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①自由到什么程度，如何体现，谁来实施，虽然从来没有人公开怀疑过根本大法，但在具体工作中却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自由”只适用于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对南方不一定适用；有人认为只适用于民族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新创文字的就不一定适用；还有的认为只适用于过去创造并获得国家批准了的文字的民族，还没有创造和推行的就不一定适用；再一种看法是发展民族文字只能当拐棍，不必当作一种真正的文字；有的又认为，既然是自由，就不必讲条件和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创制一种新文字（包括方言文字），等等。上述种种问号，都和创制与推行民族文字的基本原则有关，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一条重要的方针
各民族都可以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载入庄严的宪法的重要方针。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来是两种民族观的试金石之一。我国宪法上的这个条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民族观。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因语言文字问题而争吵、冲突、流血的事时有发生。1968年，比利时占该国人口51.3%的佛拉芒人和占40.7%的瓦隆人因语言文字问题发生激熟冲突，导致流血事件。前年，一向以和平宁静著称的瑞士，操德语的72%的居民和操法语的21%的居民因官方使用文字问题而发生冲突，导致了内阁危机。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语言文字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所以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劳斯金指出，尽管巴拉圭政府承认了瓜拉尼语，秘鲁政府承认了克丘亚语，魁北克的加拿大法语得到了自治，西班牙的泰隆语得到了许可，美国的土著语言和移民语言因民权运动使白人的态度有了某种转变……“但是，由于人们固有的种族主义，世界上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将继续受到歧视”。②试看神州，“风景这边独好”。③早在1949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即将升起的前夕，《共同纲领》就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以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都庄严地写上了这一条。这个“自由”不仅是指少数民族自己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而且也指别的民族也要尊重这种权利，不得干预。在宪法的保障之下，民族文字的推行、创制、研究获得了它的春天。
一批造诣高深的汉族专家学者，踏上边陲的崎岖山路，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他们的培养之下，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语言学家。虽然民族文字曾有过十年的浩劫，但是，它的第二个春天展示丁灿烂的未来。很难想像，载在宪法里的一条庄严的条文会是暂时的，只适用于一部分民族、一部分文字，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给了我们有力的武器，说明宪法的条文绝不是权宜之计和官样文章。按十三大路线，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并不很短。在这阶段，要在中国这块曾经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广袤土地上，成长出以货币、信贷、股票、证券为内容的“符号经济”，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这初级阶段的理论，应当使人们深刻反省，过去那种想在几年内进人共产主义的狂热，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狂热在民族文字上留下的阴影至今仍然相当深刻，有的人仍然像相信几年可以实现共产主义那样，以为短期内即可在中国实现语言文字的“天下大同”。殊不知语言文字统一的初级阶段，恐怕比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长得多。在语言文字上的空想大同，必然会造成民族文化生态平衡的失调，从而影响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以壮族地区为例，壮文产生的几十年里，实际只有少数时间在推行，大部分时间则让位给“大同”，各级领导几乎都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壮族都懂汉语文了，用不着推行民族文字了。及至调查，才发现有700多万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大家为之一惊！大多数壮人依然操壮语，掌握汉语文的不过几百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宪法上的条文有着多么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
二、语言转用状况是发展民族文字的客观依据
要不要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其根据是现实的语言转用状况，而不是某个人的意志使然。实际上实现语言转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以历史上的满族为例，从努尔哈赤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东北新宾一带提倡学习汉文化，到后来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前后经过300年左右，才实现了转用汉语。那时满族分成八旗（1601年建立四旗，后增四旗）.每旗由五参领（甲喇）廿五佐领（牛录）组成，分赴全国各地，建立与州县并行的八旗衙署，形成一个个独立无依的满语据点，语言上处于汉语的包围之中。即使这样也还要经过300年才实现转用。解放以后，民族间团结合作，交往密切，转用的速度加快了，但是实际情况却表明，转用并没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容易。广西马山县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县份，壮族占80%以上，汉族和瑶族是少数。这个县离南宁120多公里，是南宁市北部的一个县，它的文化状况在壮族各县不靠前也不靠后，居其中。去年我在这个县五个家庭做了调查，结果令人沉思。第一家韦方英，壮族，家在县城郊区，离中心街道4公里，两老加上5个儿子、儿媳和孩子共22人。除小孩外，大人当中，会讲点汉语（柳州话）的人占40%，不会的占60%。至于汉文，能写半通不通的书信的不到三分之一。第二家蓝英龙，家住离县城15公里的百米屯，离公路三里，山村在谷地，尚平坦，汽车可到村头。全村纯壮族，30多户。蓝家三个儿子两个姑娘，两老加儿媳、女婿（在同村），共14人，能讲点汉话（粤语）的占23%，其余全不会，占77%。第三家潘炳康，家住离县城25公里的古欧屯，在公路边，全村30多户，纯壮族。潘炳康到安徽当过兵，现在还能听懂一般汉语会话，但已经讲不了几句，算懂一点。两个儿子在外地当临时工，懂点汉语。小女儿初中毕业，能用汉语交谈。全家懂点汉语的占36%，其余占64%。第四家蓝英祖，家离县城30公里，离公路5公里，村名卧牛坑，全村纯壮族。蓝家老夫妇俩加儿子儿媳，大小8口，只有一个儿子上过小学，回家芳动多年，汉语文只会认几个字了。其他人不会汉语。以上四家加起来，懂汉语的平均为25%，不懂的占75%，在壮族中，这几家不算是最差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们活动范围的100公里以内，都是壮语的天下，因此很难实现转用。不仅如此，到这一带定居的少量汉族人，反而被壮化了。例如：梁振华，汉族，湖南人，40年代逃荒到广西马山县，落脚古寨乡束竹屯，全屯40来户，除梁家外全系壮族。此屯离县城28公里，离公路3公里，已自修公路到村，去年尚未使用。梁家由于生活在壮族中，除老人仍懂汉语外，儿子们只懂几句生活用语，孙子辈则一句不会，全家不仅对外交际全用壮语，就是在家庭内部，因为儿媳全是壮族，也都用壮语交谈。父亲有时用汉语和儿子讲话，儿子却用壮语回答他。马山县仅40多万壮族，在1700多万壮族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桂西上千万壮族居住连成一片，其转用之难可想而知。
上面的例子虽然是很少的几家，但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一带的壮族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转用是很困难的。这种情况恐怕不仅仅是壮族，在西南以至全国很多民族地区大体上也差不太多。上述各方面例子告诉我们，语言转用的情况是受下列因素制约的：第一，受聚居程度的制约。一个民族聚居区越纯，连片又比较大，转用就越困难。单门独户杂居于别的民族中（如梁振华家，又如中央民族大学来自边疆的民族职工），一般一代到两代即可实现，按一代25年，两代当为50年。北京西郊火器营是康熙年间建立的皇家精锐卫队，为满族的一个较小的聚居单位，清代需200年，即八代人才完成转用。至于整乡、整县、整个地区连成一片，那恐怕得几百年以上。第二，受地理状况的制约。如果交通方便，离县城、省城又比较近，经常与汉族人民交往，转用就快些。反之，转用就慢。以邕宁县为例，该县为南宁市所在地，壮族占86%左右。南宁原为晋兴郡郡治，建于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到现在已经是1688年了。城里圭要是汉族居住，城郊为壮人，经过1600多年，邕宁壮人才会汉语，但仍操双语，即在家里村里讲壮话，对外交际用汉语（平话或白话）。马山县城白山镇，建于明代，距今已300多年，由于汉商不断涌人，现在街上80%以上居民会汉话，但仍操双语，即在家庭生活、市面贸易、亲戚来往中用壮话，在教育、政治活动、宜传及机关工作人员交往中用汉语，各有分工。可见城镇是转用的基地，但也并未迅速实现转用。百色市为桂滇黔三省交通要冲，唐宋以来汉族官人及商贾大量涌人，到解放时，居民全部讲白话（粤语）。但壮族聚居的各县多数县城却还不具备百色这样的转用条件。连南宁市郊区县武鸣，交通发达，经济发展，文化较高，然而市面交易仍用双语，乡村依然是壮语的天下。从这里可知，城市的存在和交通方便的地区是可以加速实现转用的，但也不可能发生语言转用的突变。第三，语言使用状况。即某地区使用某一语言的频率和范围。在生产生活中经常大量使用民族语，转用汉语较难；反之，全部转用的速度会加快，几十年即可解决。使用范围有两个含意，一是各个领域使用如何，如果在生产、生活、交易、教育、政治各领域均使用，则有可能迅速转用；如果仅在少数领域中使用，则转用就比较慢。二是该语言（或方言）使用的地域半径大小，半径十里以上，也就是方圆二十里路，则转用困难，随着半径加大，难度也相应加大。百里以上，百年难以解决。第四，受民族心理的制约。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交际工具，这是斯大林在语言学理论上的局限之一。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语言有三大作用：①交际作用；②集团（民族、族群）认同作用；③民族文化的基石与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