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毛泽东诗词集》，第29页。
“长缨”一典，出自《汉书·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阙也。’”意思是：南越王与汉朝和好联姻，汉武帝派遣终军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归附汉朝，同各地诸侯同列。终军自请说：“愿接受长缨，把南越王牵至朝廷。”（终军到南越后，遭南越相杀害，死时年仅20余岁。）“长缨”原意是指长带子或长绳子。
“鲲鹏”一典，出自《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意思是：北海有条鱼，名字叫做鲲，鲲很大，大得不知有几千里。鲲变成了飞鸟，名字叫做鹏。鹏的背，大得也不知道有几千里。鹏鼓翼奋飞，两只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鲲鹏”指古代神话中的大鱼和大鸟。
1929年春以来，趁着蒋介石等新派军阀先后进行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中原战争的间隙，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声威远播，人心振奋。党内有一部分人于是滋长了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左”倾情绪。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冒险主义的主张，显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毛泽东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就像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双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立三路线当时是以中央名义施行的，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他也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何况当时确实也有一些同志被红军的发展形势冲昏了头脑，立三路线的推行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就需要有一个说服教育、转变认识的过程。
6月2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向正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毛泽东、朱德虽然对“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案曾表示怀疑和反对，但也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开赴广昌集中。
离开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行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同时，毛泽东还一直向随军行动的党中央代表涂振农以及军队中个别领导人作说服工作。在运动中，他不放弃战机，消灭了敌戴斗桓旅。而对与三军团会攻长沙，则慎之又慎，终于最后说服放弃了打长沙的计划，改向吉安行动。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在进军途中，毛泽东作了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首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开宗明义地表明红军征战的豪迈气概。这里用“长缨”比喻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鲲鹏”则指代貌似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反动派虽然强大，但仍然可以用“万丈长缨”来捆缚，不必被其气势汹汹所吓倒而丧失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