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7日，隆美尔到西线视察。在返回司令部的途中，确实身负重伤。当时，他的坐车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汽车翻倒在地，他的头盖骨严重骨折，太阳穴和颧骨受伤，头上还有不少炸弹碎片。他被送到巴黎附近的一所医院，随即返回德国乌尔姆附近的乡间住宅养伤。
10月14日，隆美尔在乡间住宅里会见了两个纳粹来使。几分钟后，他先到妻子的房间向她道别，然后对他的儿子说：
“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罪，鉴于我在非洲的功劳，给我一服毒的机会。那两个将军带来了毒药，在3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以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我可以得到国葬待遇。”
说完，隆美尔走出房间，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在两英里左右的森林中停下来。l分钟后，隆美尔已直挺挺在死在座位上。
隆美尔为希特勒立下赫赫战功，希特勒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呢？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国的将军们惊慌失措。他们都很清楚，盟军用不了几周，就会从西面到达德国边界。
为了挽救德国免于彻底毁灭，一些将军早就决定除掉希特勒。他们由陆军元帅维茨勒，前任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等军界领袖组成了一个密谋集团，旨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推翻纳粹统治。
1944年2月底，隆美尔在家里接待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密谋分子。
来人对他说：“隆美尔将军，现在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通过电台宣布退位。”
隆美尔点点头，表示同意这种想法。
来人又说：“你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受尊敬。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
隆美尔迟疑一下，最后作了决定，他说：
“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以后，密谋集团通过一个协议，计划在推翻希特勒以后，让隆美尔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按照那个协议，德国将与西方盟国停战，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逮捕希特勒由德国人民法庭进行审判。
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曾多次当面指责希特勒，并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他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长信，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即将结束，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疑地作出恰当的决定。我作为集团军司令官，感到有责任说明这一点。”
当天，隆美尔对他的一位将军说：“我已给希特勒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他不接受，我们就采取行动。”
可是两天以后，他在从前线返回总部的途中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身受重伤。
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有一个青年军官，叫施道芬堡。
施道芬堡眼看希特勒要把德国引向可能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于是决定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
在柏林，他和他的同伙拟定了一个代号叫“伐尔克里”的谋杀计划。伐尔克里是北欧——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她们要杀死鲁道夫·希特勒。根据这一计划，一旦希特勒被暗杀，便在柏林迅速发动政变。
6月底，施道芬堡被任命为国内驻防线的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使他能直接地见到希特勒。
7月20日下午，施道芬堡奉召去向希特勒汇报“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他在装有文件的皮包里放置了一颗英制定时炸弹。他只要用钳子打破玻璃管，10分钟之内，炸弹里的金属丝就会被溶化，炸弹就会爆炸。
他在一间会客室里匆忙打开公文包，用钳子打破了玻璃管，然后走进会议室。这时，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举行的会议已经开始。施道芬堡在元首旁边几英尺处坐下来。他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下面，紧靠在一条结实的橡木脚的旁边，离希特勒的脚大约6英尺远。在一位将军向希特勒汇报俄国前线的战况时，施道芬堡向站在他身旁的勃兰特上校悄悄地说，他要出去打个重要电话，然后就急忙溜出会议室。
勃兰特俯身在桌子上看地图的时候，发现施道芬堡的公文包挡住了他的脚，就弯下腰把包移到了那条结实的桌子脚的另一边，这样，那块笨重的橡木把希特勒和炸弹隔开了。
炸弹准时爆炸。
施道芬堡站在200码远的制高点，目睹希特勒的会议厅在轰隆一声巨响之后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施道芬堡毫不怀疑，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已被炸死。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死，那厚厚的橡木救了他的命。
他的头发被烧焦，两腿被烧伤，爆炸的巨响震破了他的耳膜，他还是好好地活着。
希特勒对反叛者的镇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施道芬堡及其他几个叛乱组织者，一起被排在国防部的一堵墙前面，由行刑队枪毙了。接着，有7000人被捕，他们遭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然后宣判死刑。刽子手把反叛者用钢琴弦吊在钩子上缓缓地绞死。陆军元帅维茨勒就是这样被绞死的。
接着，厄运就降临到德军偶像隆美尔元帅身上了。
一个参与密谋的将军，自杀未遂，神志不清地躺在手术台上时，他喃喃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另一个同伙在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了隆美尔曾参与7月20日的阴谋。他引证隆美尔说过的话：“告诉柏林人，他们可以指望我。”
希特勒大为震惊，下令处决隆美尔。鉴于隆美尔立下的汗马功劳，希特勒允许他在自杀和被判处叛国罪之间选择。希特勒对手下说：“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捕押上人民法院的话，这将是非常丢脸的事。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隆美尔最后用自杀逃脱了希特勒的残忍报复。
日本天皇裕仁为什么没上绞刑架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处死后与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倒挂在米兰洛雷拉广场上，暴尸数日，饱尝人们的唾骂与石击；德国“战争狂人”希特勒走投无路之际与12年情妇的爱娃·勃劳恩正式举行婚礼之后，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饮弹自尽。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侵略战争发起者的日本国家元首天皇裕仁却在战后得以颐养天年，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与天伦之乐。难道说他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无染？越来越多的史实令人信服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天皇裕仁是一位反战的仁慈国君，终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却无力阻止战争。日本政府还把裕仁的诞生日即每年的4月29日定为“绿节”。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一结论，并把裕仁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径联系起来。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P·比克斯不久前发表了他的新著《裕仁传》（书名直译为《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做战争计划。内务部领导和军方将领们也在设计他们的方案。于是首相说：“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此书如是描述了日本第124位天皇裕仁在战争中的真实形象。此书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
比尔斯认为裕仁的真实角色是制订日本政策的核心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无情打击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从而日益加强他在日军中的地位。1940年，他成为日军最高指挥官，有任免日本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根据书中所述，裕仁应对侵华暴行负直接责任。在向中国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接支持，甚至重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敌人”。裕仁对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更是赞赏有加。另外，在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
比克斯指出，天皇支持对中国的暴行，同意并批准了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成联盟，还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做准备。这在裕仁天皇的九姑父东久迩宫战后的揭发材料中得到了证实。这份材料长达三万三千余言，有根有据地历数了裕仁近十几年来在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系列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1927年5月和翌年4月的两次侵华军事行动，都是得到裕仁首肯的。他对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又一说：“为了实现祖父皇和父皇的生前遗愿，使中国逐步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局部的、试探性的对华武装进攻可以不断。”“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对前往皇宫禀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说：“这是全面控制中国的第一步，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同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伪满洲国，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先为“执政”后为康德皇帝。为此，裕仁有过五次讲话和批示。
1936年8月7日，裕仁批准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关于日本大帝国之国策大纲》时，对首相广田弘毅说：“这个大纲写得好，帝国决定向南方扩张，并确定和加强对苏联和美国的军备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裕仁在御前会议对全体大臣说：“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力争在半年之内推翻中国现政权，力争一年之内使中国成为帝国最驯服的附属国……”。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际上弥漫着谴责之声，首相近卫文麿建议追究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裕仁不同意：“日华战争刚刚开始，若追究责任，就等于给在华作战的皇军官兵泼冷水。”
1938年7月12日，日本与苏联在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裕仁对近卫文麿说：“……帝国打这一仗的目的，是摸摸苏联在张鼓峰一带部署的军事实力，好为将来全面进攻苏联作好军事准备。”同年12月20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时，裕仁指使近卫文麿等对汪友好，以扶汪代蒋，控制中国。1939年5月11日，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境内的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裕仁在《诺门坎武装冲突之战况》上批示：“这一仗是再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为北进苏联做好一切准备。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部队，必须在近期制订出一个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地区的大致军事计划。”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时，裕仁对首相米内光政说：“以帝国政府名义发表支持汪先生主政的新政权的声明很有必要。……南京新政权的建立，是帝国全面控制中国，使其成为驯服的附属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还可第三步……。”
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裕仁在御前会议上说：
“……德军进攻苏联，苏联的灭亡指日可待。帝国政府要发表声明，对德国的这一军事行动表示支持。……有了德国进攻苏联，我们的北进计划暂时可以取消，集中全力早日结束日华战争，早日南进东南亚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前的12月6日，裕仁分别接见首相东条英机和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他对东条说：“进攻珍珠港，是南进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他对山本说；“珍珠港的重任，具体落在山本君肩上，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东久迩宫提供的揭发材料，不仅披露了上述史实，还列举了裕仁对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每次重大战役怎样打的口头或批示的具体意见。天皇介入战争的程度，委实不可小觑。
东久迩宫的材料说：“由于我是比较重要的皇亲国戚，天皇接见任何人的御音录音片，我都可以借到家里收听。同样，天皇御览和御批的文件，我也可以从档案馆借阅。因此，我坚信我的揭发是比较准确的。”
材料最后说：“在日本，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又是陆海空三军统帅，他对近十余年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和国内一批正直的日本人曾多次呼吁，定天皇为首要甲级战犯而予以逮捕，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
根据比克斯先生的《裕仁传》，裕仁甚至应对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裕仁有许多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但裕仁拼命想保住天皇宝座，迟迟不肯宣布无条件投降，以致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此外，裕仁还应当为20万被强迫、绑架或欺骗沦为日本军队强奸与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各国女性负责。2000年12月12日，东京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经过认真的听取认证后，庄严地宣布日本已故天皇裕仁犯有人道主义罪行。判决说，根据日本专家的作证，裕仁天皇并非“傀儡”，而是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的。从“南京强奸”事件推断，裕仁天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强奸事件的发生，而且本应该采取措施阻止而不是同意或至少允许该类事件在所谓“慰安妇”名义下继续发生。
在1971年，一位在日本长大名叫戴维·伯格米尼的美国人曾出版过一本名叫《日本天皇的阴谋》的专著，长达1200页。他在书中指出：
“人们对裕仁的了解是完全错误的。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也不是执行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军人的命令的受害者，而是一个能量很大的领袖和大元帅，自青年时代起就已经继承了他祖父的使命……利用中国作为跳板，把日本帝国扩展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占领和征服满洲、入侵中国、袭击珍珠港、向南亚和东南亚实行军事扩张……日本所有这些记录在案的罪恶中，没有一项不该由裕仁天皇负主要责任的。”比克斯的观点似乎与伯格米尼的结论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罪责如上述所言，那么裕仁天皇为何在战后能安然无恙呢？
这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需要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要想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要想用新的政治模式改造日本，要想稳定日本局势，要想有步骤地审判日本战犯，只能保留天皇神的位置，让他作传声筒。如果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把天皇作为战犯处死，可能会诱发政治混乱，日本的局面将难以收拾。麦克阿瑟等人对此深谙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