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陈丞相世家》）。有人说，陈平让画家画了一张美人像，派人送给单于妻子阏氏，并对阏氏说：汉朝有一个美女，长得如同画上的一样美。现在皇帝被围，汉朝准备把她献给冒顿，以作为解围的条件。阏氏嫉妒心很强，她害怕冒顿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说服单于收兵。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但刘邦确实派人与匈奴进行过谈判，并给阏氏送过一批厚礼，阏氏收到礼物后，就对单于说：长期围困，久战不决，也不是个办法。就是占领了汉地，也不是匈奴久居之地。匈奴习惯于快速作战，冒顿原打算一次伏击，就结束战争，结果，相持不决，消耗了不少兵力，使冒顿的决心动摇。另外，冒顿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其后，约定日期已过，却没有等到韩王信的军队。于是，冒顿有点猜疑，怕韩王信再与刘邦联合起来，腹背受敌，就逐渐放松了对汉军的围攻，准备撤军。正好当时起了大雾，无法交战，冒顿收回兵马，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刘邦乘着大雾，命令士兵持强弩，发满弓，从匈奴解开的围角冲出，顺利地进入平城，与主力部队会合。冒顿见汉军突围而去，也带领大军撤退而走。
更有一些人说，陈平用数百个傀儡做成美女登城的样子，阏氏看见之后，怀疑是汉军献给单于的，唯恐夺了自己的宠幸，因此才为汉军解了围。
白登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双方均倾全力之决战，却戏剧般地收场，留下后人们的不同猜测。
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
成吉思汗（1162~1227），著名军事统帅。成吉思汗是他的称号，他的真名叫铁木真，意为“钢铁”，姓勃儿只斤，蒙古乞颜氏。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世的蒙古族英雄，同时又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政治界乃至平民百姓中很有争议的人物。几百年以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名言与论著。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征服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只有100多万人口、10多万军队的民族战胜了拥有几千万人口、数百万大军的金国、南宋、花剌子模和欧洲联军。蒙古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秘密是什么？成吉思汗为何能在短短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攻取那样广大的地区，并且攻必取，战必胜呢？西方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别人更精良而且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成吉思汗兵制比较完善，军纪严明；将领多巧于计谋，擅长兵法和战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无可匹敌。
蒙古骑兵都是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他们从小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严厉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成为具有坚韧耐力和毅力的老兵，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他们很能吃苦并可以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几乎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各单位的指挥官都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在战场上英勇的表现选出的。他对自己的部队拥有绝对的权威，同时受其上级同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军事组织是不可能有的。
在作战原则和战法上，从没有其他的地面军队能与成吉思汗部队的机动性匹敌。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它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能在脱离根据地作战的情况下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蒙鞑备录》记载：蒙古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这说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自带食物耗尽时，依然有强大的野战生存能力。正因为有了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了超常的战斗力，战争机器也有了连续运转的动力。
不管如何，成吉思汗和他的铁骑统一了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军北伐的主帅是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1814~1864）在广西金田村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后派2万多精兵北伐（亦称北扫）。1853年5月北伐军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等地，进入直隶，逼近天津，咸丰帝（清文宗）宣布京师戒严。八月北伐军进攻天津失利。1855年3月林凤祥在连镇突围被俘。4月3日在北京就义。李开芳退守山东茬平冯官屯，被俘后被押解北京，6月11日凌迟处死。太平军北伐最后失败。
不过，谁是这次北伐的主帅便成为这一幕悲壮历史上的一大疑问。
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朱锡锟等都是太平天国此次北伐的主要将领，主帅当是李、林二人中的一位，但李、林二位究竟谁为主帅，至今都难以确定。原因之一是，据史料记载，李、林二人的名次排列很不固定。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金陵杂记》、《畿辅平贼纪略》等书记载时，将李排在林之前。《畿辅平贼记》载：“初，粤匪洪秀全、杨秀清等窜居江宁，连陷镇江、扬州，乃遣伪丞相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等渡江，自浦口窜扰皖豫两省。”咸丰朝《东华续录》、《戴经堂日钞》等则正好相反，将林放在李之前。如《戴经堂日钞》云：“闻阑仪河口捕获渡河贼五人……讯供贼目林姓等……自扬州坐船到浦口……约万余人。”
还有些史料交错排列此二人名次。因此，究竟谁先谁后，后人不得而知。原因之二是二人官职、品级不分上下，相差无几，谁都有成为领衔主帅的可能性。
目前史学界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断定林凤祥是北伐主帅，这是因为北伐军在太平天国癸丑三年五月十六日从朱仙镇发回天京的战况“禀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林凤祥，其后是李开芳、古文元、朱锡锟。还有癸丑三年四月杨秀清给林等人的诰谕也与此相类似。另外，在与林同时被捕的将领欧锦、陈亚末的供状中，也有“四月跟林凤祥……占住连镇，林凤祥令李开芳领人往攻高堂州”以及“是年四月，我跟林凤样、李开芳、古文元三个伪丞相过黄河……”，这为证明林在李之前，林在李之上，北伐主帅非林莫属提供了有力证据。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北伐主帅应为李开芳，他们用以下事实作为依据：第一，李秀成在“天朝十误”头三条中指出：“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一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之败；一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这里李秀成三次肯定、毫不含糊地将李放在林之前。
处理过天朝国政的洪仁玕在其自述中，亦把李放在林之前。
壬戌十二年底太平天国将这些战死的北伐诸将作为开国功臣，追封为王。太平天国的制度规定，在封爵前面必须“冠以衔系”，李开芳的全衔是“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林凤祥的全衔是，“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从其官职排列的次序来看，李排在了林的前面，当为北伐主帅。
以上双方所引用的材料都是真实可靠、毋庸置疑的。那么，他们相互矛盾，莫衷一是的原因是什么呢？亦即说，李开芳和林凤祥二人，究竟谁是太平军北伐的主帅呢？这实在是个难解之谜。
斯大林为何不防德军突袭
1941年6月19日到20日这两天，数量超过300万的德军秘密地潜伏在长达2000英里长的苏德边境。他们是乘着坦克和装甲车来到这里的，这些坦克和装甲车的车灯都被蒙上了。
白天，他们被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就连坦克盖子的嘎嘎声，都会引来军官的责备。只有到了晚上，德军士兵才被允许到附近的河流或其他有水的地方偷水，而且一个晚上只能有很少的几次。
数以千计的坦克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每一辆坦克都备有10个汽油罐和许多弹匣。很明显，这是为一次大的战争所准备的，实际上，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千里以外的莫斯科。
这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爆发了。这次行动被命名为“巴巴罗萨”（古罗马皇帝名）。希特勒来到东普鲁士一个密林中的指挥所里，以便亲自发出进攻的命令。随着进攻时刻的到来，希特勒越来越兴奋，他大声对手下的将军们说：“巴巴罗萨一开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
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对大量的表明德军要进攻苏联的消息毫不理睬。种种情报表明，在北起芬兰、南到黑海的广大地区，苏联都已经受到德国的巨大威胁。
就在三个月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面临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他在4月3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瑞普先生（当时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以下内容请务必亲自转出：
“我从可靠的消息渠道得知……德军正从罗马尼亚调集5个装甲师到波兰南部……请您对以上消息保持警惕。”奇怪的是，苏联外务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从克瑞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直到3周后，也就是4月22日才把它交给了斯大林。
丘吉尔信中所说的可靠消息渠道指的是阿绰。它截获并破译了数以百计的德军情报，这些情报都表明，德国正在集结大批的军队到达苏联边界。
斯大林从自己的观点嘲笑了丘吉尔的警报，因为，在两年前即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确信，丘吉尔在离间苏德两国的关系。
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支持丘吉尔的情报大量涌进了克里姆林宫。这些情报中有一份来自日本的里察德·苏尔哥，名义上他是德国《法兰克福邮报》驻远东的记者，实际上他是苏联的间谍。
在日本，苏尔哥和德国驻日本的使节尤根·奥特将军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奥特将军与德国的高层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能够得到最机密的情报。奥特经常将这些情报毫无保留地讲给老朋友苏尔哥听，他认为，苏尔哥是一个忠实的德国人。
于是，在1941年5月19日，苏尔哥这个情报老手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以下消息：德国已经聚集了150个师（比实际数量仅仅少3个师），分为3个方面军部署在苏联边境。两周以后，苏尔哥又向莫斯科发出了德军使苏联屈服的详细计划。几天以后，这个德国记者又得到了德军进攻的确切日期：1941年6月22日。
从瑞士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更让人担忧。瑞士的苏联间谍头目是罗德夫·罗斯勒，他是一个德国的流亡者。以在罗森拉开一家书店为名进行间谍活动，他和他的手下利用在日内瓦和洛桑的秘密电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德国的情报机构称之为“红色三重奏”。
在6月14日和接下来的16、17和18日，这些电台向莫斯科传递了详尽的高级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罗斯勒收集整理的，他的化名是露西。这个被莫斯科称为“三个音乐家”的组织不仅提供了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情况，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军（北部、中部和南部）坦克的精确数量，而且提供了进攻的日期。他们还发出了德军的详细目标甚至集团军的高级将领的姓名。在露西发完长长的情报瘫倒在床上时，从莫斯科回来的答复仅仅是简短的一句：“明白，完毕。”从其他线索也可以知道，德军大量集结在苏联边境，准备发起进攻。6月18日，一个德军逃亡者溜过苏联边界，向苏联汇报说德军将于22日发动进攻，但是斯大林又一次拒绝相信他。
这期间，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困扰着苏联的情报机构。就在进攻发生前的两个月，尽管柏林认为莫斯科是盟国，24架德国侦察机还是越过苏德边界进入苏联领空。其中一架飞机坠落了，苏联人发现飞机残骸里有高质量的照相机，里面的胶卷能够证明他们飞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拍边界线附近的苏联军事设施。
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也能证明德军确实想进攻苏联：与苏联签订合同的德国公司在6月10日前突然停止了向苏联供货。
美国国务卿考代尔·霍尔召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康斯坦丁·犹曼斯基。国务卿对大使说，他们已经从驻欧洲的使节那里得知，德军将要进攻苏联。
最后，丘吉尔告诫斯大林说，他们从无可怀疑的渠道（指的是阿绰）得知，德军将在6月21日对苏联发动进攻。
在进攻当天的黎明时分，有一种怪异的安静。突然，数以千计的德国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啸声，炮弹越过了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线，倾泻在苏联的国土上。300万德军士兵冲过了边界线，苏联人彻底惊呆了。
两小时以后，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舒林伯格拿着希特勒的宣战书来到苏联外务委员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时候，德军已经深入苏联境内了。这封宣战书现摘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