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关于他的伯兄（长兄）即韩会"晓方药"、"食必视《本草》"、他自己"食不择禁忌"的一段话一定是特别在意地讲出来的。"晓方药"即是服食，凡服食者，始食有禁忌，以药性有寒热、食性亦有温凉之别，相生相克故也。当食某而不当食某，故"食必视本草"。唐及唐以前的医药学著作（《本草》），几乎都杂有医药与服食之术二者，医药学家也多是兼医家与服食者，如晋之皇甫谧，唐之孙思邈。韩愈终前这段话，明白不过地表白了他的坚不服食以及对伯兄服食的无限叹惋。韩会之于韩愈，是长兄如父般的关系。李翱在《行状》里录下这段话，也应当是特别在意的，行状是一种"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文体。因为韩愈一生激烈地排斥佛老、反方术，是不是在韩愈病、死之际，社会上（尤其是僧道方术之士）无端地造出了关于他"服硫黄"的谣传呢？可能性是很大的。
无独有偶，《唐语林》卷三"方正"篇关于韩愈的死也有一则记载：
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小说家言，或不足以凭信。然而小说家言就全不足以凭信么？《唐语林》作者王谠是北宋初人，此书是他依五十余种唐、北宋的笔记分类编纂而成的，周勋初先生说；"《唐语林》中的材料，是由当代人记当代的事，相对地说，总是比较可信。"（《唐语林校证·前言》）退一步说，这一则记载如果是韩愈同代某人"杜撰"出来的话，那么这杜撰也是针对着当时可能有的谣传而来的。"癞死"就是服食者常有的肢体溃烂、疽发于背之类的非正常死亡症候。
假定韩愈一面激烈、苛刻地排斥佛老、方术，一面又"服金石药"（孔平仲语），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二重人格、极端的虚伪行为。在韩愈来说，要在社会舆论中一直扮演正直端方的卫道士，他的"服金石药"必在极秘密中进行，连他最亲密的朋友张籍、最亲近的学生李翱都瞒过了，那么，与韩愈关系并不密切、并不亲近的白居易何能知晓呢？长庆四年末韩愈死，长庆二--四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此后的两年（宝历元、二年），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俱远离长安。文宗大和元年，即韩愈死后近三年，白居易才回到长安。白居易《思旧》诗作于文宗大和八年（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距韩愈之死已十年之久，这期间有多少谣言不能造出？说白居易正是听了这种完全可能有的谣传才写出"退之服硫黄"的诗，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吧？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索白居易的《思旧》诗。先录全诗如下：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于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莫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支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白居易所思的四人，"退之"姑置不论；微之指元稹，杜子指杜元颖，崔君指崔玄亮。元、白关系至为密切，形同胶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元、白关系的确立，始于他们贞元十九年诸科同榜。杜元颖、崔玄亮俱与白居易是贞元十六年同榜进土，崔玄亮与元、白还是诸科同榜（见《登科记考》卷十四、十五）。元、杜、崔确是死于服食。元稹大和五年暴疾而死，杜元颖服食史无明载，但白居易与他交往密切，所言当属实。崔玄亮大和七年卒于虢州刺史任上。《新唐书》本传说他"晚好黄老之术"，白居老《崔玄亮墓志》也说他"夙黄老之术，斋心受篆，伏气炼形，暑不流汗，冬不挟纩"。四人之中，有三人与白居易同榜，是白居易名副其实的"旧"。唯独韩愈非白居易同榜，而且，从韩、白关系来看，韩愈与白居易虽有交往，却不能归于白的"旧"的行列，尤其不可能与白居易的三位同年并列而为白居易所思。
元和时期，朝宫中朋党、门户分立，凡同年、同门（同一座师）甚至同年应试者，政治态度常取一致，文学见解也往往取同一趋向。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间微妙关系，即与此有关。从政治倾向上说，韩愈接近裴度，韩愈支持裴度对淮蔡用兵，裴度引韩愈为行军司马，最能说明问题。元白尤其是元，与裴度始合而后离。裴度说宪宗用兵淮蔡时，朝官中有"横议以惑上者"（李翱《卓异记》），论者或以为指李逢吉、元稹。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穆宗长庆初年，裴度用兵镇州，所奏画军事，稹多从中沮坏之。裴度因军劳无功，尝三上疏劾元稹交结宦官，言辞极为激切。见《通鉴·唐纪》穆宗长庆元年。白居易当时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在是非与朋友之间难措其辞，只得请外放为杭州刺史。韩裴交密、元白交密与元裴之间的交恶，不能不影响韩、白之间的关系。德宗、宪宗两朝，韩、白同时在京供职有年，而韩、白之间几无往还。穆宗长庆间，韩、白似略有交往，白集中有五、六首寄酬韩愈的诗，韩集中有两首寄酬自居易的诗。自居易《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有云："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明白地说韩愈在"疏"他。周勋初先生尝说，韩、白之间，"白居易的态度比较主动，而韩愈的态度可以说是近乎冷淡"；"韩愈为人很倨傲"、"自视甚高，行为怪诞，甚至不近人情"、"才高气雄，喜作波涛万顷的古诗"、"看不上白居易那种浅切的作品"（《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四十七辑）。这些都很有道理。朱金城先生说，"白氏诗中于韩愈每有微辞"，《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诗，"实暗寓调侃之意"；《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诗，"反讥退之为趋炎附势"（《白居易研究》），又别具只眼。无论韩愈"倨傲"也罢，白居易"每有微辞"也罢，韩、白的疏远，根本原因在他们政治门户之不同。
韩、白创作的趋向也不尽相同，此处只举出两点，以见出韩，白距离之远。一、元白"新乐府"诗创作，约始于元和四年左右，他们"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白居易《新乐府序》）的创作趋向，按说与韩愈的诗歌主张（包括古文理论）并不相悖，但元白的将文学仅仅局限于狭小的必有所为的过激态度，韩愈必是不同意的。韩、白创作上的冲突，间接反映在他们对李杜的评价上。元和八年元稹作《杜工部墓系铭》，元和十年白居易作《与元九书》，都不约而同地对李白作了过份的贬抑，白居易还武断地说，即使杜甫，好诗也不过"三四十首"。元白在创作兴趣上的狭隘偏激引起韩愈极大不满，《调张籍》一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迳将当时在诗坛上已很有影响的元白呼作"群儿"，正见出韩愈的"倨傲"和"不近人情"。但无论韩愈怎样过份，在李杜优劣的问题上，韩愈无疑是正确的。二、几乎与创作极端功利的"新乐府"诗同时，元白又大量创作"排比千言"的艳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发，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贞元、元和之际社会风气的浮荡，是元白艳诗产生的土壤；而元白艳诗，又反过来扇炽其风。陈寅恪先生迳称这种艳诗为"娼妓文学"，并指出所谓名重一时的"元和体""最佳之代表"就是元白的艳诗《梦游春》（《元白诗笺证稿》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韩愈于元白此类诗的态度虽乏明确资料可以征引，但他说的"不解文字饮，唯能醉红裙"恐不脱元白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长安少年。韩门弟子皇甫湜曾诋斥白居易之作为"桑间濮上之音"（见唐彦休《阙史》卷上），晚唐尊韩的杜牧曾痛斥元白此类诗是"纤艳不逞"、"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唐故平卢军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这些，都可以说是韩愈意见的代言者。
韩、白政治门户与创作兴趣之差异，因题目及篇幅所限不能展开去说。总而言之，韩、白之间关系相当微妙，相当疏远，仅只是未断交而已。白居易一生交游极多极广，与他诗文往还者在百人以上。其中密切的或较密切的有十数人，而韩愈绝不在此范围之内。考白集，故交死后凡题中有"哭""祭""忆""思""感"等字样之诗多至三四十首，所哭、祭、思、感的人多在以上十数人之间，唯独《思旧》诗中出现了一次韩愈（退之），是很令人感到突兀而奇怪的。
有鉴于此，前人曾提出白诗中的"退之"是指一位与韩愈同字的另一人的说法。韩集中有一篇《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开首云："君讳某字某。"（唐人撰墓志，墓主名字习惯上不书于文稿，刻石时始由书人及刻工加入）"卫府君"的名字，韩集版本有两种异文，一作"讳之玄，字造微"，一作"讳中立，字退之"。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引汪彦章语曰："王仲信本谓此卫中立墓志，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又引方崧卿《韩子年谱增考》云："此志今本皆作卫之玄，及质之善本，实中立，非之玄也。中立字退之，饵奇药，求不死，而卒死。故白乐天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孔毅夫、陈无己之徒皆指以为公，非也。观白氏所纪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闻于时，适以中立之字偶同耳。"陈景云《韩集点勘》云；"方说甚辩而核。"考卫晏三子，长之玄，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再次中行，宇大受。中行（大受）与韩愈为同僚，其兄服食而死，求韩愈为墓志。方氏所说的"善本"今已无法见到，但《墓志》中有"与其弟中行别"一句，若是之玄，当作"与其弟中立、中行别"，"善本"的作"中立，字退之"是对的。
虽然以官职论，杜元颖官至宰辅，崔玄亮数为刺史，俱是有闻于时之人，虽然未见卫中立与白居易有交往之迹，算不得白居易之"旧"，但方氏的说法不是毫无可能的。沿着方氏的思路，以下还可以提出两个人。
一是郑居中。白居易《感事》诗有云："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显然是白居易对两位服食故人的怀念。崔常侍即崔玄亮，玄亮尝官至右散骑常侍。"郑舍人"后，白自注云："居中。"郑居中不知谓谁，白诗中仅见，其字亦不详。但按古人名、字常常意义相连考虑，他字"退之"是有可能的。卫中立字退之，"中立"与"居中"也很相似。
二是白行简。行简元和二年进士及第，先后任过主客郎中、膳部郎中、度支郎中等。两《唐书》本传俱谓行简"字知退"，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谓"行简，字退之"。新书世系表有可能是误书，较大的可能却是行简原有二字，即先字"退之"后易为"知退"。按唐人对名、字二者，名相对稳定，易名者极少而易字者屡见。如张说一字说之，一字道济；高适一字达夫，一字仲武；贾至一字幼几，一字幼邻；司空曙一字文明，一字文初；贾岛一字阆仙，一字浪仙……。白居易在《思旧》诗中念及行简可能性是很大的，一、行简是居易胞弟，关系自然密切，宜于与白同榜之元稹、杜元颖、崔玄亮并列。二、行简卒于宝历二年，早于元稹五年，早于杜元颖六年，早于崔玄亮七年，卒年先后与《思旧》诗次序符合。三、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居浔阳，灰心世事，烧丹于庐山，十三年行简解剑南东川节度使幕职，与其兄同居浔阳一年有余，他们兄弟一起烧丹服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遽然谓"退之"为郑居中，为白行简，未必完全妥贴，略备一说，供学界同仁继续探索而已。总结本文的意思，一、韩愈无论中年晚年未尝服金石药是应完全予以肯定的；二、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之说获之于当时社会谣传，三、诗中的"退之"非韩愈，是另一与韩愈同字之人，或卫中立，或郑居中，或白行简。
（原刊于《铁道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