，可能要难。因为除了对已严格要求外，还有友情难违一条。而且，友情常常比亲情更重，避之也就更加不易。但是，情谊难却，难避也得避，否则就有远贤能，众心不服之弊。清咸丰年间，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这一问题处理的非常得体。沈葆桢生死之交的李元度曾荐一族侄到沈处，沈留他几日，一天突然把他召来，家长里短，问寒问暖，最后问他每年家里需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便是不予差遣。沈葆桢这样处理，即未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不徇私情，可为巧妙。
大千世界，人才济济，但真正的贤人又有几何？不少人“思贤若渴”，岂不知“贤”者毕竟有限。而大量都是近乎贤者、平庸者和所谓“愚笨”者。如果只限于择其“贤才”，那么就近乎无人可择，“无贤可举”。
俗话说：“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有脾气没本事！”从人的内在修养看，具中和之性的人，其实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纳。他们有本事、有涵养、有智慧，却不卖弄、不炫耀、不张扬，清静无为，空灵若虚，如水一样平淡，有说不尽的美德，其力量颇为强大。所以，贤愚之别不能一般而论，它需要在比较中鉴别，是贤是愚在乎其用，用得其所则为“贤”，不得其所则为“愚”，贤愚虽有差别，重在使用得法。
古人云：“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意思是说，世上没有无用之才，即使是暂时不用，今后也必有用处；大事无用，小事必有用之；此事不用，别事也必有用之；此处无用，彼处也必有用之。不用时，废同垃圾；有用时，却缺之不得，甚至与金玉同样重要。说明贤愚各得其法。
我们常见，有些人虽貌似愚笨，其实很精明，正所谓“大智若愚”。这些人或超然脱俗，不谙世事；或自命清高，不屑一顾；或恃才傲物，不愿抵就；或懒散放荡，拒受于束缚；或等待时机，一展宏图。但一般来说，抱才终守者少，伺机而出者多。这些伺机而出者，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宁可一时“躬耕陇亩”，但也要耐心等待，以成夙愿。如果我们将这些人视之为“愚”，必埋没人才，造成人才重大损失，甚至成“楚才晋用”。
因此，贤易之分不可过严，智差之分不可过重。而应因职而异，各取所需，据其所能，适才任用。
自古以来，唯文化是择，唯文凭是求已成习惯。古代科举则不必说，即使在现代，唯文凭论者比比皆是，因而使很多有志之士得不到发挥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