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麦克阿瑟不仅在财产审计上故意放日本皇室一马，还迫使东条英机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把战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造成一种“裕仁无罪”的假像。《裕仁传》提出的证据显示，为了在远东国际法庭避免提及裕仁，麦克阿瑟的高级顾问与日本宫廷里的官员在审判出庭前曾对过口供：“裕仁根本没有意识到为日本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承担个人责任，也从来不承认侵略有罪。”当然，麦克阿瑟的胆子再大，也不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支持他的还有宾尼尔·弗勒斯将军、前总统胡佛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据西格拉弗在《大和王朝》一书中指出的，胡佛和麦克阿瑟的腰包里装有大量日本皇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疯狂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金钱财宝。于是在麦克阿瑟等人的包装下，裕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傀儡形象，逃脱了国际法庭的严惩。
假设麦克阿瑟没有这么做，历史是否会沿着另一条轨迹前进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题。更何况，让本应承担战争责任的人轻松过关，这对饱受侵略者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岳母刺字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精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但是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词严，力陈抗金军功，爱国何罪之有？并当着何铸面“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说，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这几个字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刺的，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清人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卷一云：“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精忠报国’。”是说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系“母刺”所为。据考证钱氏撰此年谱，取材于《唐门岳氏宗谱》，此谱成书较晚，材料来源颇杂，不足为凭。游彪教授也认为，岳母刺字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典故，但还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在宋金打仗的时候，岳飞是在现在的山西平定一带当兵，岳飞是一个很忠孝的年轻人，他很担心家里年迈的老母亲，为了安顿好母亲，岳飞就从战场回到了家乡河南的汤阴县。
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19岁时于宣和四年（1122年）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断岳飞背上的字不是因为他当兵才刺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
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佣他们。所以宋代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被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岳飞刺字的内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规定。宋代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铺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奴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所以游彪教授说，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精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规定，宋代给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是对士兵的一种歧视。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武官则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当然也不乏有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精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
抗倭名将胡宗宪缘何被历史遗忘
在明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
胡宗宪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有也过很大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历史上的胡宗宪，的确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戚继光以前对倭寇而言最具威胁的人物。
然而，国内有关胡宗宪的介绍并不多，且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并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为什么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却被历史遗忘了呢？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在任期内因为精明能干，政绩凸显，由于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胡宗宪是个文官，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战绩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至嘉靖年间，江浙一带倭寇泛滥。三十四年胡宗宪任浙江巡按御史，旋提为总督，总制7省军务抗倭灭寇，并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得到明世宗的重用。胡宗宪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徵明为幕僚；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胡宗宪暗察浙江，当时倭寇的主要首领徐海、陈东和麻叶在乍浦一带建立据点，四处抢掠。
胡宗宪对倭寇也并非一味没有章法的剿杀，他曾在外交上作过努力。他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辞寇。但此时正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因此外交上的措施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立即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对汪直颇为猜忌，于是，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带诸倭寇的巢穴再说。
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其实，如果能处理得好，这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例子，如宋时的名将杨再兴。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拥护政府的武装，朝廷干臣。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此后，胡宗宪得到兵部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限，便意味着他可以有很大的空间以实施他的对敌计划而不受过多的干涉。胡宗宪在徐海等海寇头子之间制造矛盾、挑起他们自相残杀，利用这一办法，各个击破。胡宗宪以战功获得殊荣，官司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
胡宗宪于戎马倥偬中还曾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书中收入浙江沿海地形、防务、战具、倭变、战事等情况，内容翔实，记载入《明史》之中。此外，还著有《三巡奏议》、《督抚奏议》、《忠敬堂汇录》等。
众所周知，他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人们称其为奸臣。因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太好，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中的另类，这也许就是他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一起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的原因之一。
汉高祖在“白登之战”中脱身历史上汉与匈奴之间著名的“白登之战”也称“平城（今山西大同，是白登之战的发生地）之围”，它对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产生过深远影响。在白登之战中，汉高祖刘邦最后究竟是如何脱身的这一问题一直为世人所探讨。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早在夏代，匈奴就已存在，当时称为荤粥。周代称猃狁，秦代称匈奴。其生活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秦汉之际，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匈奴各部，从而统治了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初期的汉朝，由于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利用自己兵强马壮的优势，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北部边郡的人口、牲畜和财物，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中原北部的统治。
为了防御匈奴的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为理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今山西朔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天，冒顿带领大队兵马进入长城，一直打到马邑城下，把韩王信围困在马邑城。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带兵攻打韩地有功，被刘邦封为韩王。但刘邦对他并不放心，所以，把他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韩王信也知道刘邦对他有疑心，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要求和解，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但不出兵交战，还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来往，怀疑韩王信可能要叛变，就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刘邦。在紧急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刘邦亲自给韩王信写了封信，对他进行劝告并加以指责和警告。信中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汉书·韩信传》）。刘邦的这番话不但没有挽回形势，反而促使了韩王信的叛变。他见刘邦如此口气，深知处境的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了马邑城，投降了匈奴。接着，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统治，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天，刘邦亲自带领30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汉军进入山西后，连连取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之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1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又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了晋阳、离石等六城，攻下楼烦等三城。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刘邦来到晋阳后，听说冒顿驻兵于代谷，就派人进行侦察，冒顿故意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不让汉军发现，而把老弱病残摆在阵前，以示溃败的样子。汉军侦察人员几次往返阵前，也没有看破匈奴的假像，信以为真，就把侦察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刘邦。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汉军刚刚过了勾注山（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设防产生了怀疑，提醒刘邦不要贸然进兵。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邦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破口大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奴隶，一贯以能说会道升官，今天还想胡说八道，扰乱军心。于是，把刘敬抓起来，囚禁在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处理。
接着，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也不等步兵赶上，直抵平城。冒顿见汉兵蜂拥赶来，就在白登设下埋伏。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冒顿马上指挥40万匈奴大军，截住汉军步兵，把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使汉军失去联系，不能相救。刘邦发现被包围后，才知道上当受骗，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组织突围，结果，虽经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的骑兵是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把汉军冲散。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还飘着雪花。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冻伤很多人，其中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汉书·匈奴传》）可见这次战争是多么艰苦！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扭转败局，刘邦凭借白登地势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指挥汉军昼夜加强防守。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占领白登。
最后，汉军是如何突围出去的？史书也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刘邦采用了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陈平秘计是什么？”其秘计，世莫得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