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东流，无一山可以挡其东运，无一丘可以扼其穿行。事物总是按着逻辑的轨迹为自己开辟道路，非人力可以阻拦。壮文就是如此，曾有一些人笑它，骂它，砸它，然而它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一个1700多万人口的民族发展的需要，又有谁能扼制它？！不过，推行壮文的思想障碍，将不是一朝一夕可剔除、消释，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而细微的工作。统观数年推行进程，这些思想障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个方面，即历史根源、理论根源、学术根源、效益因素。
一、历史根源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F.格劳斯金在其论著《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中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认同性的符号，是集团“成员资格的一致性的标志”。他同时指出，对待某种语言的态度，如它是否优美，是否发达，效果如何等，常与对待该语言的使用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同时贬低该语言及其使用者。当一个语言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优势时，便会经常贬低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经过一定的历史持续，被贬的少数语言集团便常常反常地整个或部分接受多数语言集团的观点，承认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如他人，甚至出现变态心理：
少数语言集团对自己朐语言文字的贬低，超过持正义感的多数语言集团的专家学者。对少数语言集团语言文字的积极态度反而超过少数语言集团的一些人。更为反常的是，语言集团中文化较高的双语人并不贬低他族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而是视为等同，倒是单语人或文化上的半桶水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格劳斯金指出，由于传统的势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仍将继续受到歧视，得不到平等的地位。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格劳斯金不可能找到上述现象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多数语言集团和少数语言集团的提法我们也不完全苟同。但他指出的那些现象，对照壮族中某些同志对待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同志总是看不起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认为它们“落后”，没前途，担当不了传播科学的任务，有的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对壮文的推行进行阻挠或干扰。国内一些诸如蒙、维、藏、朝鲜等民族同志，对此十分惊讶，迷惑不解。这种现象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有深刻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根源。秦始皇统一六国，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率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①秦始皇乃为掠夺岭南的珍宝而来，史家多赞扬其统一之功，对此缄口木言。中央封建统治者自此进入岭南，并且果然见到一块富庶之地，珍宝无数，米粮丰盈，四时八节水果飘香，更兼南海乃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实为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因而派驻重兵，选将“优于他处”（韩愈语）。
对岭南少数民族压迫最甚，不许稍一抬头。壮族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充满血腥的镇压与反抗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央王朝对北边西边游牧的少数民族，可以让他们建立地方政权，甚至送个姑娘去和亲，只要那里上层不跃马入关便罢。壮族可不行，2000年里，只有侬智高当了一年大南国国君。这里是王朝的仓廪府库，决不让百姓稍有反抗。据《唐书·食货志（三）》载，德宗贞元初年（公元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吓得皇帝及后妃惶惶不可终日，赶忙到岭南运米一百万石，他并不去草原拉牛羊肉。岭南的米吃饱了，又骂少数民族，连韩愈这样的文星在当兵部侍郎时，也骂壮族祖先“比之禽兽”②。为了不让壮人稍一抬头，除了政治压迫和军事镇压，还极力贬低、丑化壮族的文化，贬低、丑化壮族的语言。柳宗元在柳州做了不少好事，壮人很感念他。但他对少数民族也有诸多贬斥，他在《柳州峒氓》里说壮人祖先“异服殊音不可亲”。对这句诗，一位壮族诗人很不以为然，说：“异服殊音不可亲，生前似厌柳州人。祗今身后群尸祝，应觉人情此地真。”③柳的话不好听，不过还算比较客气，含蓄。《说蛮》干脆说壮人“鸟语鹄面”。《广东通志》也说是“鸟语彝面”，视壮人的话为“鸟兽”语。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则贬低壮族的土俗字为“甚鄙野”。统治当局对壮族百姓不肯接受封建文化，耿耿于怀。《西宁县志》说：“然偎壮二种，皆不事诗书，好为觋巫，习尚粗鄙，鲜知礼义。”指挥刘元威于是建社学于爵岭，“劝各就学”，但只有“一二进庠”，愤愤不平。
清代，玉林街上谁讲壮话，要罚七个铜板。旧社舍，很多壮族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在县城以上学校里一讲壮话，便被人讥为土人，受到嘲笑和歧视，甚至殴辱。很多人吓得不敢于人前泄漏天机，生怕知道自己是“蛮人”之后。千百年的沉重压力，终于在壮族中造成了格劳斯金所说的那种变态心理。考查壮族100多个古代诗人，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译过几首壮歌，可见压力之大。虽然解放已这么些年，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仍顽强存在，阻碍壮文的推行，不足为奇！
二、理论根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误，未了解到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为只需几年便可以实现世界大同。记得1958年，中央民族学院制定了个“跃进纲要”，要在五年内办成共产主义大学。
当时全国都有这种狂热。结果，把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都一律诬为资本主义，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损害之大，人所共知。在民族问题上，否认民族的长期存在，以为短期即可消灭民族差别。在民族语言上，以为短期即可实现转用汉语。既然共产主义很快就到来，还要民族语干什么，搞民族文字是倒退，等等。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违反科学的，在实践上已证明不合实际。实际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所处的，仍是共产主义初期阶段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初级性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层次性，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补充的多元结构。在总体上，这个阶段具有不成熟性、过渡性和幼年性等特征。对此，目前提出有必要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在初级阶段，根本谈不到消除民族差别，实现语言辖用的问题，而是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大为发展，才有可能消除差别。而这个过程从实际情形看，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是它的繁荣而不是其他。它的繁荣和发展，乃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前提，而民族教育的发展，又是经济起飞的前提。社会主义时期，在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尚且不能马上一体化，尚且有多层次、多元性，何况语言文字。历史一再证明，所有制的变革比语言转用要快得多。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④列宁也说过，民族差别“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⑤民族的差别，也就是构成民族诸要素的差别，其中以语言为最稳固。因此我们国家制定了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符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的。那种急于实现大同，急于取消民族语文的倾向，是一种“左”倾幼稚病，它的产生，与受极“左”之害深重有关。众所周知，广西是亩产13万斤新闻的发源地，不应当重蹈覆辙，成为短期消灭民族语言文字的新闻的发源地。
三、学术根源
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在语言研究上出现禁区。学术上偏于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亦即偏重于描写语言学，把完整的语言切片研究，有些文章犹如天书。这种研究虽不无益处，然而局限性很大。相反，对实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就很不够。特别是语言的消亡问题，转用问题，融合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有见地的观点。结果在“左”
的思想氛围下，一般人便以为语言文字也可以突变，提前实现转用或融合，这是有些壮族干部不愿推行壮文的一个学术根源。人们误以为社会一解放，语言的稳固性也“解放”了，语言壁垒可以马上消除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常常听到一些负责干部（有壮族的，也有其他民族的）说，壮族人都会讲汉语了，实际懂汉语汉文（包括上中下三种程度）的才几百万人，这便是误以为语言可以短期转用的不符合实际的典型言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而不是一般的稳固性。这个科学的结论，越来越为更多的现实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