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所谓大学普及，尚末不尚本，这话实在危险太大，所谓国末，也并无挖苦的意思，以树木例教育，本和末俱是纵不是横的，横的或解作末路之末，取义不快，纵的末即是最高之巅，盘根错节，高枝齐云，一个国家列在世界，犹之大树植在森林，环境所迫，必有特高的枝干，超出一般而后已，但拔根以齐其末，是万万不可的。国末愈高，就是大学程度提得过高，衔接中学，于是中学程度也不得不提高，那末小学也必须提高，这棵老树势非拔根不可，所谓基本教育，要和国民经济及一切国情都悬绝了。如听其中学脱节，又难免拔苗之诮。我的意见，大学应当提高，但不必谋普及，前曾在南京国府会议中，主张以广州、南京、北平三处基础较完善的大学，尽量提高，其他各大学，务须接着中学，中学接着小学，就是接着国本。目前不得已的情形，宁可大学有两种办法，大学普及，不是特别提高的大学，期其普及，与国本衔接的大学，只要有相当学生，当然学额无限，随处增设，以图求学之便。约法草案虽只说六年之基本教育，而国本的精神，直达大学，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从国之本做起，所以我仍主张把基本教育改称为国本教育！
前面曾经说过，教育无所谓宗旨，近来所谓以党治国，本地风光，大家以为非把三民主义列入教育宗旨不可。又不愿抛弃旧有各种必要的主义，于是撰成条文，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写几句来装门面，不管实行如何，到是小事，把活的教育变为死的教育，实在是毛病很大，约法草案教育章第一条，我本想特地修正为：“中华民国之教育，为涵养人格、锻炼身体、启发知识之纯正教育，不拘束以任何宗旨。”讨论结束，以为不拘束以任何宗旨一言，似乎和党义有所抵触，又为三民主义列入不列入，争论颇久，我以下面两种理由，详为说明：
（一）三民主义虽为国民党唯一的主义，但三民主义的本身及其性质，与其他有特别色彩的主义，完全不同。三民主义的三件东西，对民众切肤相关，等于太阳、空气、清水，吾人生活上无日不需要，无人不乐受况本党已有好多年历史，可说三民主义已经老妪都解了，现在才把他列入教育宗旨，实在是极旧的旧话，决不能算教育上的新精神。
（二）党是党，民众是民众，党员即民众，固属不合，民众即党员，亦太率直。三民主义，人民无不乐从，仍是由人民自动的，在形式上终是党员范围内信守的一个主义。总理遗嘱说得很明白，“凡我同志”，并不教我们强迫一般民众，现在不问党内党外无论什么机关，同样读遗嘱做纪念周，一如教会利用仪式，苦心孤诣，人尽同志，广收党员犹可，而登记则百般严密，用而不容，得毋令人腹诽，我曾听得非党员做纪念周后愤愤然说道：“我不是同志，什么说凡我同志。”此后应否酌量变通，确有研究之必要，而三民主义，不必列入教育宗旨为宜。
我主张中华民国之教育，为纯正教育，决非抛却三民主义，正惟纯正教育，才可包含纯正的三民主义，讨论结果，均主张把宗旨一条略而不谈，不谈宗旨，就是无所谓宗旨，并非怕麻烦，写不出几句照例文章，是表示中华民国之教育为纯正教育。纯正二字，而且要很彻底的，其中尤有一重要意义，不得不郑重声明，有人主张六年之基本教育，后二年应酌量地方情形，加授生活必须技能，俾不能升学的儿童，有谋生活的能力，这种苦心，对民众是非常真诚的，但不外受职业教育思潮的影响而来，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近来失业者多，如何救济，提出这种理由，我何敢反对。
请大家读一读约法全文，教育有专章，生计也有专章，把生计和教育并为一谈，岂非侵犯生计立为专章的用意吗。教育在使人民有谋生计的纯粹知识，并非直接授与以生计，教育所授与的纯粹知识，如出去谋生计不适用，这是教育应该负责的。二加三等于五，实用上二加三不是等于五，为人应当忠实，交际上不必忠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基本教育后二年何妨教授些生活技能，未始不可，试问办得了吗，满六岁为学龄儿童，受满六年之基本教育，才十三岁，后二年不过一部分时间，加授些什么新式工业农业商业等，能够担保可谋生活吗？况旧工业不能一律废止，基本教育是全民众无人不受的教育，要把全民众各式各样旧工业可谋生活的技艺承揽过来，所有泥水、木工、土工、裁缝、漆工、石工等一切都齐备，小学教员只好请各工头匠人来做，变为一个百工习艺所，果然办得成功，但这是生计的领域了。十三岁以后基本教育以外则可，如以此占居六年基本教育中宝贵时间，减少纯正教育分量，成为国民程度不足的大问题，万万不可。受满基本教育，如不升学，当然入各种职业学校，或自由习艺，谋相当生计未迟。终之基本教育，应以全民众为对象，不是以一部分民众为对象，纯正教育之责任及范围如此，生计所以另立专章！
其次要讲到基本教育的经费问题了。人民有受教育之权，所以政府不得不整个接受过来，完全负起责任，筹足经费，办成全国全民众六年之纯正教育，不能多大设备，为数已大可观。如兼顾职业，简直无从预算，兹只限于六年纯正的就是最简单的基本教育，根据前江苏义务教育的统计，分十年筹备，培养师资九百万元，建筑校舍千八百万元，增加学级经常费自百八十万递加至千八百万元，十年并计为九千九百万元，其第十年办成的时候，总数为二千七十万元。但小学教员待遇，非增高不可，约计仅一省办成基本教育，非三千万元不可。如此大宗经费，试问财政竭蹶如今日之中国，从那里腾出来呢！训政时期中，办成基本教育，名实相符，最有意义可以慰藉民众，终算得国民党做些成绩可以交代民众的一件事！当局或未始不想做，就是经费要如此之巨，既不能强迫人民，骤增负担，打一句官话设法筹措，可断言永无希望。他如指定专款、亩捐、遗产税等，零落不成系统，且为数至微，集腋永无成裘之日，惟事在人为，有决心必有办法，约法草案第百六十八条云：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其不足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
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是什么税，就是盐税，基本教育是全国民众无人不受的教育，盐税是全国民众无人不负担的经费，别种税无论如何没有如盐税的平均普遍。有钱的人不能特别多吃，没有钱的人也非吃不可，南方人北方人一样要吃，不如米北方就不是人人都吃，难得如此天造地设的基础，而且为数颇巨，以之充基本教育经费，谁曰不宜。
论到盐税，是吾国几千年来积弊最深的一件事，近来有许多改革理论，什么税率平均，就场征税，废除引岸包商，仍不外以财政论盐政，为国家整理赋税而已。试问盐税是不是恶税，在三民主义党治下的政治，直捷了当，豁免可也，对人民日常必需品，课以重税，是新征服地的压迫政策，大背党旨，倘人民据理力争，要求豁免，党国当局，何辞以对。现在我们主张利用此全国固有的而且很普遍的基础，来办全国普遍的基本教育，对人民始可以圆其说。使教育与盐政，合为一起，等到基本教育办成的时候，再毅然豁免，或盐价大减，量入为出，毫不成问题，因为盐税已和财政脱离关系，而基本教育已告厥成功了。“革命尚未成功”，政治革命不算什么，接着就是更困难更重要的经济革命，盐政实为经济革命的一端，长此因循，且为将来社会大乱之源，人民受经济压迫日甚，藉口平等，铤而走险，公然贩卖，势必不可收拾，这件历史很久范围很大的事情，其中作梗的实在只有少数几个盐官盐商。盐官不成问题，澄清吏治，别图登庸可矣。至于商本来自由可做可不做，所纠葛的就是引票，持有引票者，保为恒产，一旦废止，或者发生经济恐荒，引起社会不安，平心办法，不妨作价收买，发行一种盐政公债，以之给换而取消引票，且引票并不是全国都有的，不过千百余张，每张四千担，每年获得约二千元，国家以每张一万元公债易得，也不过千百数十万元，实际引票使用的不满千张，约一千万元可矣，于改革盐政统盘计划中妥为挹注，尚无多大影响。我对于新旧盐商，毫无偏护，对于旧盐商不过革其弊，对于新盐商简直是革其业，只要旧盐商无弊，新盐商无业可言，大家一样做纯粹的商贩，绝对办法，就是收为国家专卖。
查现在盐税率各处不同，最高者每担有十元以上之巨，如以赋税原则论，将谓值百抽万，对人民无论如何说不出正当理由。专卖则寓税于价，但期基本教育办成，盐价可减，决不如他种国家营业取利无限的。窃思盐系天产，非特别发明，何得有专商，如非由国家专卖，豁免盐税，任人民自由贸易，取之无禁，全国皆盐，势必至利薄不如卖菜卖柴，无人远运，淡食之区，在所难免。国家专卖，所以救济盐荒，限制产额，规定售价，统计全国每年至少须盐五千万担，以十元税率计，国家税入应有五万万元，以五元计也有二万五千万元，但现在财政部收入不过八千万元，其积弊可想而知矣。
所可过虑的，以盐税全体拨充基本教育经费，国家财政骤减少八千万元，一时做不做得到，当然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的原案中所拟办法，兼筹并顾，关于这一点，如此说：为调剂财政税入起见，自实行改革盐政之日起，第一年仍照现在实收税额之八成归财政部支配应用，第二年六成，第三年四成，第四年二成，递减至第五年盐税完全与财政无关。
盐税既预备脱离财政部，当改革之始，就应独立机关，最好于行政院设一个盐政改革委员会，专治此事。委员务宜慎选，实行革除积弊，涓滴归公，教育界也应参加，并严加监察，自第一年即可着手基本教育预备事宜，把十年计划缩短为五年，这一件渺茫梦想的事，只要政府有决心，明令指定盐税为基本教育经费，知难行易，不数年竟可观厥成功。大部分经费已有着落，所差无几，再依各省情形，酌征教育税，轻而易举。或谓不妨全征教育税，但为数太巨，人民无力增加如此负担，结果仍是画饼，我所以馨香顶礼，非希望盐税全数拨充不可。约法上这句受教育之权，如不至仅仅白纸上写黑字，想来想去，惟此办法为最妥善。本拟规定训政终了，至少须办成六年之基本教育于约法，以表示政府负责之决心，卒以训政时期延长至六年之后，俾党外指为有意拖迟，故草案中未列此条，不得不附带声明。
未尽之意见和希望
前节所述教育之解释，主要点在训政时期，务望办成六年之基本教育，经费巨万，非以盐税拨充不可，决非绝对不可能的事。所难者教育精神，既保持其纯正，同时教育的环境，也要促成其纯正！现在儿童所处教育环境，极不纯正。教育二字，“教”字至今日终算由学校负责，“育”字呢？什么运动游戏，矫正姿势，好算负得“育”字的责任吗。“育”是一切衣食住养育的育，不消说目前完全在家庭。而且“教”字只不过一半在学校，又一半或者一半还要强些，也在家庭。所以教育家极注意改良家庭教育，缘木求鱼，试问从何处改起。我不承认家庭有教育。无法改造一般恶家庭，而反美其名曰家庭教育，实在太诬辱教育二字了。各式各样家庭的环境，只可说与教育关系至大，而不是教育本身，老实说教育家的家庭，也是不对的。我又要以树木喻教育，前面说过，人类受几千百年积习的影响，精神上已成了畸形，这株花木，好像苏州的梅庄，根盘曲而不直，无法恢复原状，惟有把线束一齐解除，使他枝叶自然鬯茂条达，视其移植的地方如何，就是花木的环境如何，于生长大有关系。中国儿童的环境，一如花木永在栽盆，有的肥料过剩，有的并水分都没有灌给，枯燥不堪，这一只各式各样质料不等而容积有限拓根不自由的盆，就是所谓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