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诗中，表达了秋瑾对祖国危亡、战友牺牲的悲痛之情，以及不畏艰险，不惜牺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11日，清政府从杭州派出新军300多人，在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带领下，赴绍前来逮捕秋瑾等人。
13日，王金发从嵊县秘密来到绍兴，力劝秋瑾立即撤向安全地带。有人甚至还为她联系了上海“法租界”避难的地方。但秋瑾毅然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她坚毅地表示：“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她还借用佛教中的偈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将重要文件交给王金发，希望他再接再厉，重新组织失散的同志，将革命继续下去。
是日上午，秋瑾捎讯要其兄弟到嫡嫂张淳芝城西峡山的娘家暂避。期间嫂嫂张淳芝东借西凑，派人给她送钱，并催促她速避，但秋瑾感谢嫂嫂好意，坚持在大通学堂应付危局。
下午4时，绍兴知府贵福会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跟在大队清军后面，向大通学堂开来。清兵如临大敌，将大通学堂重重包围。这时，学堂里只剩下30多名学生和秋瑾等几名教员，人们再次力劝秋瑾从学堂后门逃走，但秋瑾坚决拒绝了。此时，她手持六轮手枪，下令抵抗。她和战友们以校门、墙壁为掩体，阻击清军，经过近一小时的激战，清军从前门突入学堂，秋瑾等19人被捕。接着秋瑾被押到绍兴知府衙门。
傍晚6时，秋瑾被带到阴森的法堂，由知府贵福会同山阴、会稽两县令等提讯，时秋瑾昂首挺胸，大义凛然，敌人责令她跪下，她厉声回答：“革命党人没有这个习惯！”敌人令秋瑾招供革命党人的名单和其他有关情况，但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她都答以“不知道”三字。贵福得不到任何口供，就改用严刑，“迫令跪火炼、火砖，惨不忍睹”，但秋瑾始终不吐一字。
李钟岳亲自审问秋瑾，但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拿出纸和笔，要秋瑾写笔供。秋瑾眼望着法庭门外连绵的凄风苦雨，牵挂着阴霾笼罩着的中华民族，思念着惨遭摧残的革命事业，悲愤满腔，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
贵福见李钟岳不肯用刑，认为他失职，另派爪牙余某，日夜用刑，想用逼供成招，但秋瑾除了痛骂贵福和清廷外，别无他言。贵福技穷，只好编造了所谓秋瑾口供，请示上司将秋瑾正法。浙江巡抚张曾扬听说嵊县的竺绍康正在纠集人马，准备进攻绍兴，怕留着秋瑾会引起大乱，批准了贵福的请求。
15日（六月初六）凌晨，监狱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着烛光火把，进来一群荷枪实弹的清兵，秋瑾知道这帮郐子手要向自己下毒手了，于是梳发整衣，穿上白布衫、黑纱裤。接着她向李钟岳提出3条要求：一、让我写信与家人、亲友告别。二、行刑前不准脱我衣服。三、不以首级示众。李答应了后两点要求。接着，秋瑾甩开前来拖拽她的清兵，拖着铁镣，从容地走向刑场。此时，清军和绍兴府军警全部出动，手执火把，将古轩亭口围得水泄不通。在东方微白之时，秋瑾大义凛然地站在刑石上，举目四望，慷慨就义。
秋瑾壮烈牺牲，惊醒了沉睡的华夏民众。殉难数日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反清狂潮，国内外舆论界愤怒声讨和抗义，各地光复军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特别是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后，在秋瑾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妇女，纷纷参加“女子国民军、”“女子敢死队”、“女子革命军”、“浙江女子军”等革命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之役，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4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幅：“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民国19年（1930）在古轩亭口筑“秋瑾烈士纪念碑”，府山之巅筑“风雨亭”以志纪念。建国后，辟秋瑾故居为“秋瑾纪念馆”，定“秋瑾故居”为全国文保单位。
秋瑾子王沅德（1897~1955），字重民，上海正风大学毕业，曾任汉口《江声日报》社长，在湘潭开设过绸缎庄，任电气公司董事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湖南省文史馆秘书。女：王桂芬（1901~1967），字灿芝。（见本人传略）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秋瑾研究会陈去病、陈德和：《秋瑾史集》，华文出版社。
（2）上海古籍出版社：《秋瑾集》。
（3）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
（4）甘肃教育学院：《秋瑾评传》。
（5）张涛、王萍：《历代名媛传·秋瑾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淑女反戈随陶君——辛亥革命志士孙晓云
孙晓云（1880~1965），字小云，清绍兴府上虞县松厦镇人，早年投身革命，同盟会会员，陶成章夫人，陶被刺死后，含辛茹苦30余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辛亥革命志士。
孙晓云自幼性情豪爽，有男儿气概。出身于封建家规甚严的富裕家庭。她目睹两个姐姐在包办婚姻下郁闷早逝的惨状，萌发自主、自立的意念。不久，父亲又为晓云择偶，许配给同县百官镇一县令之子为妻室。男女双方一应纳币、问名等封建礼节已了，亲期在即。但她对这门亲事极不满意，两个姐姐都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前车可鉴，为求得自身解放，她拿着家里原来准备给她做嫁奁的首饰细软，只身离家去上海。
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后，孙晓云认识了女界先知嵊县尹锐志、绍兴盖仁志等人，不久，又认识了蔡元培、陈其美等革命人物。在这些先进志士的熏陶和影响下，她进一步打开了眼界，思想大为进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孙晓云在陈其美的鼓励和帮助下，赴日本留学。在那里她先后结识了龚宝铨、陶成章等人。当时，革命形势渐趋高潮，革命活动日益频繁，留日学生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她都积极参加。期间，孙晓云聆听了革命党人慷慨激昂的演说，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的书刊，接触了不少革命志士，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影响了她，尤其是当时留日学生所提倡男女平权，鼓励女子独立自强等主张，使她深受感动，下定了参加民主革命的决心。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晓云有机缘认识了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于不久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的联络工作。具体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同志通报同盟会在东京的活动情况。
1906年，陶成章在国内遭清廷搜捕，走避日本，1907年1月，加入同盟会，不久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于是孙晓云与陶成章有了接触机会。
1908年夏，光复会和同盟会中一些人，因斗争策略和在南洋募捐问题发生了龃龉，加以汪精卫等人从中挑拨，使矛盾有所扩大。此时正巧李燮和在南洋写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托陶成章带到东京同盟会总部，这件事被《南洋总汇新报》获悉，就立即在该报上公开了这一矛盾。原来，这份报纸平日一贯宣传保皇主张，与革命党人论战不休，被陶成章撰文驳得体无完肤，该报自叹不敢与之争辩。这次，抓住了报复机会，遂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以达到破坏革命党人内部团结，削弱革命阵营的目的。陈其美原对陶成章不满，此事发生后，竟认为陶成章要另树一帜，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就想设法制住陶成章，如果控制不住就伺机投毒剪除他。那么让谁去控制陶成章呢？陈其美动了很多脑筋，经过一番策划，决定将自己信得过的孙晓云安插到陶身边。就这样，孙晓云加入了光复会，住进了东京的光复会机关所，接近了陶成章。
在这以前，袁世凯等清廷大员，为了破坏日趋高潮的革命活动，曾多次收买过一些见利忘义的革命党人。袁认为，陶成章年轻，富有谋略，勇于进取，是革命队伍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对清政府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他曾辗转运动孙晓云，要把陶拉下水，并以两广总督一职为诱饵，但遭到孙晓云的严辞拒绝。当时，陈其美交给她控陶以至杀陶这一任务时，由于她毫无认识，很快接受了下来。
身负重任的孙晓云，在与陶成章的接触中，处处细心观察，可是日子久了，逐渐感到陶的为人并非如陈其美所说，她不但看不出陶有另树一帜的企图，相反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真心诚意，而且学识渊博，生活自奉极俭，不谋私利，由此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打消了原先对陈其美嘱咐的承诺，纠正原先的计划和行动，尽量沟通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活动和联系，常向两会同志作解释说服工作，使双方很快停止了相互攻击，重新团结合作。此时，孙晓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不仅在政治上信任陶成章的革命主张，支持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而且决定以身相许，与他结成革命伴侣。
次年，孙晓云与陶成章在东京结婚。据孙回忆，由周树人（鲁迅）做证婚人。婚后，夫妻感情甚笃。陶成章往返日本、南洋或国内，而晓云则留在日本，并在光复会本部工作。1911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他们的儿子在东京出生。晓云写信给已在国内的陶成章索名，陶成章回信题为“珍，本生”。是年六月，晓云携儿回国，参加光复会内部在国内的联络工作。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即回上海。在光复上海、杭州、南京诸役中，躬亲策划指挥，立下不朽之功。孙晓云积极协助丈夫工作，组织女子光复军，参加女子剪辫队，为辛亥革命胜利作出了呆的贡献。
自孙晓云与陶成章结成伉俪后，陈其美企图落空，恼羞成怒。民国元年（1912）1月初，时传陈其美欲行刺，因病治疗的陶成章避至旅社，后又移至广慈医院。12日，蒋介石往晤，探得住址。14日，凌晨二时许，陈其美派二人入广慈医院，用手枪将陶成章杀害，社会震动。
陶成章被害后，有人欲杀孙晓云以灭口，事为尹锐志所知，她即派人通知孙晓云，于是晓云怀抱幼儿，急躲避于上海南市某煤炭行之竹棚中居住，靠平日之积蓄和代人洗涤缝补衣服收入为生。主谋者一时找不到孙晓云，且因陶成章被刺死后，引起舆论谴责与社会强烈反响，只得作罢。从此，孙晓云隐姓埋名，孤儿寡母在上海滩含辛茹苦30余年。
抗日战争时期，孙晓云的女友尹锐志在重庆任被服厂厂长，偶遇陶成章孙女陶玉英，得知孙晓云尚健在人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从此两位老姐妹在音讯中断30多年后重新又获得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尹锐志于1948年去世，其夫周亚卫曾在陈公侠（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时被陈聘为省府参议，他每日上班赴省府，经过西湖陶成章墓地时，总要向陶墓鞠躬致敬。解放后，调任北京文史馆员。在世之日，曾多次去沪探望孙晓云母子，并在经济上常予接济。
全国解放后，孙晓云重见天日，获得自由，并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款待和生活上多方照顾。她在上海市政协会议和辛亥老人座谈会上，常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老人往来。
孙晓云于1965年6月26日病逝，享年86岁。生前很少与人谈及她早年的革命经历，直至晚年，才向儿孙辈吐了当年受命监视陶成章，后又与陶成章结为夫妻的全部经过。
其子陶珍，解放后曾在上海玩具厂任经理，晚年欣逢“四人帮”覆灭，受政府照顾，他曾大力协助汤志钧完成《陶成章集》的编辑工作，并悉心修改钱茂竹所撰《陶成章年谱》。1983年去世。陶成章有孙辈12人，皆在沪、杭、绍等地任职，大多数受高等教育，有的任省厅、局级领导。有曾孙辈10余人。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钱茂竹：《辛亥革命研究文集·陶成章夫人孙晓云事略》，中华书局。
（2）陶珍：《孙晓云小传》。
掩关修身研佛学——名尼觉明
觉明（？~1939），俗名丁宝珠，清绍兴世家女，尼。《续比丘尼传》有传。
觉明早年与鉴湖女侠秋瑾友善，共倡革命。1907年7月，秋瑾殉难后，即代长协济会。因清廷四处追捕同党，形势险恶，乃遁迹沪上，入上海城东女学文科。她秀慧贤淑，为同学之冠。该校校长杨白民、教员李叔同皆信仰佛教，校中很多女学生受到感化而信佛，尤以觉明信仰最诚。她博学能文，深知精义，又得师长训导，愈通畅佛法。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觉明作诗送之，后又在假期中亲往拜访。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学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觉明为该校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务，平日常以学佛劝诫学生，一时有不少人发愿出家。她自己则持斋念佛，日阅经籍。后来，她多次劝父母同意她出家为尼，都没有得到允可。但她持志已决，念人生光阴有限，生死事大。心想，往年释迦牟尼为求道法，亦尚背亲出家，我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于是决心不顾父母的反对削发为尼。1920年秋，她给父母亲友留下一封信后，便与妹妹一起遁至常熟雨花堂，依从妙参禅师私行剃度，成了尼姑。后即一身尼装，返乡探亲，求父母饶恕。父母见女儿去意已决，只能让她随愿而行。
从此，觉明一心修学，并到杭州等处各庵参访，勇猛精进，不遗余力。1924年即掩关（坐关）于上海圆觉庵，闭居一室，讽经坐禅，养心修身。1926年四月初八圆满，由恭谛闲法师说法启关，男女居士到庵扩法者有王一亭、施省之等百余人。出关后，她亲近谛、应二老，深究台贤宗旨。时妙参禅师住江苏宜兴海会塔院，她经常到那里去修身反省，授以六部禅法。及妙师示寂，觉明追念出世之恩，结茅守塔3年。期间，她风雨冻饿，淡然若记，礼诵之余，探讨《楞严经》，能背诵正文。期满，到处弘扬佛法。
1937年春，觉明闻四明张圣慧女士于奉化倡办法昌佛学院，瓶钵而往，一见相契，即在学院开讲《楞严经》，究源竟委，曲尽其奥，众信士欲请她为法昌佛学院主持，她坚决地推辞了。
觉明生活习惯奇特，冬不用炉，夏不挥扇，不赴宴会，不看杂书，渴饮晨盥，皆用冷水，孤怀懔懔，罕与其匹。
1937年七七事变前，觉明劝圣慧同隐峨嵋山，圣慧不从，乃独自至苏州，居乡间小庵。1939年示寂。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佛教志编纂委员会：《绍兴佛教志·人物·尼·觉明》，浙江人民出版社。
披孝扶柩密运枪——辛亥革命志士徐吟秋
徐吟秋（1885~1967），又名秀英，字湘筠，昵称三孃，清嵊县黄泽人。兄弟姐妹9人中排行第三。从小养成刚强性格，谈吐大方，处事干练，有男儿气慨，平时爱着男装，剪齐耳短发，穿大布鞋。大通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追随秋瑾、王金发干革命。民国建立后，曾在绍兴兴办大通女校，任校长。自述：“1905年，余适在沪，由启明女校毕业，得秋瑾先烈介绍加入革命党，及谢飞麟先烈介绍入同盟会，由陈英士先烈领导，得附骥尾，追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