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春生，1965年春天出生。
1965年，也就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一年。
小时候，爷爷告诉春生，他们家祖上原本是个大家族，后来念书念穷了。等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只剩下些家产和几亩薄田。所以他们家的成分既不是贫农，也不是富农，是中农。
春生生在“文革”前，长在“文革”中，所以对“文革”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比如，大字报，样板戏，万人大会（批斗会）上，头戴高帽子、胸挂大木牌到处游街示众的“地富反坏右”，墙上到处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抓革命捉生产”等醒目标语。能够清楚地记得，“早请示晚汇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红色旗手、领袖接班人林副主席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时候，人们脸上的惊慌与迷惘……
其实在当时，这一切对还是童年的春生来说，只是模糊的印象，就像一晃而过的镜头。很多事情，一直到很久——读书以后方才渐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至于风雨飘摇的“文革”后期，特别是76年，春生已经相当记事了。那一年，春生十一岁，一个渐渐懂事，从童年走向少年的农家男孩。那一年的中国是多事之秋，周恩来、朱德、毛主席相继逝世。
很多人会从08年汶川大地震联想到上世纪76年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对饱受十年“文革”浩劫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让“文攻武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革命群众彻底绝望。
“文革”是一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历史闹剧，历史悲剧。因为涉嫌政治，还是不多说的好。
春生自然也会记得那一年家乡全民“防震抗震”的情景。虽然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地震预报造成的恐慌气氛，饿着肚皮闹革命的群众紧绷着的思想之弦一下子松了，大家似乎都解脱了，想通了，想开了。就是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呀！
小孩子最开心，家里突然好吃的东西多了。家家户户纷纷杀鸡宰鹅，小小防震棚里弥漫着香气，天天像过年！
也有吓人的。仿佛故意要给“狂欢”的人们泼上一盆冷水，在一个电闪雷鸣、风狂雨急的后半夜，又凭空遍地里响起惊人的地震警报。
那长长的、尖利的警报声，通过高音喇叭划破漆黑的长空，直刺人心。春生记得，后半夜，防震棚内，只要稍懂点人事的小孩都吓得屁滚尿流，没敢再睡，仿佛都在等待着地震和死神的来临。
这也许是“文革”期间留在春生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当然还是印象深的，比如饥饿。那时物质的贫乏，经常挨饿，春生印象中度过的童年，几乎就是一个饥肠辘辘的童年。
但春生的童年还算幸运。
春生是长孙，春生出生前，伯伯叔叔们一连串生了一桌（8个）女孩，春生出生时是“四房合一”的独苗。爷爷奶奶最宠他。
春生又和外婆家一个村庄，只相隔一节田远。农村有句童谣，“外孙是婆婆庄上一条狗，前门打，后门走。”所以，每当春生在家吃不饱，或感到腹中饥饿的时候，要么去奶奶家，要么去外婆家，总能蹭到吃的。
但是到后来，混吃混喝越来越难了。“物以稀为贵，人以多为贱。”随着伯伯叔叔们分别都有了自己的儿子，舅舅家的人口也是骤添，能混到嘴的吃的喝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差，而且还要看婶娘和舅母们的脸色。好在小孩子皮厚，不要脸，只要能填饱肚子，蹭到一顿是一顿，不在乎这些“面子上的虚荣”。
那个时期长大的的孩子，由于缺少油水，吃的都很多。春生的饭量也很大，春生相信自己的胃就是那个时期撑大的。
“为什么自己的饭量这么大，这么能吃能喝，而是吃得又特别的快，都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胃都撑大了！”相信有这样奇怪想法的绝不止春生一个人。
这时候，春生自己家的弟妹也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