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着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a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b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c锄之、刈d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e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耙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颜氏家训》
注释
a品藻：品评人物高下。品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人物品藻始自东汉，到了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在士大夫中蔚为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等影响很大。
b战陈：即战阵。陈，通“阵”。
c薅（h`o）：拔除。
d刈（y#）：割。
e末业：古代指手工业、商业。与称为“本业”的农业相对。
译文
有德君子处于世上，贵在能有益于外物，不只是高谈阔论，弹琴读书显示风雅，浪费国家的薪水和职位。国家任用人才，主要不过六类：
第一是朝廷之臣，看重他们能通晓治国之本，满腹经纶，广博而典雅；第二是起草文件和修撰国史的文官，看重他们能阐明陈说国家的基本典章制度，不忘历史；第三是军旅之臣，看重他们能决断、有谋略，强悍能干办事能力强；第四是保卫中央的地方藩臣，看重他们对于地方风俗明白练达，清白爱民；第五是出使外交以及奉命巡视地方的官员，看重他们能随机应变，有体有节地完成君主交办的事务；第六是负责工程营造的官员，看重他们规划工程节约用度，谋划有术。这些就都是勤奋学习坚守品行的人所能做到的。人各有所长，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在这六方面都精通啊？只要都知道大概主旨，能把一项工作干好，就无愧了。
我看世上文学之士，品评古今，了如指掌，到有试用具体任务了，大多什么都胜任不了。生活在太平世界，不知道防备丧乱的祸患；在朝中做官，不知道可能随时突发战事；保有俸禄的资助，不知道有耕稼之苦；在小吏和百姓头上发号施令，不知道人民常常被派遣到劳役任务；因此，难以适应世事变化，治理国家事务。
……古人都要知道种庄稼的艰难，这是所以向来以粮为贵，以农为本的道理。食物是老百姓的天，百姓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东西，父子都不能相互养活。耕种、薅苗除草、收割、车载回去堆积，打拂脱粒，簸扬掉糠秕和灰土，一共要多少次经手才能把粮食收到仓库中啊，怎么能轻视农业而以经商为贵呢！南朝的官员，因东晋在江南建国复兴的缘故，向南渡过长江，最后寄居于外地，到现在已经八九代人没有耕种，都凭借俸禄薪水吃饭。即使有田地的，都听凭家里仆人去干，连亲眼看到起一耙土、耘一棵苗都不曾有过，不知道几月该播种，几月该收获，怎么能认清世间其他事务呢！因此，做官做不明白，管家管不利索，都是悠闲所导致的过错。
评析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剧烈动荡，分裂割据的时代，一般士大夫往往自取华荣，不存国计。加之当时佛教盛行，玄（道）教成风，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冲击。一生“三为亡国之人”、曾为“四朝元老”
的颜之推，从耳闻目睹和饱经忧患中找出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求之于自身；只好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目的，论立身治家之法，辨证时俗之谬，作《颜氏家训》20篇，以训诫子孙。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做父母的一般心理。但是人中龙凤的培养与教育，除了社会、学校的强制措施外，家庭教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子女的成长，花去多少精力，投入多少财力，而往往得到的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子不孝，女不贤，成为他们根本无法摆脱的心理障碍与精神负担。这就是“教子”篇所阐述道理的现实价值所在。
“教子”篇的重心在于子女教育的方法与原则。从方法上说，一是教子须及时。除了胎教外，当孩子长到一定年纪，开始“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即懂事时，便进行有计划的正面教育；二是教子须不懈。要循序渐进。忌一曝十寒，时断时续，又戒毫无目的、缺乏变化的死板教育。因此，教育子女的过程，也是父母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三是教子须刚忍。这是针对体罚鞭挞而言。作者认为，仅仅“诃怒”颜色、责骂训斥是不够的，有节制的体罚鞭挞往往能起到明显的效果。作者用治病说明此举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与苦衷。这在现代教育是不提倡的。
但现实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从不打骂孩子的父母。关键要知权变，掌握尺度。四是教子须循礼。即要按规范培养子女的胸襟性情、志向抱负，不以自己的好恶喜厌来左右、铸造子女的未来。
“教子”篇为天下父母教育下一代提示了一个原则：爱、严并重，恩、威兼施。爱之深才能教之严，爱是基础，严是手段。既防止溺爱过度，又不以虎狼之心待子。同时还要注意形象，把握“严”与“狎”、“爱”与“简”的分寸。
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是古代文人所崇尚的政治理想。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是传统人才观对初涉仕途的士君子的外在评价与要求。然而，“涉务”篇告诉我们：才情学识与“应世经务”之间并非先天的统一，它们往往构成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负面造成一批被誉为文学之士的文人不堪实用。当他们承担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职务时，昏庸无能、目光短浅、无所作为、刚愎自用，便成为突出特色。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场流行病。而作为官僚机器的中枢零配件，推动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那些助手，处世练达，晓习吏用，却又被目为有“小人之态”，舆论品评中对他们是蔑视的。这是封建社会人才培养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作者提出三条认为正确的人才标准：
一是“贵能有益于物”。“物”指的是世务、世情、事理。此处还特指了解世界、管理社会、把握生活某一方面的具体才能。所谓“国之用才，大较不过六事”，主要从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说的。但是“具美于六途”的通才、全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知人善用，让那些确实具备某一特长的人才去守一职，擅一事，发挥其作用，这是保证国家政治健康正常的重要措施。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二是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光看他的书本知识。作者讽刺的那些“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的现象，就是很好例证。其实，在今天社会，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夸夸其谈、貌似精明而毫无动手能力的书呆子人物。
三是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实际出发。艰苦的环境，生活的磨砺往往是促使人才成长的外在条件。在作者看来，倘若一个人志在侧身庙堂、经纬天下，却连何时耕种、何时收获这样简单操作都不愿为，不能为，那么，他的所有抱负与理想也只能是无法兑现的空想。如果子女不知人生艰难和生活之不易，稍遇挫折便无法承受，唯有抱怨和沮丧。要令其经风雨、见世面，熟悉社会、了解人生，培养其坚强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之成为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这或许是阅读“涉务”篇所能得到的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