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两位回族志士勇扛“敢死大旗”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河南革命党人热血澎湃，群情振奋，决定响应。河南，因地处中原，又是武昌革命军北上通衢要道，向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这时，清政府更加强了对河南的控制。
开封同盟会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四处游说革命，分别联络到了“仁义会”“红枪会”等社团组织，伺机准备武装起义。
1911年11月前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唯独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严密控制下的河南等北方几个省份行动迟缓。12月22日，河南革命党人决定在开封举行武装起义，张钟瑞被革命党人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
张钟瑞，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河南支部，创办《豫报》，宣扬革命民主主义。回国后，返回河南老家，伺机武装起事响应孙中山革命。
张钟瑞欲在河南成就大事，深知必须要选用得力的助手。这时，两位回族人出现在他的眼前。
丹鹏晏（1888~1911年）回族，河南怀庆人，自幼家贫，父亲早逝，母亲李氏在临街住处开了一家茶馆，勉强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丹鹏晏对清政府贪污盛行，土豪恶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极为愤恨，少年时期就产生了革命思想。
1910年，丹鹏晏经人介绍，到开封理事厅街西头路南的沧浪池澡堂内当堂倌，其间结识了反清秘密组织“仁义会”首领余化龙。同盟会河南分部负责人之一的王庚先来开封后，经常到沧浪池澡堂洗澡，不久就与丹鹏晏结识，二人谈话投契，丹鹏晏参加了王庚先的秘密组织，接着又结识了同盟会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张钟瑞。他加入同盟会后，奋斗目标更加明确，把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视为己任，从此整日废寝忘食，奔走革命。
1911年12月上旬，河南同盟会预谋起义，组织了以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崔德聚、李鸿绪、刘风楼等人为主的敢死队，张钟瑞任命丹鹏晏为敢死队队长。
丹鹏晏的任务是率敢死队青年壮丁500多人，在12月22日深夜12点到西南城坡新法校内集中，看到起义信号即率领敢死队攻打河南巡抚衙门。
但因叛徒汉奸告密，丹鹏晏在12月22日晚就被清兵围困在家中。
河南巡抚齐耀琳为了镇压河南人民的革命运动，在抓到丹鹏晏等革命党人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北京内阁请代奏，按阵前办法，分两地立即处死被他们捕获的11位革命志士。
12月25日，丹鹏晏等人被押赴开封西关外刑场，英勇就义，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仅23岁的生命。
丹鹏晏烈士就义前，从容地对家人说：“本欲推翻满清，建革新大业。事败而死，乃无缘，吾无所恨。寄语老母，仍以教礼（穆斯林葬礼）葬吾。”
烈士就义后，其母根据遗愿，差人于深夜摸黑踏雪到刑场，悄悄将其遗体抬到开封西郊回回寨清真寺内，请清真寺阿訇按教礼入土。
崔德聚（1884~1911年）回族，字怀仁，河南巩县人。从小胸怀大志，长大后经商成名，富甲一方。1908年，加入革命组织仁义会，提倡反清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开封革命党人在河南公立法政学校设立革命机关，当得知河南革命党要起义，他仗义疏财，慷慨解囊，把自己的20万两白银捐出襄助革命。他还带领300多仁义会成员参加革命，被张钟瑞任命为起义军各路民军总招待，为义军提供后勤保障。当时，他被称为是水泊梁山卢俊义式的豪杰。
1911年12月22日晚，奉张钟瑞之命，崔德聚与李干公出城举火为号，准备武装起义。不料事机泄露，被清军抓捕，12月25日同在开封南关遇害。
当时，与回族人丹鹏晏、崔德聚一起遇难者还有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张钟瑞以及王天杰、张照发、刘风楼、徐振泉、张得成、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诸位英烈，史称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
二、回族刘氏兄妹帮滦州起义筹措经费
河北滦州起义是继滦州兵谏之后由第二十镇中下级军官领导，得到地方革命党人支持和配合发动的武装起义，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权。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但是此次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1936年的《国民政府令》中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由此可见，时人对滦州起义评价颇高。
武昌起义成功，清廷惊慌失措中，调拨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运到南方镇压革命。而在这时，清军将领张绍曾却将这批军火截获。1911年12月29日，张绍曾电奏清廷，实行兵谏，提出“废除内阁，速开国会”，表示只要“实行立宪”“改革政纲”，即可“停军不发”。但张绍曾的举动，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很快兵谏宣告失败。
此时的同盟会，也一直关心着滦州的革命活动，派出北方总代表王葆真四次到滦州，与当地有识之士筹集经费，力主起义推翻清朝。
12月31日，驻滦州（今河北滦县）新军第20镇79标官兵，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领导下发动起义，并向全国发出独立通电。
1912年1月3日，成立了滦州北方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北方革命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韩复榘任左路军司令，鹿钟麟任右路军司令，石敬亭任中路军司令。这是直隶辛亥革命建立的唯一革命政权。
1月4日，王金铭、施从云率队誓师并向清廷发出檄文，声讨清廷专制罪孽。宣布起义后，不见烟台民军动静，当时的冯玉祥被袁世凯拘禁管制，无法率部与他们会师。王金铭等人见状遂于4日下午扣留火车，令士兵轻装，准备乘夜车西进，直取京津。
然而，在滦州革命军誓师的当天，部队出城后准备乘车进攻天津时，大家却发现滦州城门突然关闭。这时候，大家才得知，城内的滦州镇守使王怀庆等人倒戈叛变，关闭滦州城门后，清兵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并在城墙上向起义士兵射击。滦州革命军还没有开拔，就遭到了清兵的打击。
当天晚上，曹锟率领军队征讨革命党。滦州起义军突然腹背受敌，经过浴血拼杀和激战，革命党损失十分惨重。
滦州镇守使王怀庆见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起义军，再次使出计谋——与革命党谈判。王金铭、施从云两位革命党领袖，前往敌阵议和，惨遭杀害。当天，白雅雨等人率领一支部队突出重围，直扑天津。不幸的是，几天后，白雅雨兵败被俘。
王怀庆前去劝降，白雅雨厉声道：“吾是革命党的参谋长，吾为国充兵，吾自当为国死！”几天后，白雅雨英勇就义。
今日重读历史，我们发现滦州起义中还有一些回族志士的身影、故事。比如回族女子刘清扬和她的哥哥刘孟扬，曾经通过白雅雨为滦州起义积极筹措革命经费。
回族姑娘刘清扬，天津人。10岁时进入天津严氏女学读书，受到爱国主义启蒙教育。1906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了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演讲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全部零花钱捐了出来，觉得还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之心，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于是“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枚金戒指”的故事不胫而走，传为佳话，感动和鼓舞着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奋斗之心。这次爱国行动，揭开了这位柔弱女子革命生涯的序幕。
有一天，刘清扬的哥哥刘孟扬拿着一张手持短刀、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的照片给她看，并告诉她，这就是秋瑾，因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而死，是值得大家尊敬的巾帼英雄。于是她暗下决心要做一名秋瑾式的爱国女英雄。
1911年辛亥革命时，就读于天津女师的刘清扬参加了天津共和会。共和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滦州起义，然后进攻北京。刘清扬和共和会成员向群众散发革命传单，油印革命宣传品，探听军情，私下募集革命经费，积极投身滦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白雅雨在赴滦州策划起义前，交给刘清扬两项任务：一是为白雅雨等10位革命党人筹措去滦州的经费；二是起义成功、截夺军火后，由女同学掩护把军火秘密运往北京，准备在北京发动起义。
刘清扬积极承担并及时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当时哥哥刘孟扬等在天津报界颇有名气，同戏剧界联系密切，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冬赈义演，刘清扬就请刘孟扬从冬赈义演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钱，赞助了白雅雨等人去滦州发动革命的部分经费。
三、河北回族贤达王治增策动通州起义
滦州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党人还策划在北京城近郊的通州发动起义，以武装力量推翻清朝，目标是直捣京城，以出人意料之举，彻底震撼清廷的统治。
这次起义的筹划人是通州张家湾回族王治增。王治增，字汝川，时年59岁，经汉两通，写得一手遒劲有力的毛笔字，还研究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早年，他曾做过州县的文书，后来又做巡检。官不大，但却深孚众望。后来，他因为不满官宦风气而还乡从教。八国联军入侵京城，王治增深受刺激，从此放弃教书，以推翻清朝为追求。他平时痛陈清廷杀回排汉，政治腐败，经常发表激昂之论，开设宣讲所，办理阅报社，为家乡回汉群众讲述救亡图存的革命道理，以期唤醒民众。
1907年，王治增与同盟会会员丁东第，把振武社发展为清末北方最大的反清革命组织——铁血会，他任副部长，成为同盟会骨干力量。受其影响，杨兆林、王斌、朱永、纪成海，以及王治增的儿子王丕显、王丕谟、王丕丞等也先后加入铁血会。清军驻通州毅军总教练张文炳以及军医雷茂林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后，王治增对铁学会的同仁们慷慨陈词：“天相中国，斩彼清祚，吾侪素志可偿矣！”决心出奇兵，直逼京城。
当时，王治增接到革命军总司令黄兴、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密电后，当即派遣自己的儿子王丕丞、王丕谟住在北京，负责与各方联络。王治增倾尽家资，供给革命之需，设起义指挥部于张家湾家宅，密制旗帜、印信及购买枪械等物，准备大举起义。当时通州地区已有各路义士300多人，以及驻通州毅军3营清兵，纷纷作出决定，准备响应革命。
1912年1月11日，王治增在协和书院召开会议，决议于17日夜9时起义，以每人腰系红白二色带成十字绊为符号，议定先由苗家场毅军鸣枪三响为号，帮带张国钧率毅军攻州城南门，朱永开门内应，再由诸同志率民军占领火车站，进而与南苑的同志合取北京，万一有失，则退据蓟州盘山，声援北伐，以牵制清军。
滦州起义失败，通州举事推迟，后被叛徒告密。1月15日午夜，毅军200余骑突然包围王治增家。王治增与儿子王丕丞以及蔡德辰、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王斌等革命党人同时被捕，搜走器械、旗帜多种，家中什物也被劫掠一空。受审之时，王治增慨然自承，豪无讳饰之语，遂于17日就义于通州东门外土坝，时年59岁。
他在临刑前，对围观的民众说：“清运既终，天命不再，吾事虽败，将必有继吾起而成功者，则吾犹生，可无恨也！”
围观者听完后，无不痛哭流涕。后来，孙中山先生批示民国政府对通州回族王治增家族予以抚恤。
四、王丕谟成为鲁迅最要好的回族朋友
为革命而献身的河北回族人王治增，英烈事迹可歌可泣。受其革命精神影响，其子王丕谟也是位积极革命、思想进步的回族志士。
王丕谟，字仲猷，王治增次子。1907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北方反清革命组织——北振武社（铁血会前身）。1911年，带领铁血会通州成员赴滦州参加滦州起义，滦州起义失败，王丕谟幸免于难。后又积极谋划通州起义，之后王丕谟还参与了天津起义的筹划。
1912年，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社会教育家、活动家张子文创办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王丕谟为文书部长。王丕谟担任过的职务还有：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二科主事、教育部阅览室主任，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通俗图书馆设于北京宣武门内，1913年10月开馆），通俗研究会会计、干事，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主任。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丕谟，多才多艺，精通六国语言，在革命活动中，更是表现出了个人独特而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受到铁血会同仁、共和会成员、新军官兵的一致尊重。
通州起义、天津起义接连失败后，1912年2月2日，铁血会领导人丁开璋改组铁血军军部为军政府，王丕谟被推举为军政府文牍部长。再后来，王丕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主事，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事鲁迅一道积极筹办京师通俗图书馆，以此启迪民智。
《鲁迅日记》记载时间跨度达25年，是有心之笔的总汇，是鲁迅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王丕谟与鲁迅的密切交往，在《鲁迅日记》中有近20处记载。比如，1913年10月30日，鲁迅写道：“三十日晴。王仲猷将结婚，贺二元。”
王丕谟从小生活在一个开明的回族家庭，深受父亲影响，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3年11月2日，王丕谟按照回族传统婚礼礼规，又参照新式婚礼礼节，举行了自己的新式婚礼：用阿拉伯文致训词，掷喜果，并行拿手礼；另外又添加了奏乐仪式，朗读汉文祝词，由两位新人向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双方亲人行鞠躬礼。这种新式婚礼，旋即在北京轰动一时。
1913年11月2日，鲁迅写道：“二日晴。星期休息。午后王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仪式为之。”
事后，王丕谟为了答谢他的同事，还专门请他们吃饭。对此，《鲁迅日记》1913年12月18日记载：“晚王仲猷邀宴于华宾馆，席中皆同事。”
我们回顾历史，从《鲁迅日记》最早提及王仲猷“将结婚”的1913年10月开始，到1925年8月鲁迅遭免职后的二人交往中，两人的关系似乎经历了一个先近后疏、继而又密切的过程。著名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研究发现，在1923年到1924年间，二人不仅常常相互走动，还鱼雁往来，谈心议事。尤其是鲁迅的北京西三条故居的买定、装修等，都仰仗了王仲猷的襄助。
显然，《鲁迅日记》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反映出了那个年代里的回族进步人士的境界与情趣。
五、上海清真商团营救沪军都督陈其美
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很早就有回族人开拓与建设的身影。
1280年，回回人赡思丁就任嘉定县第一任达鲁花赤；1294年，回回人麻合马就任松江府第一任达鲁花赤；1298年，回回人雅哈雅就任上海县第一任达鲁花赤。这一期间，大批回回军士与家眷纷纷迁徙到了上海。
近现代以来，上海回族同其他民族同胞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