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3日又占领立陶宛滨海城市默麦尔。4月3日下达旨在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5月22日又签订《德国意大利军事同盟条约》。1939年8月中旬，苏联的国际处境十分险恶。日本继1938年在中苏边境张鼓峰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1939年5月~8月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在4月~8月多次主动采取行动同英、法在莫斯科举行关于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的谈判，争取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苏联合作。与此同时，英国同德国进行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采取措施调整同德国的关系。斯大林于8月21日接受希特勒提出的立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彼此互不使用武力，任何一方将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当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就彼此有关问题，密切接触，交换情报；和平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得以暂时置身于战火之外。但条约签订不到两年，德国在西线得手后，于1941年6月22日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1946年5月30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一项秘密议定书，而且对其内容予以了披露。文章发表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苏联当局当即予以了反驳。
的确，在苏联的公开出版物中至今尚未见到有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收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四卷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没有涉及秘密附属议定书的条款。鲍爵姆金领导编写的《外交史》第三卷和维戈兹基等人编著的《外交史》第三卷也只字未提秘密附属议定书。阿赫塔姆江等人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在谈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对秘密议定书没有提及。萨姆索诺夫主编的《苏联简史》也持同样说法。曾参与1940年苏德谈判的别列日柯夫在其回忆录中不仅没有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而且认为：“对1939年苏德条约问题，虚假报道堆积如山。”1948年2月，苏联情报局在题为《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的文件中对英、美单方面公布德国外交文件予以反对。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引用了1939年8月24日苏联《消息报》所发表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不但对秘密附属议定书一点儿也没提到，而且批评说：“资产阶级世界有人陷于伪造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继续就条约和苏联的目的撒谎。”
但是，不少西方学者推测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例如原纳粹德国上将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叙述了关于希特勒将部分波兰领土划给苏联、对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小国不表示兴趣的问题，他实际上谈到了西方国家公布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一些内容。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还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的主要内容予以列举。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在其《外交史》中断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在着无可争议的秘密议定书。奥地利的布劳恩塔尔也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的说法持肯定态度。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托因比等人编的《大战前夕，1939年》一书载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主要条款。英国学者艾伯特·西顿在其《苏德战争，1941～1945年》一书也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一份草率拟就、措辞模棱两可的秘密议定书的叙述。
另外，史学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认识、动机、责任、性质和后果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绥靖”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苏联与德国缔结条约是真正的祸水西引，实行了比英法更甚的绥靖政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慕尼黑协定》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欧洲大战前夕绥靖政策的典型表现，或者说苏德条约是继英法之后苏联掀起的又一个绥靖高潮。第二，“革命妥协”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打破帝国主义包围，粉碎帝国主义阴谋的革命妥协，它与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既考虑苏联的国家利益又考虑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外交利用帝国主义营垒的矛盾，取得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大胜利。第三，“分赃”说。他们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大国宰割小国的预分赃合同。
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后果问题，史学界争论更大，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有利”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争取了对苏联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使苏联赢得了为战胜侵略者所必需的22个月的时间，并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陷入孤立，对苏联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更有利。第二，“利大于弊”说。有学者撰写文章说：我们既要看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积极作用，又要如实地分析客观存在的消极后果。但是两者比较，权衡利弊得失，尽管条约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及苏联本身曾经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但……积极的作用是根本的，主导的。第三，“弊大于利”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赢得了一年多的备战时间，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它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如“客观上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分裂，损害了各国党的威信，破坏了开始形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自己丧失警惕，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第四，“不利”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消极作用很大，理由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苏联的手脚，不利于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模糊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认识，不利于推动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这样，有关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一系列问题就成了史学界争议的一个热点。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评价战前国际关系、深入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方马其诺防线”为何土崩瓦解
乌苏里江边的虎头枢纽据点是日本关东军精心设计并驱使1万多名中国劳工耗时6年修筑的坚固要塞，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1945年8月8日22时50分，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0时，苏地面部队在对日作战最高司令官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从三个方向向关东军展开了猛烈进攻，同时空军对中国东北的主要城市和日军的主要防御设施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空降部队则在长春、沈阳等城市实施机降，像一把尖刀插向了日军的腹部。日本关东军被分割成数块，南北不能相顾。
在随后的战斗中，日本关东军大多一战即溃，但在一些局部战斗中，日军仍负隅顽抗，其中尤以虎头要塞之战最为激烈。当时有1900余名日军在此坚守。苏军久攻不下，便改换战术，先用训练有素的哥萨克狙击手封锁日军的火力点，在控制了要塞的洞口和通气孔后，将汽油灌入地下工事，用燃烧弹点着，使不少日军被烧死或窒息而死。苏军还将自动火炮开到要塞的坑道口边，近距离用火炮直接对洞口内连续轰击。最后，虎头日本守军除约70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击毙。
战前苏军统帅部估计，结束对日作战短则两三个月，长则需要半年以上。因为，日本关东军虽然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较之苏军处于下风，但他们毕竟有近百万之众，熟悉当地的地形、民情，还建造了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可事实上交战仅13天关东军就土崩瓦解，1945年8月22日，在长春关东军演习场，关东军山田乙三司令官率97名将领向苏军投降，其中缘由发人深省。
其实就在1945年4月德国宣布投降后不久，苏联便开始着手对日作战的准备。为了达到突袭成功的目的，苏联军方可算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由于苏联在远东的铁路线距离边境只有2～4公里，苏军在运输过程中实施了周密的伪装，在靠近边境地区，白天增加运输数量车次，夜晚进行“饱和”运输；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略意图，苏军部队到达集结地域后，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并控制人员的户外活动，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秘密的进行之中。
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结于苏军的保密措施，隐藏作战企图，似乎并不能彻底解释在关东驻扎了14年的日本军队溃败的原因。
的确有军事研究人员曾对此提出过质疑；关东军怎么可能对其3个多月的大规模兵力调动毫无察觉？
根据新近公开的日本军方秘密档案显示：造成日军疏忽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在战略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日军一直将美军视为盟军对日作战的主力，特别是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军将美军可能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行动作为防御的重点。对于苏军是否会攻击日本，虽然也考虑过，但最终认定苏联没有把握在两个月（8～10月）之内击败关东军，因为10月份以后中国东北就要进入冬季，他们是不会选择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对日作战，所以即使苏联红军发动全面进攻也应该是在来年春季以后。基于以上的判断，日军非但没有对苏军的秘密部署有所察觉，也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就在苏军利用雨夜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甚至还在丹东寻欢作乐。
人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日军能够对苏军行动提前有所判断，恐怕苏军很难在半个月之内就击溃关东军。未来高技术战争具有突发性、节奏快、初战就是决战的特点，这对战略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指挥员在作出判断时，应将科学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战略形势、敌我力量对比、敌军可能的行动等诸多因素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动态分析，从而为正确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失陷，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在苏联军队的大举进攻下，日军只在个别防御地段作过一些抵抗，而且只是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水平，根本没有主动的反击，这才是他们失败的必然原因。
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据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日本退伍老兵回忆，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层层布防，并在一些险要地段精心构筑坚固防御堡垒，形成数道防线，希望以分兵把口、分层狙击的战术手段抵抗苏军的进攻。但是，当时苏军来势汹汹，以机械化部队进行快速的大纵深作战。他们先是在日本关东军的薄弱防御地段打开缺口，然后立即扩大突破口，高速向纵深推进，再以空降部队的纵深机降，使日军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
就此观点，克劳塞维茨也曾指出：“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在战争中防守只能是相对的。”
无论是因为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还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进攻和防守的关系，“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失陷依然成为日本法西斯军队彻底失败的标志性战役。
谁是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最大的敌人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资深研究员约翰·普拉多斯是一位冷战研究专家，在他的脑袋里装着许多“冷战”年代鲜为人知和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甚至包括美国当今的安全战略的天机。
整个“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普拉多斯认为，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的军事对抗是一次危险的波峰。后来是1962年的加勒比海冲突，直到最后一刻才奇迹般地得到和平解决。然而，最危险的是1982~1983年，美国当时是里根执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出现了隐蔽的，但是却对和平威胁更大的危机。
中央情报局的最大失误
当时中情局这一美国最高的情报机构取得的最大成就应该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首先是以卫星、飞机、雷达和无线电截听手段搜集侦察情报。至于最大的历史失误，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善于评价某个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应该名列第一。双方在制造假情报，欺骗和麻痹对方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这些活动搞得越厉害，双方就越是进了某种“哈哈镜室”。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开展了某种“地下战争”——在大使馆地下互相埋设地道，在驻外使团的墙内安装窃听器，几乎是在开展一场竞赛。某些情报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使领导人产生错觉。也许直到今天，这种对某个国家形势判断失误的情况仍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通病。
冷战中的一大利器
一开始，即1950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是“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资助者。中央情报局不仅向这两家电台提供资金，而且提供全部设备和所需的技术专家。“自由”电台则长期由中央情报局直接投资，“美国之音”与英国的BBC一样，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只服从最高执行权力机关，执行它的指示和命令。”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在欧洲领土上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广播起着巨大作用。某些专家认为，“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至少，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解体使人有机会评价美国电台对东欧居民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程度。难怪叶利钦承认，在所有电台中他主要听“自由”电台的广播。中央情报局与这些电台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
自身的恐惧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