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回族反殖爱国斗争
（一）徐天尧、安玉贤等人的抗俄斗争
19世纪50年代，为了筹措军饷，清政府下令“广为开采”金矿。甘肃回族徐天尧、安玉贤等人来到新疆塔城雅尔噶图金矿，以采金为生。眼红的沙俄驻塔城领事妄称雅尔噶图金矿属俄国，要求中国方面撤走挖金工人。清伊犁将军奕山怕得罪沙俄，迫于俄人压力，下令封禁金矿。徐天尧、安玉贤等矿工对俄人毫不畏惧，继续采金。沙俄塔城领事恼羞成怒，带人枪杀矿工5人，之后又残害中国百姓数百人，并将回族人安玉贤等人暴打一顿。
侵略者的暴行激怒了边疆回汉矿工，他们抬尸前往塔城示威请愿，要求侵略者交出杀人凶手。回汉矿工在安玉贤等人带领下，火烧了沙俄贸易场馆，沙俄领事仓皇出逃。但早已被列强震慑住的清政府地方官员，却抓住矿工领袖徐天尧、安玉贤等人，进行严惩。但是，这群回汉矿工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揭露了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肆意杀害中国矿工的罪行。一群回族儿女在祖国的边疆，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为了国家资源的不可侵犯，抛头颅，洒热血。
（二）伍长华的禁烟努力
虎门销烟是东方睡狮的猛然觉醒。说到虎门销烟，有必要讲到一位回族人伍长华。伍长华为官几十年，一直恪守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1838年年初，他升任湖北巡抚，因目睹吸食鸦片而至家破人亡的许多悲剧，感到痛心疾首。这时，林则徐正好任湖广总督，他与林则徐长谈十多次，最终，“禁烟”成了二人志同道合的主张。9月10日，伍长华与林则徐一起在武昌蛇山下，销毁16700多两烟土烟膏，1700多只烟枪。应该说，这次被历史上称为“湖北禁烟”的历史事件，为林则徐日后的虎门销烟积累了经验。
（三）抗击英法日侵略军的回族人
1840年6月，英国军队进犯厦门，“定海三总兵”之一的回族人郑国鸿，与另外两名汉族总兵，一起指挥了定海战役。定海战役，是抗击英国侵略军过程中最为惨烈的一战。郑国鸿浴血抗敌，战死沙场。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回族将领沙春园誓死报国，屡挫洋人，后被敌人火炮击中，壮烈殉国。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云南回族青年马维骐、白金柱、马秀廷、马树堂，在艰苦的战争中由默默无闻的士兵成长为“抗法滇军四名将”。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悍然击沉中国军舰，1200多名中国士兵壮烈殉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回族将军左宝贵在平壤抗击日军，英勇杀敌，最后以身殉国。
（四）马六舟抗击沙俄侵略并保护中国矿产资源
1900年庚子国变时，沙俄乘机强占瑷辉、呼伦贝尔等地。此时四川成都的回族人马六舟，以朝廷副贡官职来到黑龙江任职。在沙俄兵临卜奎城并欲屠城时，他挺身而出，与侵略者决战，救全城百姓于危难之中。1904年，马六舟被委任为朝阳山煤矿矿务委员，到任后，他进行地质勘察，修筑运输路线，创办朝阳煤矿，成为开发黑龙江省矿产资源的先驱之一。当时沙俄政府不断侵占我国矿产资源，越境到黑河、漠河等地，开采金矿、煤矿，马六舟带领矿工力争主权，使俄国人折服而退，收回了都鲁河金矿。
1906年，清政府派遣马六舟收回被俄国财政大臣在幕后占据的观音山金矿，观音山的金矿产量占当时漠河金矿局产量的57%，收回该矿，就是对沙俄侵略行径的直接反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司法、领海等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尤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更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此时，救亡图存已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探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富强的道路，演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些震撼人心的斗争，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二、回族积极参加抗捐抗粮运动
随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为了清偿巨额赔款，以筹办“新政”为名，向百姓加赋征收数十种苛捐杂税。这一时期，各地回族人民的生活境遇异常艰难，各地的汉族农民也同此命运，一些地方回汉人民联合起来，不断掀起抗捐抗粮运动。
在辛亥革命前各地回民参加的抗粮运动中，发生在河南孟县和开封的两次运动影响深远。
（一）河南孟县回族的抗粮运动
1903年初，河南布政使廷祉招练十营新兵，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民不聊生。没有了生存指望的老百姓，怨声载道，饿殍遍野，而地方官吏仍对百姓逼迫压制。
忍无可忍的桑坡回民，结伴拥进县城，求见当地官吏，要求官府减免钱粮。然而，县令孙寿彭竟指令官兵开枪镇压，致使6人死亡。桑坡百姓的愤怒被点燃，整个孟县回汉各族百姓更大的愤怒也被激发了出来，“各村聚众至十余万人”，高喊誓死复仇，“以与官兵力抗”。愤怒的群众焚烧了衙署，县令孙寿彭落荒而逃。数千回汉百姓扛着扫帚或手持刀枪，进军到怀庆府（河内），散布揭帖，提出要“先抢怀庆，后再灭洋”，使怀庆府的官吏坐立不安、惊恐万分。
在桑坡回民的影响下，孟县附近“各县遂相继效之”。怀庆府温县人民“围城入署，殴毙县勇一名，河内县苗某被百姓殴伤，密县（属开封府）群众入署，逼县令陶某出据永不改征，并盐斤回价亦复豁免”。河南府陕州一带，地方官“办理加赋，百姓亦均不肯照完，并有欲效河北（指孟县等地）举动围城者”。
面对此起彼伏的百姓抗争，清朝统治者除了抽调重兵到孟县等地镇压外，不得不将孟、温两县县令撤职，发生群众抗粮的各县地方官吏，也不得不派员“亲赴四乡婉言劝慰，谓前完若干今仍暂完若干”。孟县这次回汉人民的抗粮运动，震动了整个豫西北各府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河南开封回族李元庆领导的抗粮罢市运动
1904年的秋天，河南开封东郊治台村回族李元庆（1840~1904年）领导数万回汉农民，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抗粮罢市运动。事件的起因是开封等府县衙门开始清丈因沙压和盐碱抛荒的土地，还强迫人民补交“欠赋”。李元庆是河南民间秘密会社“仁义会”的重要成员，为人刚正果敢。斗争一开始，他就被开封郊区回汉农民推为首领。李元庆在治台村礼拜寺聚众万人，书写抗粮罢市的传单，表现出强硬的姿态：“粮，我们是誓死不交，官兵来，我们和他们拼！”一时间，开封附近的农村参加抗粮斗争的回汉农民风起云涌，很快发展到六七万人。愤怒的村民把守住通往开封城的交通路口，并公布严令：凡是乡下的米粮柴草，一概不准运进开封城，有敢违抗者，便将粮食没收，车辆焚毁；开封郊区十多里路上的电线杆也被愤怒的抗粮百姓砍毁。李元庆还和抗粮群众商量了行动计划，准备利用“城隍出巡”的会期，里应外合拿下开封城。消息不慎泄露，官府突袭治台村，群众运动遭到镇压。李元庆避于杞县农村，联络当地的仁义会，准备再起抗争。由于遭到官府缉捕，时年64岁的李元庆最后在陈留县韩冈北马庄村外自缢身亡。之后，李元庆的侄子等52人被捕，治台村礼拜寺掌教洪福海也被诬以“知情同谋”“玩法已极”的罪名，被判监禁20年。
马寿千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评价说，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虽然受挫，但着实为清政府敲响了一次警钟，清政府因此不得不免除了过去勒令补交的所谓“欠赋”。李元庆的英雄事迹更是受到了广大回汉人民的赞颂，开封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中牟郑州硬似铁，治台出了个李大爷。”治台村这次抗粮斗争在当时影响甚广，陈留、考城乃至安徽的颍州、亳州等地，也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三）各地回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参与反抗斗争
河南孟县、开封的群众反抗运动是回族带头参加抗争的比较突出的事例。事实上这一阶段，在其他地方以汉族或别的民族为主体的抗捐抗粮等反抗斗争中，也有回族的积极参与。例如，光绪末年，甘肃贵德厅（今属青海）发生了藏、回各族农牧民反抗官绅欺压的起义；山西大同府丰镇厅（今属内蒙古）回汉各族农民反抗官府横征暴敛和恶霸豪强仗势欺民的斗争。
此外，辛亥革命前几年，不少回族群体也积极参加了各地区各种形式的抗捐斗争。比如在甘肃丹噶尔厅（今属青海湟源），回汉各族人民为反抗食盐加价和盐局的勒索榨取，掀起了抄盐局的风浪；长春回族宰牲户为反对交纳重税，进行了罢市斗争。
三、童琮首开回族新式教育先河
清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逐渐壮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向西方寻找真理，主张社会改革。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主张，积极开展维新变法运动。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发动了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的1906年，镇江回族知识分子童琮认定了“新学救国”之路，首先在家乡发起成立了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旨在普及回族教育，推行现代教育形式。参加这一回族进步团体的多是回族中的贤达、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
童琮（1864~1923年），回族，江苏镇江人，光绪30年（1904年）秀才，曾在家乡创办姜园学塾，主办《益我报》，宣传普及回族教育的主张，留世的著名文章有《说团》与《原课》。
19世纪后半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震惊了大清朝野。学习日本革新除旧的经验，走日本发展之路，成为许多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负笈扶桑，寻求救世良方。当时，童琮也踏上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旅程。在日本，他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要走一条教育救国之路。
回国后的童琮，奔走在回族著名实业家金恒仁、杨白山等人中间，希望通过这些爱国回族实业家的资助，来实现他教育报国的理想。
1906年，童琮与杨公崖、杨白山等回族人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回族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穆源学堂取名穆源，意谓穆斯林文化的启蒙源泉，又蕴涵穆斯林文化源远流长的期望。穆源学堂成立后，以“真善美”“智仁勇”为办学宗旨，教员学生，不分回汉，相敬相爱。学校里没有宗教活动，教学内容跟其他新式学校大体一样，一律免收学费，而且还对贫困学生进行优待。之后，童琮等回族知识分子又在剪子巷创办了全国第二所伊斯兰教育机构——自珍学校。镇江回族新式教育的出现，使得回族教育呈现出了一捧可贵的星光。
同样在1906年，在办学的同时，童琮受革命思潮影响，在金恒义、杨正龄、哈礼堂等回族人的襄助下，发起成立了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次年又改名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其宗旨为：“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任务是：“集合教门之精粹，立一教育之标准，劝各处同教设立分会，则而效之，务使教门聚落之区皆有学堂，凡教中子弟俱入学受业。其间附编辑一部，凡诸学科，精选纂述，以供学堂需要；并辑时事及关于宗教诸说，随时刊发，以为同教开通智识一助。”
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成立后，镇江附近各县纷纷成立了分会。童琮和他主持成立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对于整个回族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回族知识分子群体认为：“这是中国有回教以来所绝无仅有之事。”
伊斯兰教研究专家冯今源先生曾撰文评价说，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为全国之同教提倡公益”的组织，推动了回族穆斯林教育的发展；留东清真教育会也是在其影响下成立的，并对以后各地回族和伊斯兰社团的兴起起了带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穆源学堂自创办以来，历百年不衰，被称之为“镇江市穆源小学”，这也是镇江市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小学。童琮也因此而被后人纪念。2006年，穆源小学与盖宝路中心小学合并为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
四、回族留日学生的“醒回呐喊”
早在1906年，来自四川、云南、山西、湖北、湖南、河南、陕西、江苏、广西、广东、山东、直隶、安徽、奉天等14个省的回族留日学生共36人开始在一起频繁聚会。他们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东洋大学、陆军士官学校、仙台医学校、岩仓铁道学校、警监学校、东亚蚕业学校、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求学。他们目睹祖国在列强欺侮和专制压榨下的满目疮痍，因而留学日本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在童琮所创办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下，1907年6月，这36名留学日本的回族学子集会于东京，发起并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他们在日本学习《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教育史》《宗教进化论》《世界历史》等学科之后，开阔了视野，尤其是在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后，认识到“自文明输入，西洋日益求精，而吾国抱残守缺者如故”的差距。同时，他们还认识到了改良宗教和发展教育的必要性，这些均帮助和推动了回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东京，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基地。到了11月，这群身在海外的回族学子，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在江户川亭召开了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会议制定了章程，推举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保廷梁为会长，黄镇磐、金应豫、赵钟奇等人分别为书记、庶务、会计等。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回族近代历史上第一份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醒回篇》。
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立和《醒回篇》的出版，对于国内回族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清朝末年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
《醒回篇》是近现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一本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刊物。全册5万多字，论文15篇，其中国内来稿5篇，有1篇就有镇江回族童琮的文章。论文作者中，除回族作者外，还有一名汉族作者。《醒回篇》传递给当时人们的思想是力主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以教育振兴国家和民族，从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
翻读《醒回篇》，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关于如何振兴教育、改良宗教、倡导国内民族团结的文章。
保廷梁在《醒回篇》刊发《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中说：“助长国家精神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先务也；集成国家活动之道亦有种种，兴教育其首功也。”“……同国异种之关系，无论其共同与外界接触，及内部相间，欲使之心理合一，共休此戚，无矫然离群……非兴教育以转换其心思，无能为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