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用银的大致情况，正如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在其专著《中国货币史》中所说的，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一百年，专用以两为计算单位的银锭；第二阶段是嘉庆以后的八、九十年间，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成为一种被认可的选用货币；第三阶段，即是清光绪及其后，中国机制银元，并赋于法偿资格。无论在什么阶段，银锭的使用事实上始终没有退出流通领域，尤其在第一、二阶段上，是一种全国各地主要的白银称量货币。
清代银锭的名称相当复杂，种类也是挺繁多的。从大小上来说，有重五十两的，也有重二十两、十两的，当然也有十两以下的碎银。在清代，各地所铸造的银锭形制有相当大的差别，归纳起来，有元宝形、方形、圆形、砝码形、牌坊形、腰形及锞子形等近十种。由于地域的差异和银锭器形的不同，各地对不同银锭的称呼是不完全相同的，就是对银锭的成色要求也是不等同的，这些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将着重表述。
清代的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各地所缴纳上来的各种名义的赋税等，都属于它管理的职责之内。清代户部在各地都设有库储，这些库储的功能就是替中央政府保管各种赋税所折纳成的白银，所以，我们在许多清代银锭上可以见到“库银”两字。清代库储的性质，可分为五种：封储、分储、留储、解储和拔储。
在清代，除了官府铸造银锭外，民间的钱庄、银号、银行、票号等金融机构也铸造银锭，所以，铸造银锭的银炉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比较有名的银炉如营口银炉。营口银炉，只是对营口这个地方所开设银炉的总称，当时在营口相继开设的银炉有同德泰、宝源兴、永生庆、日元福、锦盛魁、东茂凝等六家。营口银炉最初只是将国内外的白银熔铸成当地可以接受的统一成色的银锭，是一种手工业作坊，只获取熔银铸锭的加工费用，到后来，则演变成具有一定信用职能的机构。
大量存世的银锭表明，清代银锭文字大多是戳记，而且多为阳文，有的阳文字口较浅，有的则相对较深，这是在银锭冷却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将字打上去的结果。阴文由银匠錾刻，但很少见。清代银锭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言简意赅，铭文一般具有铸造时间、铸地和铸造机构及重量、匠名等几大要素，并分成几段。在清代银锭中，比较多见的有地丁税银、厘金银、关税银、盐课银等数种。
银锭在民国初年继续得以铸造和流通，但已呈现出一种颓势，这种颓势在清代末期已经表现出来了，这固然与机制银币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自身的诸多先天不足和局限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锭铸造的不统一，各地对银锭成色、重量及平砝标准的不统一，银锭在计值上的麻烦等因素，终于导致银锭在民国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1933年3月，民国政府首先在上海实施废两改元，1933年4月，则在全国推行，机制银元代替了在中国流通了很长时间的银两货币，而成为主要通货，银锭开始逐渐成了机铸银元的材料或成为古董收藏者的一种收藏对象。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银锭从根本亡退出了流通领域。
银锭自它诞生起，到退出流通领域，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驰骋了将近二千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认识银锭的历史，对我们收藏银锭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
五、各时期银锭形制特点
虽然我们在第一章节中，提到中国银锭大致产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但能见到的最早实物却是唐代中后期的银锭。
唐代称银锭为银铤。考古资料显示，唐代银锭就目前所知，常见的有三种形制，一是长厅形板状的银铤，二是圆饼状的银饼，三是底呈束腰长方形、两端高翘的船形银锭。根据银锭铭文上的纪年，银铤大多数铸造于天宝年间，而银饼则铸于开元年间，船形银锭最晚也不会迟于咸通七年（866年）开始铸造。此外，1958年1月，江苏南京北阴阳营曾出土了五件圆形、一件马蹄形，一件接近元宝形的银锭，从上面纪年“元和”、“太和”来看，这批银锭应该属于唐代。
唐代的长方形银铤表面都经过锤击，显得相当平整光滑，这说明它的表面已经人为加工过，否则，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浇铸气孔。观察唐代船形银锭会发现，铸造时留下的气孔比较细密。
宋代银锭与唐代银锭区别很久，首先，银锭形制比较统一、规范：中间束腰、两端呈弧形，与唐代船形银锭那种底部两端平直、正面两端上翘不同。这是宋代银锭的基本形制，除了这些基本形制外。宋代银锭的表面比背面要大些。比如，1958年春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大观纪年的一件银锭表面长15．2厘米、两端宽9厘米、背面长12．9厘米、两端宽7厘米、腰宽4．5厘米；政和纪年的一件银锭表面长14．2厘米、两端宽8．7—9．1厘米、腰宽7厘米、背面长12．3厘米、两端宽7—7．2厘米、腰宽4．5厘米。宋代银锭除了有上述一些特点外，表面微凹，四周有比较粗的丝纹，背面的气孔较大，也是宋代银锭的特点。不过，宋代银锭中，也有两端呈平直状的，目前发现的这种形制的银锭，多是北宋的。辽、西夏、金和元代的银锭形制，与宋代基本上一样，相差不大。
明代的银锭与宋元时期的银锭在形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是锭长减短，二是银锭厚度增加。同样是五十两重的银锭，宋元时期的厚度在2．5厘米以下，而明代银锭厚度则几乎是它的倍数。有人将明代束腰的两个弧度与元代银锭作了比较之后认为，元代弧形直径与锭长之比一般是1∶1（2×R=长度），明代的弧度直径与锭长之比变成了0．5∶1（2×R÷长度=0．5）。正因为明代银锭束腰宽度变窄，银锭的两端弧度显得更大，变得更长。
宋元时期的银锭周缘看上去基本较平，即使起棱也只是象征性的。而明代的银锭就不同了，银锭周缘翼边开始增高，尤其是两端翘得较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圆形的银锭，倒置呈半球状，这是以前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新形制，这种新形制，开了清代民国时期圆锭的先河。
此外，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明代银锭侧面和底部上的气孔比起宋元时期的银锭，要细小得多。
清代至民国废两改元之前，这段时期是我国银锭器形种类最复杂的时期，大体上可以分元宝形、圆形、方形、砝码形、腰形和牌坊形等。除元宝形、圆形是承袭清以前的银锭形制外，其他的形制都是新派生出来的。这些形制，并不是清代民国时期所有地区都采用的，往往每个地区只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形制，有的形制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元宝形银锭，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与其他时代的不完全相同。首先就是束腰开始变得不十分明显，到了后来干脆没有了。其次，不管怎么样，原来背面还呈一个平面，到了这时期，这种平面面积变得小了，有的甚至倒置过来，看上去就像一个球形，不再像唐代的船形银锭那样，覆置似案。
清代至民国，元宝形的银锭是一种基本形制，各地都有采用，但流通比较广泛的地区主要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山西、河北、湖北、江苏、安徽、上海、天津、山东、河南和福建。这些地区的元宝形银锭形制略有差异，有的很具有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元宝的双翅、重量、造型、大小之上。
圆形银锭，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制，它与圆形银饼不同，呈半球状。尽管这种形制的银锭在明代时已经产生，但是当时并不流行。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不同地区的圆锭在整个造型上有所差别，有的略呈椭圆形，面中心或微凹或微凸，铭文的排列方式也有几种：单边式、对联式、品字式等。圆形银锭主要流通于：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四川、贵州、西藏、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等。
砝码形银锭，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新产生的一种银锭形制，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及海南三省。一般锭重十两左右，正面看上去有点像宋元银锭，但周缘不起棱，显得平整。
方形银锭，也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新产生的一种银锭形制，主要通行于甘肃、江西、云南、贵州。尤其是甘肃、江西的方锭，似乎就是元宝形银锭的一种变形，一般重五十两。
腰形银锭；同样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新产生的一种银锭形制，主要使用于山西、河南、甘肃和宁夏，其中以山西更盛。山西许多票号所铸造的银锭往往采用这种形制。腰形银锭除表面平坦外，其他地方都与元宝形相同，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形制上稍有差异。
牌坊形银锭，虽然在其他地区也有，但在云南地区发现最多，可以认为是云南地区最具特色的一种银锭造型，因为它的造型与中国传统建筑——牌坊相近，因而得名。又因为它像放在马背上的马鞍，所以，有人称之为“马鞍银”。在牌坊银锭的铭文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官公估、公估、官局公估、汇号公估、公议公估、公议等六种监看者的衔名。它是云南公估局的一种标准器形。
以上，我们介绍了自唐代以来，至清代民国时期的银锭形制发展变化及一些时代特征。对于这些时代特征，我们在收藏历代银锭时一定要仔细琢磨，以免张冠李戴，甚至上当受骗。在此，我们不妨将至今发现的宋至清时期的银锭以图片形式排列，从中可以领略出不同时代的银锭腰部变化。
六、各时期银锭铭文特征
收藏银锭，我们不仅要知晓它的形制是怎么样发展演变的，还要研究和认识、了解银锭上的文字，即铭文。怎么样了解银锭上的铭文，首先要知道银锭铭文是怎么形成的，其次是要弄清楚银锭文字是怎么样排列的，三是要了解银锭铭文的内容，它讲了些什么。对于银锭铭文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银锭的鉴藏。
在我国，使用白银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在先秦时期的楚国铸造的银块上，就钤印有文字“郢称”，可以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知道的最早的银块文字了。楚国银块上所钤印的郢称，排列的方式是一个紧挨着一个。印上的郢称两字自右往左读，文字书体接近大篆，具有楚国文字风格特征。西汉初，曾使用钤印“郢称”的金块。“郢称”两字属小篆体，显得圆润。虽然战国时期楚国使用过“郢称”银块，但是，它毕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锭”，它刁；具有一定的形态。
对于今天来说，能够见到实物的最早银锭，可能是唐代的银锭了。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唐代银锭上的铭文，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它上面的字并不像宋元时期在浇铸冷却过程中錾刻上去的，就像同时代的唐代金银器器皿上的文字一样，是用锐的金属工具在浇铸完全的冷却。后“写”上去的。所以，它的文字带有书写的笔意，点画之间的粗细比较匀称，每个字之间的距离几乎等同。银饼上的文字虽然保留了錾钊的痕迹，但是，依然让人感觉到它好像是刻写上去的，洊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年）的庸调银饼上的文字就是这样。而怀集县开元十年（722年）的庸调银饼，则更多地保留了錾刻的特征。唐代银锭上的文字，都是阴文。
唐代船形银锭上的文字，就考古发现的来看，只有非常简单的“田”字，有阴文和阳文之分，说明船形银锭上的文字有的是錾刻的，有的却是在制范时就刻上去，然后浇铸成型的。
唐代文字比较多的是体现在银铤和银饼之上。从铭文内容上分，有贡银、进奉银和税银三种。进奉银作银铤状，正面一般刻进奉者的官职和姓名，背面则刻银铤的来源和纪年，比如1957年1月，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杨国忠进奉银铤上的铭文：
正面：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
背面：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郡诸军事检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岩
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
天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
银铤正面的铭文格式是：进奉者官职＋进奉者姓名；背面格式是：上交者官职和姓名，纪年＋税种＋银铤重量。背面说的是这件银铤在什么时候、用什么税银、由谁上交的，即表明这件银铤的来历。
同地出土的另一件杨国忠进奉银铤的铭文是这样的：
正面：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杨国忠进
背面：宣城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
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
银铤正面铭文的格式与上一件相同，背面铭文格式是：地名＋税种＋银铤重量，上交者官职与姓名。因为进奉者往往是用税银和市银来充当的，所以，银铤铭文保留了它们的名称。
1977年4月，陕西西安发现的一件银铤铭文为：
岭南道税商银五十两官秤匠黄泰
1970年春河南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银饼铭文是：
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庸调银饼铭文为：
怀集县开十庸凋银十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交丘（匠）高童
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司典梁海匠王定
从上面四件唐代税银锭铭文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列出的铭文格式为：
地名十纪年＋税名＋重量+官职与姓名＋匠名
所以，无论是进奉银铤，还是税银，其铭文中基本上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官职、姓名、纪年、税名、重量、匠名。
唐代铭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最多的铭文字数达80多个。
宋元时期的银锭铭文与唐代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增加了与保证银锭质量相关的内容。
纵观北宋铭文，比较注重银锭的用途，比如1958年春，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一件进奉银锭铭文是：
1．福州进奉同天节铤五十两专副陈□等监匠
2．杭州都税院买发转运衙大观远年郊祀银一千两每铤五十两
专秤魏中应等监匠作
3．虔州瑞金先纳到政和四年分奉进天宁节□□□本县典书袁丰
银行汤□□验行银田六田五专副梁开□等
1959年5月，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一件进奉银锭铭文为：
荆南军资库元祜四年兴龙节每铤□十两司录参军监扬
内蒙古赤峰市辽上京汉城址出土的两件银锭铭文为：
1．京西北路提举学事司进奉崇宁四年天宁节银每铤五十两
2．潭州酒务抵当所准提举司指挥支常平坊场积剩钱买到银
一铤（五十）两专秤库蔚明等行人李经官
从上面所举的银锭铭文来看，北宋时期的银锭铭文包括的内容有：官衔名、地名、纪年、重量和保证银锭质量的官职名和姓名。北宋的进奉银锭不再以个人名义，而是改为以地方或官衙名义，这是与唐代所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