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思旧》诗尝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一般认为诗中的"退之"谓韩愈，于是韩愈因"服硫黄"而死由此便几乎成为定论。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在"舆论"上似不占优势。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这于考订韩愈生平、评价韩愈的反佛老（包括反方术之士）态度、评价韩愈的品格是必要的。宋人孔平仲（毅夫）尝云：
韩退之晚年遂有声乐而服金石药。张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孺人侍药汤。"白乐天《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尝讥人不解文字饮，而自败于妓乎？作《李博士基志》，切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乎？（《孔氏杂说》卷一）
宋人陈师道（无己）云：
退之诗云："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然此老有二妓，号绛桃、柳枝，故张文昌云"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也。又为《李于志》，叙当世名贵服金石药，欲生而死者数辈，著之石，藏之地下，岂为一世戒耶！而竟以药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也。（《后山诗话》）
如果韩愈真的"服硫黄"而死，引起后人之讥笑原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他自己是那样激烈地排斥佛老、反对别人惑于方士之说而服金石药，甚至在朋友死后也不放过，为撰墓志大曝其服药之愚，"著之石，藏之地下"，所责过苛而近于刻毒，那么他的所谓"牴排异端、攘斥佛老"，甚至为此不惜身家性命地逆皇帝之鳞，不是太虚伪了么？胡震亨所谓"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老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挪动不得也"（《唐诗谈丛》卷一）；这样地作人岂不太矛盾、太艰难了么？孔平仲、陈师道提到的李于，太学博土，是韩愈的侄孙女婿，服金石药而死，愈为撰墓志（《故太学博土李君墓志铭》）。这篇墓志，完全违背墓志通常的作法；按墓志，是一种"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变迁"（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的文体，兼述墓主功德善行，以传之永久。往往因为润饰太过，被人目为"谀墓"。而韩愈的《李于墓志》，关于其"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等的叙述，只有"太学博士顿丘李于，余兄孙女婿也。年四十八，长庆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县某地"数句，此下五、六百字全是关于李于惑方士之说服药而死经过的叙述，中间插入愈同代人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兄弟等七人服药而死的叙述及大篇议论，至于李于"功德善行"，则无一语及之，使一篇墓志，竟似一篇杂论。志末一段议论，尤是难得的文字：
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始病，曰："药动，故病，病去药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同样的文字，还有《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一篇。卫某是韩愈任职兵部时同僚卫中行之兄，亦服药而死，其弟中行求愈为墓志，韩愈就写了此篇"专叙合药""极愚可悯"（《韩昌黎文集校注》引曾国藩评语）之事的志文。散见于韩愈文集中排斥佛老、反对方术之士服食之说的文章、诗歌就更多了。如前所说，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之说如果属实，那么韩愈排斥佛老的激烈态度就要大打折扣，他的责备他人服药愚昧过于苛刻的作法也应被视为极矫情、虚伪的行为。
我是支持韩愈未"服硫黄"一说的，在对此问题未作深入考论的情况下，首先觉得所谓的"退之服硫黄"，于逻辑、于情理都是滞碍难通的。
"服硫黄"的具体细节今已难晓。宋陶谷《清异录》（卷一）云："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总而言之，是道家和方术之士的养生之术，即服食之类。其种类、形式五花八门，今天仅从方术之士字面上的记载极难得其详备。服食之事从何而起？大约是起于汉末而盛于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晋书》、《南史》等书中记载了许多达官贵宦、文人名士服食的故事。到了唐代，此风未尝少减；王瑶先生尝说；"佛教行后，服食的人就逐渐少了。死了可以轮回，……给予死生问题一个解脱。"长生"是不可能，"延年"也不必要，对死亡不必有所恐惧，因此也就不必感到威胁。"（《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这恐怕只是一个表面；因为"轮回"之说对于佛教徒之外的人来说毕竟虚幻，而死亡的威胁却非常现实，死亡既不可免，于是仍企服食以"延年"--对于统治阶级上层分子来说，人生有诸多快乐，如声色犬马服玩等等，穷奢极欲以增加人生快乐的"密度"，服食以延长人生快乐的"长度"。所以尽管"服食……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唐代人服食与魏晋之际不同的是，服食之风渐渐下移、普及，皇帝、贵宦之外，中下层官吏，文人及黄冠者流日渐其多。服食之风不再是上层社会的时尚，除了皇帝和少数显贵者外，史书并不热衷于对服食者作记载。例如韩愈《李于墓志》中提及的工部尚书归登等七人，两《唐书》本传就不曾提及他们服食。例如杜甫，是纯正的儒者，史书也不曾提到他服食，但郭沫若先生曾说杜甫"对于丹砂""一生中都在追求，在他的诗里留下了一连串的追求脚印，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李白与杜甫·关于杜甫》）按之杜甫的诗，郭老的话大抵并不过份。元稹服食暴卒，史书中也无明显的记载。白居易写《思旧》诗，批评了"退之"等四人服食致死，颇自矜于他自己的"嗟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难道白居易就真的不曾服食么？《唐才子传》卷六"自居易"条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白诗有云："阅水年将暮，烧金遂未成。丹砂不肯死，白发事须生。"（《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空王百法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即飞。"（《醉吟二首》）"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干不成就。"（《不二门》）也许白居易中年以后不再服食，但他曾深深堕入服食的时代潮流中却是无可驳辩的事实。唐人文集中关于服食的记载真是不胜枚举。当然，绝对不服食并反对服食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是有识之士。总而言之，佛教的轮回之说并不能遏止服食的时代大潮。
从以上可以看出，服食之风在唐代是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是时尚，作为服食者，不必秘密地在暗中进行，也毋需向他人保密。因为朝廷并无禁令，不同于我国近代的吸食鸦片，也不同于观代西方的吸毒。魏晋之际人以服食自炫，因为能服食在当时是财力富足、地位显赫的标志。唐人不必以服食自炫，但毫无必要保密却是显然的。韩愈要服食，大可光明正大地去服食。穆宗长庆元年，韩愈自袁州召还京师，途中，吉州司马孟简尝赠他不死之"秘药"（此处秘药指不欲告人以配方之药），他接受了，只是没有服而已。后二年，孟简死，韩愈为之叹惋（见《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他怎么能自己一面"服硫黄"、一面却去苛责他人服食呢？这是无论于逻辑、情理皆不能圆通的。
孔平仲谓韩愈"晚年遂有声乐而服金石药"，也不足信。宪宗迎佛骨，愈上《论佛骨表》，在元和十四年，时韩愈五十二岁，是晚年，韩愈为李于写墓志，在长庆三年，五十六岁，即他去世前一年。韩愈反服食是一贯的，并没有因老而易其志。
韩愈卒于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是年夏，韩愈在吏部侍郎任上时以病告假。百日假满，病未愈，则告罢，养疾于城南。夏秋间，有《南溪始泛三首》。诗中说到自己的病及老衰，仅有"余年懔无日，休日怆已晚"（其一）、"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其二）、"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羸形可舆致，佳观安可掷"（其三）等句，尚能乘船览景，足见病不甚剧。这三首是韩愈名篇，张籍、贾岛，姚合都有和作。当时张籍适自水部员外郎"休罢"（"休罢"疑为届满候调），整整有两月多时间陪同韩愈住在南郊，见张籍《同韩侍御南溪夜赏》及《祭退之》诗。是年八月愈迁回长安，张籍亦受新官，俱归城，与韩愈隔坊而居，几乎朝夕相见。中秋，韩赏月，次夕张籍、王建至韩愈宅再赏月，韩愈有《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诗。这首诗是韩愈集中最后一首，几可以说是绝笔，但诗中也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病。能够连续两夕赏月，至夜尽将曙之时（韩诗云"玩月夜遂久，亭亭曙将披"），亦可见他的病仍无大碍。大约中秋后病便逐渐加重，以至不能把笔写作了。十二月二日愈卒，次年（敬宗宝历元年）初葬。韩愈从病、休到死，整个过程是徐缓而正常的，朋友、门生在他病，死、葬后所写的诗文中，均未提到他服食或死时的异样症候--大凡服食者死时均有异样症候：元稹服食，"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旧唐书》本传），韩愈《李于墓志》中提到的几个人，工部尚书归登"狂痛号呼乞绝"、"唾血十数斗以毙"，殿中御史李虚中"疽发其背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日无病死"，御史大夫卢坦"死时，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因为服食即如服毒，饮食起居稍不留意，便会毒发而死。
张籍的《祭退之》，是一首长达七十余韵的五言古诗，对韩愈的病休、病危及死的经过有详细叙述。诗中有曰；"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公为游溪诗，唱咏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结社于其乡。籍受新官诏，拜恩当入城。公因同归还，居处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公疾日浸加，孺人视药汤。来候不得宿，出门每回惶。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公比欲为书，遗约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为后事程。家人号于前，其书不果成。……"服食者死前必有的种种异样症候一点也看不出来。张籍的《祭退之》所以值得重视，还因为他是韩愈友朋中最鲠直狷介的一位，即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畏友"。早年他与愈相交，曾不留情面地批评过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及"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废弃时日"等毛病（见张籍《与韩愈书》）。责备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见出张籍在创作上的保守，不论；"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则无论何时都是正人君子不应有的恶习。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五云："文昌（按张籍字文昌）承韩公指教，相知最深……博塞之戏，无实之谈，文昌犹致书悻悻焉，何独于声妓隐而不言？"这话是有道理的。韩愈无论何时染上服食之习，张籍是必会予以揭出并批评的。张籍在《祭退之》中还盛赞韩愈的文章道德，誉之为"如彼天有斗"、"如彼岁有春"，都应当视作狷介的张籍的由衷之言。
愈弟子李翱的《韩公行状》，说到韩愈的病、死，有以下文字，也是值得注意的：
及病，遂请告以罢。每与交友言既终以处妻子之语，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