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筹划广东经济特区建立的夏默，几乎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七月的广州，时而骄阳逼人，时而阴雨连绵，这也像夏默的心境。他主持起草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讨论中一直争议不断，对每一条的审议几乎都要反反复复地纠缠一番。
这一天讨论到第十二条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陆广胜就提出了质疑，说“通过土地转让获得资金”的提法绝对不合适，说土地怎么能转让呢。夏默当即解释说，这个说法是参考了香港地区、新加坡的一些说法做的，因为我们打开国门请外资进来，把土地租给外商开发使用，我们可以收地租，一举两得，开发商可以办厂，我们也就有了资金。
但是夏默的解释激起了更多的质疑，审议会议一片沸腾。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干部甚至用拳头砰砰砰地敲起了会议桌，大喊，这是什么意思？把国家的土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不成了旧社会的租界了吗？
坐在他旁边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立刻凑到这位老干部耳边，小声制止说，提意见可以，请不要乱扣帽子。
那位老干部此时似乎也感到自己语气过重，于是说，习书记，恕我冒犯了。我斗胆谏言，这可不是乱扣帽子。特区这种做法，说重一点，是在出卖国家主权！
这顶帽子，简直比刚才那一顶还要大，整个会议室一下子又陷入了骚动。这时候，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站起来挥挥手，让会议室安静下来。然后，他说，同志们，我们要知道，办特区是一种试验，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在全世界来看都是新事物。这样的试验，肯定会触碰到一些雷区。关于出让土地，这应该说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全世界现在有七十多个出口加工区，大部分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利用土地出租得到租金的办法，应该说是普遍通行的，也是可资借鉴的。
既然国务院副总理的态度这么明朗，一部分有异议的与会者也就不吭声了。夏默见此情况，赶紧补充说，我们比对岸香港的优势，就在于有大批荒芜的土地在那里。我们把地皮租给人家用，应该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从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看，都是使用这个办法上位，取得资本的。
陆广胜副省长还是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直视夏默说，夏默同志，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出卖地皮，也不能无限期地由客商租用。把地皮租给人家用，这跟旧社会的租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话一说，会议室又乱开了，赞成的、反对的都有。谷牧摇摇头说，广胜同志啊，这道理其实很明显啊，你怎么会想不通呢？好好的土地，让它在那里睡大觉，人家要开发还不给用。我们啊，思想不能在老框框里打转，必须来一个大解放了，否则，真是寸步难行啊。
而这时，谷牧的说话似乎也不太管用了，各种意见仍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几分钟后，争论慢慢平息下来，所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集中到主持会议的习仲勋身上。
习仲勋一时没有表态，他心里明白，大家都在等着会议主持人最后的决断。但是他想，大家的质疑不是全无道理，而且质疑的人还为数不少，如果对这一条贸然作出决定，只会让质疑的人心里更加不服。他打心里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真心支持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尤其是广东的老同志。他们在广东工作时间长、影响大，如果他们都能举双手拥护这一史无前例的试验，那是绝对有利于特区建设的。想到这里，他忽然冲大家笑一笑，说，今天的争议，我们是不是暂时搁置一下？我建议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今天加班，查阅马列著作，再对照我们这份草案的内容，看看是否违背了马列主义。我相信，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马克思可能会有相应的论述。
陆广胜副省长一听会议主持人这么说也笑了，说，习书记，您这可是太理想主义了。我虽然没有完整地读过马列著作，但我相信老祖宗是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干的。查，也是白查。
夏默说，我看不见得。既然要翻查马列著作，寻找理论依据，加班算我一份，我跟大家一起查。
会议室里的多数同志建议，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能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那么大家就支持这条规定；如果找不到理论依据，那么就再继续讨论。
这个“二十四小时”，对于夏默和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可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大家把所有的灯都打亮，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翻查。桌上各种版本的马列著作，也几乎堆成了小山。
谷牧后来小声地问习仲勋说，仲勋同志怎么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习仲勋说，先查查吧，我们推进事业，也要力求团结大多数。谷牧说，我看这二十四小时希望不是很大。习仲勋说，我倒觉得是曙光在前，老祖宗可能会有类似论述。即使没有，我们也在开会嘛，把工作再往前推嘛。小平同志勉励我们杀开一条血路，我们是绝不会为这种理论问题而止步不前的。谷牧听到这里就笑了，说，是啊，还是黄猫黑猫理论嘛。
窝在广东省政策研究室会议室里的夏默，在连续翻阅了十二小时之后，忽然听到政研室主任在屋角大叫起来，连喊找到啦、找到啦，然后就捧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跑过来说，夏主任你看这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表述土地的，他把土地区分为“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两个性质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范畴。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称为土地资本。”
政研室主任的激动引起了会议室里二十几位工作人员的一片欢呼。大家觉得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差事总算可以告一段落，甚至有人收拾书籍与笔记本准备回家。但夏默的眉头却没有舒展开来，他连续说，同志们，等一等。
这时候喜悦的心情就开始退潮，大家不由自主地就围拢在夏默身边，只听夏默缓缓地说，关于土地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详细的描述，并且阐述过土地资本的收入，把它归纳在广义的地租或者租金中。但是这个表述与我们所要通过的条例内容结合得还不够紧密，我们的依据是，尽量把“土地”跟“出租”联系在一起。
于是，书页翻动的簌簌声和老式电风扇风叶转动的哗哗声，继续交响在这个闷热的会议室里。一次又一次的惊叫与随时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成了这个会议室的常态。而令人兴奋的转机，出现在第二天下午的三点钟，也就是第二十个小时左右。那是夏默的书页被一只水杯打湿的时候出现的。那杯凉水是一位工作人员递给他的。那位工作人员看着满眼血丝的夏默似乎很不忍心，就把一杯凉水递过来说，夏主任，你太累了，喝点水吧。
水杯就在这个时候不小心打翻的。而被水渍浸湿的那一页，也就是夏默忙不迭用手帕轻轻擦拭的那一页，忽然就显出了奇迹。
夏默惊叫一声说大家快来，然后就把手中的那本列宁著作《论合作制》举起来，激动地喊，找到了！同志们快来看，这本是列宁的著作《论合作制》。列宁是这样说的：“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顿时，整个会议室发出了欢呼声。好几个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坐到了地上，有一位头歪在墙角便睡了过去。
又一个争执重点是税收问题。这个问题的争执力度之大，也是夏默所始料不及的。
带头提出质疑的，还是那位广东省的陆副省长。陆副省长这一次的生气，简直可以用愤怒来形容。他用手直指夏默说，你为什么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定得这么低，百分之十七点五？这不是开玩笑嘛，简直是卖国！企业的进出口关税已经免了，企业所得税还定得这么低，太不像话了！
陆副省长这么一说，会议室又像炸了锅一样。各种尖锐的意见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夹带着诸如“卖国”之类的帽子。
夏默耐心地解释说，大家不要惊讶，这税率是经过我们起草组的专家仔细考虑过的。我们认为，定了较低的税率，有助于吸引投资，能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参考了香港的税率，才定的百分之十七点五。另外，告诉诸位，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也定得相当低。当然，这个百分之十七点五，也是来与大家商量的。
一位资深的老专家拿着手里的文件，弯起手指敲敲会议桌，声音颤抖地对夏默说，老夏，不是我说话不中听，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要你定个税率，你总跟着人家跑。我问问你，你到底是哪边的？
这问话说得凶了，夏默的脸一下子变得蜡黄。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缓缓地说，诸位领导，诸位专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改变观念。我们定的这个条例，是要鼓励人家来投资的，不是要把投资的人给吓跑的。我们的条例既要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香港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们要是定高了，超过香港了，那问题是明摆着的，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企业税率超过香港，谁跑来广东投资啊？
夏默的话还没落地，陆广胜副省长突然就跳了起来，啪啪啪地敲着茶杯盖说，你这位夏默主任，简直是胡闹！税乃一国之根本，我们内地还得收百分之三十三的税率，你港商来投资，定个百分之十七点五，你说说，这是不是卖国？这不是我扣你帽子，是你自己扣你自己帽子！我提议，这企业所得税必须与内地企业一样，定百分之三十三！告诉你，这已经是很便宜他们港商了！
起草组的一位姓何的教授看夏默一时急得说不出话来，马上帮着他说，我认为经济特区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与香港持平，是合理的。税率的制定不仅要考虑眼前，还要考虑将来，投资一个厂是长期发展的，如果税率这么高，哪怕土地、人工成本再低，港商也是不会来的。
陆副省长反驳说，但你不能光考虑“竞争力”啊，即便鼓励投资，也不能卖国！税收不要了，只考虑让他们赚钱，而我们自己吃亏，这绝对是不行的。
夏默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缓过气来。他擦净脸上的汗，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再次耐心解释说，同志们，你们再听我解释。其实，税率定低一点，我们并不吃亏。表面上看，税率降低了，国家税收减少了，但真正的生意人是不会把钱存进银行的，他要再投资，扩大再生产，这样他就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交更多的税。
陆副省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敞着嗓音说，那也不能定百分之十七点五！比照内地的百分之三十三，最多减百分之三，定为百分之三十。
他说出了百分之三十的意见后，仿佛会议主持人一样环顾左右，向大家发问，我说的这个百分之三十，成不成啊？
会议室里一片响应之声。许多老干部，包括一部分专家，都觉得这个百分之三十，介于内地税率与香港税率之间，作为特区税率，是合适的。如果再低的话，那就是自己吃亏，是国家财政吃亏，是划不来的事。
夏默一时间愁容满面。因为这天的会议，谷牧副总理和习仲勋书记都没有来列席，是由夏默主持的。而赞同夏默意见的比例又少得可怜，这个矛盾一下子就很突出了。
他只能宣布会议暂时休会。
夏默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一位穿着纺绸衬衫、头上已经微微谢顶的老干部追了出来，用手中的芭蕉扇悄悄拍一下夏默的腰，俯在他耳边说，夏主任，我看你今天挺难的。本来我也有一肚皮的话想说，但是看你的脸色一下子黄一下子白，我也不忍心再说了。不过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我得忠告你几句。你是学者出身，但是你的学问起码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底子的。你不能跟着谷副总理跑了一趟西欧，回来就满脑袋的洋思想，腔调也西方化了，屁股也坐歪了。你要知道一条最基本的道理，这江山是谁打下来的？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烈士们的血，这就是红色江山的含义。你看看我的左手臂上，蒋介石的一粒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把我们的土地租给那些资本家？还收那么低的税？你在写这些条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无数革命先烈的目光正看着你的脊梁骨。夏主任啊，你没有上前线打过仗，你不知道工农坐江山的来之不易。你现在拼命为香港资本家说话，我真是要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好了，这几句话是我的肺腑之言，会上说了，你肯定更加难堪，就现在给你说几句，希望你能听进去。忠言逆耳，不要见怪。
说完，那人就摇着芭蕉扇走开了，后背脊上的汗浸湿了他的纺绸衬衫。
夏默站在原地，一时仿佛迈不开步子了。
当夜，在广州宾馆傍街的客房里，夏默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汽车的嘈杂声与耳边蚊子的嗡嗡声，使他一夜睁眼到天亮。他心里很明白，如果这个企业所得税税率明显超过了香港，那就注定我们要办的经济特区将会门可罗雀。任何投资人都是善于计算的，在这两个税率面前，谁会选择你这个特区而不选择香港？虽然你的劳动力比香港便宜不少。
但是，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会如此尖锐呢？平心而论，广东还是一个思想相对不保守的地方，为什么有些干部还会抵触得这样厉害呢？还会点着手臂里的一粒没有取出的子弹头说话呢？
审议条例的会议，再开下去看来也是无益了。第二天，红肿着眼睛的夏默就飞到了北京，当即就向谷牧汇报了会议情况。谷牧也很为这样的审议吃惊，说都与内地一样，那还搞什么特区？特区还能特在哪里？还叫什么特区？只有投资者赚到钱，他们才会大批地来，特区也才能赚到钱，中央也才能有税收。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嘛，怎么就想不通呢？
夏默说，反对的同志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这是国家大事，决不让步。
谷牧沉吟半天，一时想不好怎么办，假如自己再飞到广州，继续开会，但是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光靠自己解释，看来也不会有大的收效。沉吟再三，他对夏默说，审议暂停。我们马上飞上海，向小平同志求教一下。
邓小平这几天都是一大早就起身，在上海四一四招待所的宽敞的庭院里散步。虽然清晨的空气与绿树间唧啾不停的鸟叫声使人感到惬意，但是邓小平的心却一直被上海“宝钢”的继续上马前行还是迅速下马的争论所牵绊。有一次他停步，仰脸盯着绿叶间的一只尾巴很长、体积不小的鸟，那鸟的叫声竟然也是聒噪不停的“下马下马”。
希望宝钢迅速下马的建议与呼声，这几个月越来越响亮。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国家财政的吃紧，如果暂时关停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那就会大大地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从中央部委到地方都有这样的声音，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论证性的文字。
两百个亿，宝钢确实吃钱太多。
但是年产六百万吨的优质钢，对于正在经济起飞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是一笔多么不可或缺的资源！钢铁是翅膀，只有装上钢铁的翅膀，一个民族才会拥有特别辽阔的天空。
在跟上海市委和宝钢的负责人集体座谈之前，邓小平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退，是不行的。退没有出路。纵然困难再大，也要知难而行。现在的问题是鼓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