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奉命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今属南京）出发，“师行间道，疾趋燕都”，于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屯驻待援。北伐军深入直隶（约今河北），清廷震动，即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防卫北京，并由僧格林沁率军前出，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围困静海、独流镇。北伐军远离天京，处境日益艰难。1854年2月5日，乃从静海、独流镇突围南走河间束城镇，继走阜城，但仍未能摆脱被围困的处境。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抽调7500人组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等率领，于1854年2月北上增援，直入山东，一度攻克临清。旋遭清军围攻，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乃从阜城突围，进据东光县之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尚不知援军已溃散），5月28日，由李开芳率600余骑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州城，又为胜保追及围困。1855年3月7日，连镇被清军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立即移兵高唐。
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之冯官屯，最后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出营被俘。
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十一月初十至癸丑（1853年）三年二月十五的三个月中，太平军连克岳州、汉阳、武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城市，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攻克南京建都天京后，即派军北伐，欲直捣燕京、推翻清政府，在当时，这是完全能实现的。但为什么后来太平军由开始的攻势转为守势，最终招致全军覆没的惨局？
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军北伐，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虽为精锐之师，但后援不继，终不免全军覆没。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他们从南京浦口出发，一路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渡过了天险黄河，大有直捣燕京将清政府一举推倒之势。
所以，太平大国建都天京以后立即派遣主力北伐的决策是对的。太平军北伐的失败不是决策错误，而是后援不继、粮道不通。而天朝对疏通北伐军粮道和派遣援军是考虑到并且付诸实现了的，无奈军心不齐，一再贻误良机，除开始时胡以晃的西路军失败外，还有两起援军也半途而废。几起北伐援军的半途而废，充分说明太平军北伐过程中战略分歧的严重性。由于得不到粮饷接济和援军接应，北伐军从渡过黄河之始，不得不孤军奋战。在林凤祥之后，只要有一路援军到达目的地，不但北伐军能够保全，而且林凤祥等或许早已问鼎燕京，为太平天国写下另一页不同的历史了。可惜几路援军都半途而废，才使北伐军成为孤军。最终导致北伐失败。
也有观点分析是太平军集团政治上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北伐的失败。1851年金田举事之初，政治设计上即无新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是“均贫富”
的老套，虽能号召饥民于一时，却无力支撑以长久。1856年9月洪杨内讧，成为太平军的盛衰转折点。1857年5月，石达开率10余万太平军出走，后果更严重，血腥争权的内讧不仅仅致使杨秀清部下两万精兵死得毫无意义，更暴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不过“取而代之”更旗换号而已。洪秀全登基后“官轿出行军民避不及当跪道旁”，“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李鸿章后来攻下苏州，惊叹忠于府“神仙洞窟”。南京的天王府更是建制宏大，尽极奢侈：金碗、金筷、金浴盆、金马桶、金夜壶，官吏一千六百余、宫女千余……谱儿摆得比清帝清吏还大，革命性与正义性丧失殆尽。政治上，太平军集团管理层目光短浅，不知文化之力。在辖区内，太平军焚烧文庙、劈孔子牌位，将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用来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对读书人全无笼络，蔑视所有传统文化价值。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就这样踢开了文化人，政权内部办事效能自然日益低劣，官僚化腐败化程度日益加剧。反过来，清廷镇压太平军所倚重的力量，却是曾、胡、左、李等高级文化官员。缺少了文化的粘合力量，政治上便丧失了向心力，这对强敌在侧的太平军集团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军事乃政治的延续，战争只是政治较量的最后格斗，而政治较量的基础又在经济与文化，比拼的不仅是人力物力，更有综合调配的管理能力与设计全盘的文化智力。应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分析，太平军北伐最后的军事失败都是必然的。
还有学者分析是太平军辖地内生产崩溃是导致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1863年（同治二年），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写有：
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西潮》中说：“太平军溃败以后，南京破坏殆尽，而且始终不曾恢复旧观。城内的废墟、麦田、菜圃、果园比盖了房子的街道还多。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肮脏不堪，电灯昏暗如柴油灯。”从许多史料上都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南京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昔日雕梁画栋、繁花似锦的六朝金粉胜景不再，没有了雄厚的经济作后盾，太平军北伐失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尽管太平军北伐最终失败了，但广大太平军将士英勇奋战，震撼清朝心脏地区，牵制大量清兵，对南方太平军和北方人民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石达开大渡河受降
石达开（1831~1863年），别名亚达，外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首封之五王之一，为翼王。
石达开早年在家务农，后加入拜上帝会，称天父第七子。1851年拜上帝会于金田起兵后，领左军主将。同年12月，在永安被封为翼王。其后屡立战功。1855年1月，在鄱阳湖大破湘军水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革命进取心减退，追求享受，严格规定等级秩序，越来越脱离群众。1856年8月，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万岁”。洪秀全表面答应，暗中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等回京商量对策。9月1日深夜，韦昌辉带兵包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及其全家，还残杀杨秀清部下两万多人。
石达开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后又逃出天京。韦昌辉又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韦昌辉的滥杀引起天京军民的愤慨，在洪秀全领导下，天京军民处死了韦昌辉。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任命分为“提理政务”，但对他又有疑忌，封自己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参与政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10月，石达开带领太平军五六万人“负气出走”，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后来石达开领兵到江西，1858年经浙江到福建，1859年分兵入湖南及广东再到广西，1860年率十万之众，北上过湘西，入川东，并在1863年攻下贵州遵义。1863年4月，石达开亲率4万大军，由云南巧家横渡金沙江，第七次攻入川境，然后沿会理县北上，穿过彝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由于清军围追堵截，太平军几次渡河失败，从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石达开见大势已去，命尚存的几千名将士放下武器，自己带着五岁的儿子及几名副将，于6月13日自缚赴清营，冀图“舍命以全三军”，后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留在大渡河边的几千名太平军将士亦被清军袭杀几尽。
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将领中最富有谋略的人。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则赞其为“绝代英物”。但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被俘问题，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存在着很多分歧。
有观点分析认为，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大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越过大渡河直取成都。这里地势险恶，四面受敌：北面是大渡河和总兵唐友耕等的部队，西面是松林河和土司王应元等的反动武装，东面是马鞍山及土司岭承恩的兵勇，南面的山径险路被岭承恩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又有游击王松林的兵勇在筲箕湾等处堵守。从5月17日起。石达开曾多次组织渡河战斗，均遭失利，伤亡惨重。由于四面被围，粮道断绝，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只得“摘桑叶，掘草根，杀马骡为食”。6月9日清军乘势攻陷紫打地大营，石达开率残部七八千人东向突围，奔至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面对这种艰险形势，石达开动摇了；十之六七的部将动摇了，有个姓邹的宰辅甚至“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立功赎罪”；有些士兵也“疑贰无斗志”。石达开穷途末路之际，已有投河自尽之意。后见清军挂出“投城免死”的牌子，便存有侥幸心理，向清军投降，以求苟且偷生。
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石达开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石达开投降是为了赦免三军将士，似有诈降之意。另据四川布政使刘蓉（刘曾对石达开监刑）讲：石达开临刑时：“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因此，他们相信，石达开仍是太平军英雄豪杰，一生正气，视死如归。
“垂翅无依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穷途纵有英雄泪，空向西风几度挥。”石达开虽然兵败大渡河，但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鼓舞和支持了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
天京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1864年7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随着天京（现南京）失陷而宣告失败。围城3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的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3日3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所谓窖藏珠宝连一点踪影都没有见到。
天京是否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破城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l／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
《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有资料证实，“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如此之多的财富，必然要有一个好的藏匿之处。因此，人们好不怀疑天京城内有洪秀全及天国新贵们的金银窖藏的存在。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洗劫南京后，曾国荃并不承认大发横财，向上禀报：“城内并无贼库”。虽然得到了官方的默认，但老百姓却怎么也不相信，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国荃因此一战，成为巨富。
另外有传言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一纸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3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为蒋介石侦知。他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
类似以上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