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母亲是典型的苦命妈妈。
她生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谢世时整整93岁,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她付出了那么多,又享受过多少幸福呢?
她15岁嫁到我们周家,从此失掉本名杨仙草,变成了周杨氏、老二家的、宁娃妈(宁娃是我的小名)等等。
她生得瘦小,上锅台要在脚下垫两块砖,要负责做全家人的饭,那时我们周家是一个有近20口人的大家庭。稍有差池,便得受继母婆婆的打骂。不敢反抗呀,只好黑夜里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那时父亲周仰山在西安做生意,没人劝她,那时又不像现在有暖冬,常常冷得滴水成冰,那时做媳妇的房里又不准生炉子,哭呀哭的,就得了咳嗽病,一辈子病根难除,咳嗽起来真要命。
后来熬到分家单过,父亲把她接到西安。按说该过好点的日子了吧?谁知父亲却是个短寿之人,早早地撒手西去,撇下青年的她和幼年的两个儿子。在西安活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老家已经“土改”,没给留下一间房一亩地,倒给留下一个招灾惹祸的“地主成份”,这叫寡母孤儿何以为生?母亲常常抱着两个儿子痛哭失声。
说到儿子,她一共生有5个,先死了周福善,再死了周宗文和周宗武,剩下两个该牢靠了吧,不料又死了17岁的周宗建,就留下我周宗奇一个“命硬鬼”。为保住这个单根独苗,她从此迈上更为艰难的人生之路。
上海老凤祥金店是家老字号,在西安设有分店。我父亲曾就职于西安老凤祥多年,身后总多少留点细软。但母亲舍不得动用,先是变卖自己仅有的几件金银首饰,又在舅父的资助下买了2亩地,从此白天像男人一样下地耕作,日晒雨淋,晚上则拾起女工活,纺花织布,做鞋袜衣裤,主要不是自己穿,而是要拿到集市上卖。我记得每到星期天,母亲就带上我上路了,一人背个大包袱,急急赶往10里外的临晋镇去抢占摊位。一天能卖上几块钱,母子们就欢天喜地的了。她会花5分钱给我买个大烧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完才息心。我让她咬一口,她就随口说,她打小就不爱吃烧饼,不信你问你爸。可我上哪儿问我爸去?
集体化了,“公社就是我的家”。可母亲却很难待在这个家歇息一下,一天三晌在地里干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下雨天社里的牛马都能歇下,她还要揽活干;在村里,一般40多岁的女人就不下地了,可她都50出头两鬓斑斑的人,还是一天三垧地干农活。为什么?她要多挣工分多分红,来供儿子上学读书呀。
说到供儿子读书,那是母亲现在的人生第一要义,拼死拼活的奋斗目标,为此她愿意吃尽人间苦,受尽各种屈辱和不公。快50岁时,她绝意要招赘外号叫“懒王”的继父过门(其实继父一点也不懒,是个大大的好人)。舅父坚决反对,说人家周家是什么门风,你别给人家丢人!她说我不管别的,只为我娃的前途,人家是扛长工出身的,成分好,又是老党员、老农会呀,对我娃有好处。她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办了。继父给我政治上是否带来好处且不说,但母亲这份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儿子着想的精神感天动地!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母亲的期望总算没有落空,儿子按照她的计划上高中,上大学,进城工作,还成了一个作家,娶妻生子,在省城安家落户,又有了孙子、孙女,他们也都大学毕业,读博的,出国的……母亲觉着她这一生真没白活呀!
然而,母亲却老了,70岁,80岁,90岁,的的确确老了:变得更加瘦小,枯干;经常感冒;肠胃也不好,鱼肉不能吃,蔬菜水果不能吃,糖果点心不能吃,反正一切高级点的食品都不能吃;睡觉离不开安定片,有时吃了安定片也不管用,因为咳嗽的老病根还在,一咳嗽就醒,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再说,还有巨大而可怕的孤独折磨她,一个人躺在老家老屋的土炕上,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长夜漫漫,孤灯闪烁,冷月临窗,何时到天明?去省城儿子家住呀,三代欢聚多好?可苦命人享不得清福,坐不得汽车,住不得楼房,听不得喧闹,吃不得城里饭菜,没有人拉话,没有人串门,没有人借东西,没有个转悠处,没有蒲州梆子可看,整天价看不到街坊邻居,看不到鸡狗猪羊,看不到地里庄稼,站在窗前往外看老半天,灰蒙蒙一片全是楼房,想看的什么也没有,觉着就跟关在大狱里一样活受罪,金窝银窝,还不如回到自家那穷窝。
老家这穷窝可真够穷的了。今年春节前后,我下狠心在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有机会看清了母亲的全部家当。先从最值钱的房产说起,四面土坯墙撑起的三间瓦顶房少说也有百多年历史,旧报纸糊成的天花板上至少住着三窝老鼠,因为是南房而更显得阴暗潮湿。有关它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我的一篇专门文章,标题叫作《母亲屋》,收在一本权威大书《母恩难忘》里。再说家用电器,只有一样,一台小到不能再小的黑白电视机,是我15年前替换下来以后送给她的,屏幕已然雾沉沉的永远擦不干净,虽则架着室外天线,也只能模模糊糊地接收到二三个台节目,而且图像歪七扭八,声音时大时小,可以小到无声,可以大到吓人一跳。家具当然有几件,一张八仙桌是做官的爷爷留下的,一张单桌和一张小饭桌是经商的父亲留下的,虽说已然老态龙钟,总算没像它们的置办者一样永远消失。还有两只看不出本色的大箱子,仔细摸摸才知道一只是皮革的,一只是木头的。旧皮箱里是老太太的各种杂物,旧木箱里是崭新的一整套东西,一整套老人家乘鹤西归时的顶戴礼服。铺盖的情形呢?一盘大土炕上,从下往上依次是旧炕席、破棉褥、粗线毯和家织布床单,两条老棉被已经不知拆洗过多少遍了。旁边一张大罩布下倒也堆着几床里外三新的被褥和高级毛毯,可那是专叫客人盖的,主要是叫回家探亲的儿子和孙子们盖的……这就是母亲的全部家当。
这就是母亲的全部家当吗?加在一起能值几个钱!我不觉一阵心酸。我说:“老妈呀!咱们盖房吧。”
母亲说:“说好不盖的嘛,不盖。我这辈子不盖房子不庆寿。”
我说:“那你为啥还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瞧咱这寒窑。”
母亲笑了,说:“我就爱住这寒窑。人活一世还要咋?我都上了书,还有像片(指前述由门岿教授主编的《母恩难忘》),我活得不比谁强?我死了不准乱铺排,记着把这书给我放到棺材里。”
这就是我的苦命妈妈!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