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商业界按照行业系统，先后建立了商团组织。这其中就包括1911年4月以经营珠玉、古玩业为主的，由科教文卫界的回族青年组成的上海清真商团。
上海清真商团创始人之一、担任团长的沙善余先生曾这样解释上海清真商团的命名由来：“上海回民青年，本着伊斯兰教扶持正义，勇武精神，自筹商团，名谓‘清真’。”清真商团单从名称来看，让人有一种单纯商业组织的印象，但事实上，它一开始就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名为经商互助，实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
何兴源先生曾担任过清真商团里的一名队长，在他的记述中对这一点有明确的阐述：“鄙人即于是时加入该团，虽以维护地方为志，实系响应总理革命，以推翻清廷为宗旨。”
在沙善余先生的遗笔中还曾有这样的记述：“在开始筹备时，传来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革命志士为国捐躯，令人异常悲愤的消息，筹备工作遂加速进行。”
回族志士底奇峰，同盟会会员，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后任总统府印铸局局长。清真商团筹备成立时，他是主要倡导者之一。在出席清真商团筹备会上，底奇峰慷慨陈词，激励民众奋发图强。讲演完毕，他当即将湖丝长衫脱下，并将衣袋中的数枚银元，以及表链等物品，悉数捐给清真商团作为筹办经费。在底奇峰的激励下，与会者纷纷慷慨解囊，不到几天，商团便获得了一笔经费和物资，所有成员也换上了统一的着装，用条令来管理。
清真商团成立初期团员只有48人，以后逐渐扩充至130多人。当时回族中的许多先进分子，能够毅然参加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与同盟会的直接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清真商团的成员都是上海的穆斯林青年，主要以商人为主。此外，还有医生、教师、手工业者、职员等。这些自愿联合起来的热血青年，从一开始就坚持走革命道路。清真商团还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沙善余先生曾说：“回民与汉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这完全符合孙中山先生联合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
建团初期的清真商团，聘请了回族人马伦山为武术总教练。马伦山为湖北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苏州混成协三十五标第二营供职，后来还担任过陈其美都督的卫队长。马伦山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担任清真商团的教练员，指导团员练武，讲授军事知识和时事政治。因训练认真，成绩出色，纪律严明，服装统一，操法和武艺都受到其他商团的一致称赞。
清真商团成立半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商团成员群情激昂。1911年11月1日，上海各业商团五六千人，在城内九亩地举行了总检阅，并设立了临时总指挥部。11月2日，各商团负责人集会，决定准备武装起义，并商定第二天以钟鸣为号。总检阅完毕，各商团加紧部署。清真商团亦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布防。当天夜里，商团成员集中住宿在清真商团营部所在地福佑路清真寺，枕戈待命。
11月3日上午，救火会钟楼上先鸣钟九响，继鸣钟十三响后，闸北首先发动起义，清政府的官吏惊恐万分，仓皇逃入外国租界。领导和指挥武装起义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于午夜时分亲率敢死队和部分商团成员以及《民主报》记者赶到制造局，敦促总办投降，总办不允，并将陈其美等人扣留。
敢死队成员见形势紧迫，遂即向制造局发动进攻，守卫者负隅顽抗。清真商团得到消息后，立刻前往救援，前门攻打不开，越墙而入，放火烧房。制造局总办一见起火，惊慌失措，匆忙逃走。11月4日黎明，在清真商团的帮助下，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得以脱险，上海一夜之间光复。
上海光复后，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清真商团的部分成员为进军南京的队伍押运粮械，向南京进发。抵达南京后，他们立即协同友军，收缴了在天宝城外紫金山麓残余清军的军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清真商团的成员在转战各地时，清真食品供应不及，他们以山芋充饥，克服种种困难，协同友军顺利完成任务。
南京光复后，1912年，30余名清真商团成员随军渡江，驻扎在浦口清真寺内，承担北上队伍的军需运输任务，辗转奋战在浦口至徐州沿线，得到皖省都督杨文蔚的嘉奖。沪军都督陈其美给清真商团成员颁发了“中华民国光复奖章”。
从武昌起义以来，上海清真商团成员协同友军、友团光复了上海、南京，转战大江南北，为革命立功，历时十余月。1913年，这个社团组织被袁世凯党羽郑汝成强令解散，随后，清真商团成员转而从事慈善事业或者其他工作。
六、新疆迪化与伊犁两地回族革命起义
新疆的革命，是以乌鲁木齐（时称迪化）与伊犁两地为主展开的。
边地新疆，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加之通讯不便，因而响应武昌起义之举姗姗来迟。
1912年春，乌鲁木齐回族受到同盟会会员刘先俊等人的影响，回民马万荣率哥老会忠义堂成员首先响应。乌鲁木齐起义之前，马万荣事前组织攻击部、防卫部、机要部，成立了起义领导机关，积极策动起义。后来，由于奸人告密，形势紧迫，刘先俊与回族马万荣等人在南关福寺巷回族磨商刘进才家召开紧急会议，并将100多名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集中于刘家的水磨院内，在一天夜里发动了起义。
当时，由于城内原本准备起义的官兵，突然临阵倒戈，城门关闭，起义军无法进城。革命党人刘先俊与回族马万荣等人率部奋战，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刘先俊命令马万荣保存实力，率众突围。不久，刘先俊在战斗中牺牲。在回族哥老会会员马琳的向导下，马万荣率领部队沿着天山中的崎岖小路，在冰天雪地里，昼伏夜行，赶往伊犁。
伊犁，有着革命党人广阔的天地。早在1904年，革命党人杨瓒绪赴新疆，同行者就有冯特民等人。后来，杨瓒绪就任伊犁陆军协统，冯特民主持伊犁同盟会会务，河南新野回民步兵管带马凌霄负责发动当地回族，共谋革命大计。1910年3月，他们创办《伊犁白话报》，作为革命喉舌，开启民智，宣传革命，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
武昌首义之时，杨瓒绪在伊犁陕甘新回族大寺召开的筹还国债大会上慷慨演讲，鼓动革命。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还悲切陈词说：“昔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而我甲午之役虽受挫于日本，但民气不馁，自有奋起图强之日。”他们的演讲使到会各族人民深受感动，一位回族妇女，当场捐献金镯一只，支持革命。回族绅士马兴隆、马秀文等倾心革命，与伊犁革命党领袖结为莫逆之交。回民游春生利用自己俄国领事馆翻译身份，为革命而积极奔走。在革命党人冯特民的指挥下，他巧妙地与俄国人周旋，向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为革命党人筹集活动经费。
马琳、马万荣等人到达伊犁后，及时通报了乌鲁木齐起义失败的消息，从而加速了伊犁革命党起义的步伐。
马凌霄，字腾云，河南回族，伊犁新军队官，素有爱国反清思想，与伊犁革命党人杨瓒绪关系密切。武昌起义和西安起义爆发后，伊犁革命党人即积极在新军和各界群众中秘密从事宣传和发动工作，并且很重视对当地回族和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群众的发动。马凌霄被指派负责发动回族和标军。
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努力，1912年1月7日深夜，伊犁爆发起义。革命党人推举杨瓒绪为总指挥，马凌霄等人率领步、骑、工各营民军及由哥老会会员组成的义勇团，在左胳膊缠上白布，冲向慧远城。慧远城守军、回族人马德元打开东门，把马凌霄等人所率起义军迎进慧远城，随后马德元加入到回民马尕思率领的数百义军中，与清军作战，他们和马凌霄等人很快占领了军械库。于是民军得到武装，士气大振，起义军兵分三路，攻打将军署、军械北库和阻击敌人援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参加迪化起义的哥老会回族首领马万荣，率领100多名由回民组成的铁血敢死队员参战，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召集回民数十人协助战事。
很快，边疆伊犁革命宣告胜利。之后，伊犁革命军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并成立陆军第一师，回族马凌霄出任骑兵团长，曾率团至精河，参加了东征迪化的战斗。后来伊犁军政府被新疆都督杨增新分化瓦解，马凌霄也被杨增新逼走，丢掉兵权，返回了内地。
七、驻守重庆的回族官兵助推革命成功
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重庆的光复几乎是兵不血刃。重庆的和平光复，与当时驻守重庆的回族官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1903年，杨庶堪等人联合进步青年，在重庆秘密组织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重庆公强会。公强会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倡导革命；还编辑出版《广益丛报》，转载《民报》文章，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四川第一次将三民主义公诸报端。公强会的组建和《广益丛报》的发行，推动了重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05年7月14日，重庆公强会会员童宪章、陈崇功等，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底，他们遵照孙中山的指示，携带同盟会章程、公约、誓词等回到重庆，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公强会推举杨庶堪、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为同盟会重庆支部。同盟会重庆支部建立后，积极宣传反清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控制学堂作为同盟会活动的基地，并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所有这些工作，为以后川东地区的保路运动、重庆独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武昌起义之前，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重庆立即响应。同盟会在重庆的支部掌握了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决定以保路为手段进行排满革命。1911年9月，保路运动转变为由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立即通知川东各州县革命党人齐集重庆，密谋起义。重庆支部还通过会员加强防军与袍哥的关系，控制了部分防军、商团、民团，将川东道署卫队的枪械提出收藏，并组织同盟会敢死队和袍哥起义队伍。
为分散清军力量，保证重庆革命成功，同盟会重庆支部还派人去川东、川南各地发动各州县起义。与此同时，重庆支部内部也为起义作了认真准备。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独立，重庆革命条件渐趋成熟。
1911年11月5日，驻守成都龙泉驿的230名新军，在同盟会策动下宣布起义。夏之时，江湖人称“夏二哥”，被人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夏之时审时度势，决定率军东下，直逼重庆。夏之时率领的起义军来到重庆，加强了重庆革命党人的信心。革命党人里应外合，控制了重庆西大门。清政府在山城重庆的驻兵共有6营清军，其中半数为回族。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受尽欺压的回族士兵与其他民族官兵一起发动起义，宣布独立，为蜀军政府的成立建立了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