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燧在《醒回篇》刊发《宗教进化论》一文中提出：“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兴教育。”
黄镇磐在《醒回篇》刊发《回教之文明》一文中也说道，“采他邦公共教育之成规”，但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实际操作。
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教育来夯实基础。而当时的教育，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回族而言，都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开启“人智”，进行教育改革。这不仅关系到回族自身的发展和振兴，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强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留日回族学子在《醒回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普及国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例如实施家庭教育，改良私塾，推行女子教育，募集教育基金，从而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清朝末年，致力于在祖国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是回族先进青年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之一，回族留日学子们对中国新教育制度的鼓呼和期盼，也是他们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
《醒回篇》的不少文章在提出发展教育的同时要改良宗教。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回族人的宗教生活及其世俗生活，伊斯兰教在中国始终伴随着回族的发展进程。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如何用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宗教问题，成为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内容。他们博览群书，游历海外，积极探寻着宗教改良的真理。
《醒回篇》诸多刊文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黑暗，指明回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提出宗教改良应与国家振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号召穆斯林在国家处于列强瓜分，危急存亡之时，应与各民族风雨同舟，担负起中国国民之责任，奋起图强，学习先进思想和文化，进而改良宗教。
此外，如何振兴回族和中华民族，也是《醒回篇》中考虑最多的问题。许多文章认为，回族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伊斯兰文化更“为世界之师……为欧学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各省之回教，其数在八千万以上者也。自唐迄今，历时千五百年，而回教人数，万倍于昔，试问环球各国，有如是发达之民族乎？”
不少文章提出，中国大地上不分回汉各族，人人都是主人翁，应当各民族团结共赴国难：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
一些文章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
“（回族）良臣猛将不乏人……伟业丰功，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回族与中国之关系“非留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不能“自弃自外……以退居于无国民责任之列”。
“北尽黑龙，西跨越天山，东南至海，期间一大帝国，昏蒙沉睡……”
“愿我教（回族）青年子弟、志士仁人，坐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以援拯苍生。”
这些慷慨之词都鲜明地阐述了回族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离不弃的血肉关系。
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视角分析，《醒回篇》是留日回族学子一片赤诚的爱国宣言。应该说，他们以犀利的文笔、积极进步的主张、响亮的时代强音，成为中国回族史上光辉的一页，被后人誉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的号角”。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那时的人生风采，更是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直面民族、直面国家现状的勇气和精神。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36名留日回族学子，看到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中国：一方面是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对于祖国的践踏、宰割。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不敢忘记回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并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每天奔走、呼告。而这种直面和选择的背后，就是一个民族于国于家的担当。
《醒回篇》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其产生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却是久远而重大的。近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掀起的思潮，导致了近代回族政治、文化、宗教团体的蓬勃兴起，而近代回族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又是回族觉醒、凝聚力增强的重要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回族以更大的激情关注于祖国的命运，这36名留日回族学子，他们言行一致，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
五、丁竹园爱国情真笔伐时政
帝国主义的火枪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便伴随着入侵者的铁蹄逐步加深。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斗争，促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积极投入到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
开明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及其弟丁宝臣，是这一历史时期回族民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们开始了我国早期的新闻事业，创办报纸，撰文立说，抨击时政，同时宣传回族的爱国思想。
丁竹园（1870~1935年），字子良，名国瑞，号竹园，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人。兄弟四人皆有才名，竹园排行居长。他“幼学诗书，聪颖过人，立志高远”。受其叔父影响，青年时学习中医，并治病救人。
虽然医术精湛，救人无数，但丁竹园并不满足于“以医济人”，而是致力于“以言济世”。1895年，他来到天津，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丁竹园痛感中国战败之耻辱，更目击时艰，深感内忧外患，认为中国救贫图强“非由助销土货，以白话报纸开通民智不可”。于是，他开始为北京、天津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商报》《直报》《中外实报》《正宗爱国报》等撰写文章，抒发爱国之情。
丁竹园的文章议论国事切中要害，开导人心言辞恳切，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规谏政府，忧时心切，救国情深。他的文章不拘一格，一变封建文人所惯用的八股文风，以群众白话见长，赋有新意，通俗易懂，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宣传救国救民之思想。
丁竹园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御侮图存，强国富民”的主张。他认为作为中华一民众，不能对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要积极为中国在世界上谋一地位，不再受外人欺侮而献计献策。他提出开办工厂、购买国货的主张，号召民众齐心协力，先由多建工厂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国货。穿布的，高低必买爱国布；抽烟的，高低必抽叶子烟……总以助销国货为宗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丁竹园颠沛在逃难的人群中，目睹了兵荒马乱，富者贫，贫者死，疾病恐惧、衣食匮乏的悲惨，深感亡国之忧。经此一劫，他豁出了身家性命，决意要唤醒民众，在《清内奸议》一文中，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庚子年联军蹂躏内地的情形，奴隶百姓，像那样亡国的惨剧，岂堪再演第二回吗？”丁竹园在报纸上多次揭露外国人无视中国法律尊严，草菅人命的事实。当时的天津电车公司，外国资本家为了多赚钱，规定每趟车必须在27分钟内绕城一周，否则就扣车上职工的工钱，结果经常出车祸。丁竹园就此事发表议论，痛斥外国人“只顾了他多进钱，可就把中国人的性格，看成猪狗不如！”丁竹园这样的秉笔直书，大胆揭露，在当时无疑需要极大的胆识。
丁竹园撰文评论道，中国之土地，不为不广，人民，不为不众，物产丰富，形势天然，其受欺受侮的总病根子，在思想太卑，志气太弱。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民气。外患难免，或因之兴，或因之亡，越怕事，事越多，越退后，气越弱。关键在于民气的强弱、志向的高低。丁竹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把爱国图强作为《竹园白话报》宣传的主要思想，说明他已成为清末一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
丁竹园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反封建反专制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经历中，从回天乏力的无奈感叹中，开始转向对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思考，对封建制度的再认识成为当时新闻界、文化界心照不宣的主题。丁竹园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办了《竹园白话报》，他已经意识到了旧制度的落后与腐朽，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官贵民贱，做官的自命不凡，把士农工商都看成土芥一样，有的是刮地皮来的钱，胡吃阔吃，大闹一气，因贪而富，因富而骄，擅作威富，以强压弱，不必通文识字，亦不必勤政爱民，只要把上司应酬好了，就不难官至一品”。
丁竹园还撰写了大量深刻的白话演说，善于和敢于用通俗的文字，激烈的言词，揭露和抨击黑暗腐朽的社会，指出人民的疾苦正是官府“百方剥削，任意苛派”的结果。“今日各省百姓的流离困苦，其罪过皆在官绅士大夫身上，偏用这般官绅当权在位，其罪过实在政府”，“政府就是明火（强盗）大头目，督抚司道就是明火二头目，府厅州县就是明火小头目，衙役门丁就是上道儿的明火，驰驿的大臣就是游行强盗，到一处抢一处”，总而言之，“凡是明火，全都奉旨！”
丁竹园非常同情人民的疾苦，对于专制时代官贵民贱的现实极其不满。他悲愤地写道：“全球最不公最不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这种抨击，真正称得上是痛快淋漓，入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