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著《复性书》，其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一边。然而韩愈虽然主张"性三品"，却不反对"情"，尤其未将"情"归之于"妄、邪"。韩愈自谓其学养为文云："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韩昌黎集》卷一六《上宰相书》。其论张旭草书更有"喜怒窘穷，忧愁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昌黎集》卷二一《送高闲上人序》。的话。以上理论，韩愈在《送盂东野序》中将其概括为有名的"不平则鸣"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昌黎集》卷一九。人的种种遭际、遭际中引发的复杂的情绪，几乎成了创作的"原动力"。李翱则不然。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他似乎把"情者，妄也，邪也"的心性修养之说贯彻到自己的古文写作中来了，这不能说不是他古文理论的一个倒退。
综观李翱对古文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以及其基本倾向的保守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保守性的主要表现是：思想上宗经、崇道、重政教之文、重学术著作而近于卫道；与此相应的，就是文学观念上的淡薄或减弱，有较严重的轻视审美、轻视抒情性的倾向。古文理论的保守，大大束缚和限制了李翱的古文写作，通读其集，能明显感受到他与韩、柳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因其文论的保守性，常常还会出现一些与其主张背谬之处。例如：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朋友亦名之。"其后则教训朱载言云："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不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窃惧足下不思，乃陷于此。"李翱所说之"礼"，固有道理，但当唐时，士人之间相称名、字者皆有之，并不整齐划一，这是唐时士风开放、士人不再严格拘守古礼的表现，所以李翱对朱载言的指责，便略觉迂阔。事实上，为李翱郑重提及的"礼"，他自己也未能作到，如吴郡陆（字公佐），年齿远大于翱（贞元十八年卒，享年五十七，长翱将近三十岁），其德行亦为翱所敬重，而翱径称之名（见《复性书》）。李观（字元宾）、韩愈（字退之）皆年长于翱，翱且娶愈兄之女，而翱屡屡径称观、愈之名（见《与陆书》）。李翱有《皇祖实录》一文，记叙其祖李楚金之事，《四库全书总目·李文公集十八卷》评云："唯《集》中《皇祖实录》一篇，立名颇为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见《礼经》，至明英宗时始著为禁令，翱在其前称之，犹有说也；若"实录"之名，则六代以来已定为帝制，《隋志》所载，班班可稽，唐宋以来，臣庶无敢称者，翱乃以题其祖之行状，殊为不经。"批评得未始没有道理。
李翱不善诗。韩愈集中收有韩愈、孟郊、李翱《远游联句》一首，三人共三十九韵七十八句，李翱仅一韵二句，足证其不长于诗。李翱所长者，唯在古文。韩愈颇称许李翱古文，许他为与孟郊、张籍齐名的"善鸣"者："东野孟郊，始以其诗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韩愈全集校注》页一四六四《送孟东野序》。李翱对自己的古文，也颇自许，以为"翱昔与韩吏部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集》卷一九《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明茅坤创为"唐宋八大家"之目，稍后又有以唐韩、柳、李（翱）、杜（牧）为唐四家者；清熊松柯复以唐韩、柳、李为三家，宋欧、苏（洵及轼、辙）、曾为五家，黜王安石不在此列，合为新的"唐宋八大家"《三唐人文集》附。，对李翱都推毂甚高。平心而论，李翱的古文成就不逮韩、柳远甚，亦逊于刘。《四库全书总目·李文公集十八卷》云"（翱）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俱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吴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谓翱古文"淡雅不浮，混融不琢，优游不迫"，基本合乎李翱的创作实际。韩门弟子中，张籍以诗闻，李翱的古文成就，应在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之上，其质实平顺的文风，对宋代的几位古文大家有较大的影响。
李翱古文，就体裁而论，成就较突出的是杂著。李翱的杂著，显然深受韩愈的影响，他手书一通《获麟解》以寄赠陆，足见其亲炙之切（见《与陆书》）。翱《解惑》、《命解》、《知凤》、《国马说》、《截冠雄鸡志》及《杂说二首》等，是其代表作。如作于贞元十四年的《知凤》篇，首段先叙事：
有小鸟止于人之家，其色青，鸠、鹊鸟之属咸来哺之。未久，野之鸟羽而飞者，皆以物至，如将哺之，其虫积焉。群鸟之鸣声杂相乱。是鸟也，一其鸣，而万物之声皆息。人皆以为妖也，吾讵知其非凤之属邪？古之说凤者有状，或曰如鹤，或曰如山鸡，皆与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非凤之类邪？
以下由"小鸟"之形状不类传说中的"凤"，而归结出鸟之是否为凤，并不在于形象，而在于德；至于贤圣人，亦应作如是观：
凤，禽鸟之绝类者是也，犹圣人之在人也。吾闻知贤圣人者，观其道。由黄帝、尧、舜、禹、汤、文王，至于孔子、颜回，不闻记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阳货之状类孔子，圣人是以畏于匡，不书七十子之服于阳货也。有人焉，其容貌虽如驩兜、恶来，颜回、子路七十二子苟从而师之者，斯为圣人矣。故曰：知贤圣人者，观其道。
似凤而不见其灵者，山鸡也，则可视其形而凤之云邪？天下之鸟虽凤焉，鹰、鹯、鹍、鸿其肯凤之邪？是鸟也，其形如斯，群鸟皆敬而畏之，非凤类而何？
本篇杂文因"鸟至于宋州之野"、"群鸟敬而畏之"的怪异现象而发，或与现实生活中某人某事有所联系，但李翱却从中体会出深刻而具普遍性的意义，即不可以貌取人，"知贤圣人者，观其道"。此文模仿韩愈《获麟解》的痕迹较重，目的则在于化人伦、正风俗。
李翱的杂著，都有一个共同的写作目的，即着重于教化人的道德修养，与他的古文理论相一致。《国马说》写一匹谦让忍辱、"犯而不校"的有德之马，"骏马啮国马之发，血流于地，国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为之顾，如不知也"，在国马宽容精神的感动下，原先骄矜之气十足的骏马羞愧欲死，"骏马归，刍不食，水不饮，立而栗者二日"，嗣后得国马慰藉乃恢复常态。《截冠雄鸡志》写一只禀义慕侣的截冠之鸡，"见食命侣"，然众鸡"虽赖其召"却"曳而逐出之"，不肯与之同栖止。两文大半篇幅都是据此而发的议论，与《知凤》篇同。
以上杂著，李翱在刻意模仿韩愈的同时，也有个人的创新。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以国马、鸟、截冠之鸡等代表或寓示一种道德境界，其中可能杂有个人的精神寄托在内；换言之，国马的犯而不校，凤鸟的以德不以形，截冠之鸡的禀义慕侣，就是李翱本人的道德追求，也是他的处世态度。但是读者读到这些文章，并不感到作者在现身说法，或在标榜自己，只是觉得作者不过赞赏这种精神境界，遂以平和从容的态度写出，达到其厚人伦的目的。其次是李翱力避将所写的鸟、马、鸡之属归为荒唐无根的寓言之说，尽量使之现实化，增加可信程度，以取得更有效的教化作用。"（凤）鸟至于宋州之野，当贞元十四年"，"有乘国马者，与乘骏马者并道而行"，"或告曰：截冠雄鸡，客鸡也，予东里鄙夫曰陈氏之鸡焉"；这些提示性的说明，无疑能起到强化文章教化作用的效果。第三是叙事与议论的结合，而议论的成分远远大于叙事，尤以《知凤》、《国马说》、《截冠雄鸡志》等篇为最典型，艺术上也颇具特色。
与韩愈的杂著相较，李翱杂著的长处与不足几乎是并存的：由于叙事、议论的客观，不带个人感情，尤其无个人遭际不平的感慨和激愤融和于中，遂使他的这些杂著，平和从容有余，而感染力不强；由于过于裸露的教化目的，而使文章缺乏含蓄跌宕之致，文字亦平庸乏力，少有个性。如写得相当出色的《国马说》：
有乘国马者，与乘骏马者并道而行。骏马啮国马之发，血流于地，国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为之顾，如不知也。既骏马归，刍不食，水不饮，立而栗者二日。骏马之人以告，国马之人曰："彼盖其所羞也，吾以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于是国马见骏马而鼻之，遂与之同枥而刍，不终时而骏马之病自己。
夫四足而刍者，马之类也；二足而言者，人之类也。如国马者，四足而刍，则马也；耳目鼻口亦马也；四支百骸，亦马也；不能言而声，亦马也。观其所以为心，则人也。故犯而不校，国马也；过而能改，骏马也。有人焉，恣其气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观其二足而言，则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为人；国马者，以形骸为马。以彼人乘国马，人皆以为人乘马，吾未始不谓之马乘人。悲夫！
李翱《解江灵》、《数奇篇》、《来南录》、《题桄榔亭》、《何首乌录》等也属杂著，而与《知凤》、《国马说》等有异。《解江灵》篇写"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还东，暮宿在江"，闻江中有如二贾人相争言语，"言未讫，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长？须臾臭死，瞥若电光。用心平虚，天灵所臧。得失是非，其细如芒。奚为交争？此实不祥。相欢不足，其气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于是言者叹息吐气，掩郁无语，启户视之，不见其处。"全文大部分用四言韵语，形式上类似韩愈的《送穷文》、柳宗元的《乞巧文》，而用意与韩、柳不同，仍在于教化人伦。《来南录》记元和三年十月作者受岭南节度使之辟，自四年正月乙丑上船于漕至六月癸未至广州，将一路所经之处及道里、时辰、山川景物等，极简括地录下，又以人事活动杂入，颇类后世之日记（虽非逐日记载），在文章体裁上是一个创新。《何首乌录》借一老人（神仙之属）之口讲述南方草木名夜交藤者（即何首乌）药用奇效，叙述饶有趣味，类《本草》而兼有较强的故事性、传奇性，在题材上是一个开拓。
李翱写的碑传以及行状、实录等文章，也多成功之作。《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是实践他"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的主张，反对当时盛行的门生故吏但为行状"或言盛德大业，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其理"《李翱集》卷一〇《百官行状奏》。的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足以传之不朽。《行状》对韩愈一生行迹出处，作了精到而详备的叙述和恰如其份的评价。在叙述韩愈一生作为中，李翱重点突出了韩愈参与平淮西、谏佛骨和宣抚镇州几件大事，末尾以韩愈抚孤嫁女、交友为文及死前琐细言语作结：
公气厚性通，议论多大体，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幼养于嫂郑氏，及嫂殁，为之期服以报之。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请告以罢，每与交友言既，终以处妻子之语，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于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享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
短短二、三百字，对韩愈的交友、品行、文章及临死之从容，叙述缜密而有次序，文字平和简练，有"点到即止"的好处。两《唐书》韩愈本传，多采自李翱《行状》。皇甫湜另有《神道碑》《墓铭》两文，行文弩张剑拔，富于气势，但叙事往往粗疏，每有舛误，与李翱《行状》两相对读，详略之间，仍有高下之分。
碑传文中，李翱最得意之作是《高愍女碑》和《杨烈妇传》，尝自诩云："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李翱集》卷六《答皇甫湜书》。《高愍女碑》首段叙事，文笔之简洁生动，诚不在《汉书》之下：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岁，当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阳归天子。前此，逆贼质妹妹与其母、兄，而使彦昭守濮阳。及彦昭以城归，妹妹与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将死，怜妹妹之幼无辜，请独免其死，而以为婢于官。众皆许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独生为？"其母与兄将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独曰："我家为忠，宗党诛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向其父所在之方，西向哭，再拜，遂就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