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1949年5月26日），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01页。
《汉书·张敞传》载：汉京兆尹张敞，因和友人杨恽的罪案有牵连，被大臣弹劾。他的一个部下絮舜以为张敞就要被罢官，便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说：“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张敞当时就把絮舜逮捕入狱，对他说：“五日京兆竟何如？”并因拒绝执行命令将絮舜处死。后把任职时间短暂，或凡事不作长远打算的称为“五日京兆”。五曰：形容时间短。京兆：汉代京城地区的行政区划名，为三辅之一，即今陕西西安市以东至华县一带，其行政长官称京兆尹。后世也称京城为京兆。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这一进程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在逐步开始积累和总结城市工作的经验。
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电报，提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对于已占领的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作出工作总结，电告中央。进入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已为时不远。毛泽东在此时也更多地在考虑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他进一步说明：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中的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4月，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用以指导占领城市后的管理和建设。这一阶段，毛泽东在发给各中央局和前线各部的电文中，多次就城市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提醒他们，要他们注意总结经验，做好城市的接管工作。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转去日前华中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并指出：“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5月26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的电报，向他们通报北平、天津接收城市企业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他还指出，不可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这里，毛泽东用“五日京兆”这个典故，委婉地批评了那些“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的做法，提醒人们在接收城市的问题上，应当将接收和经营统一起来考虑。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占领的城市已不再是战争期间攻城掠地的战果，而将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家园，接收是为了下一步的经营和建设，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五日京兆”之心，自然是不能够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