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上的最高赞誉。清代壮族诗人韦继新，也比较赞赏古壮字文献，他特地从古壮字手抄本中挑出十多首优秀的民歌，译为汉文诗。另一位清代壮族诗人农庚尧，写了一首叫《婚妹山口号》的五言诗：“蚕丛经历尽，到此眼才青。破笔吡嫱妹，开山羡巨灵。耕樵各有托，猿鹤付谁听？寄语贤明宰，劳劳建一亭。”其中的吡婚妹三字为古壮字。意为“论说夫妻山”。此诗为汉族五言诗，却有三个古壮字，壮汉合璧，说明作者不仅懂得古壮字，也喜欢它，使用它。第三种是普通壮族百姓、歌手、歌师、歌王、宗教师、壮族戏剧及说唱艺人、寨老，他们热爱这种能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符号，用它来创作了浩如烟海的民歌、长诗、剧本，书写碑文、讼牒、乡规，从前几乎每一个壮族的山村，都珍藏着几本、几十本甚至上百本皮面熏黑的竖行手抄本，代代相传，视为珍宝。巴马歌王黄仲福临终前，遗嘱将其手抄本珍重保存，并嘱家人在他去世之后，不做道场，只唱壮歌为祭。萁对壮歌热爱如此，令人感佩！这些歌手、歌师、歌王，是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对保存古壮字文献，发展古壮字文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虽有歌王桂冠，却是不脱产的普通农民，农忙时扶犁，闲时传艺，不取束惰，甘心奉献。他们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桂北歌王黄三弟，壮歌、汉歌均出口成章，曾赴桂林唱赢桂剧院名旦、汉族女歌王桂枝香，传为佳话。他的徒弟遍及半个广西，走几百里被人迎送如神。壮族百姓对掌握古壮字的高人如此尊敬，正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古壮字及其文献的热爱之情。但在封建社会，百姓无钱无权，他们热爱的古壮字文献只能流落民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刘锡蕃也曾在《岭表纪蛮》中呼吁：“然蛮人既以此种为其最高之文化，其势力之伟大，小之常系一身之祸福，大之常系一方之安危，其关系之重要如此，则无论好歹，吾人均有探讨之必要。”倘若能够“搜集关于此种之材料，荟辑研究，著为专书，以阐发此中奥秘”，“其补益良非浅也。”但在那种条件下，这种呼吁几如过眼烟云。从建国到70年代，古壮字手抄本受到了多次的破坏。由于不知其价值，不少地方将其付之一炬，殊为可惜。但民间艺人仍珍藏自己的本子，再不肯轻易示人。史诗《布洛陀》是一位文化馆同志与老艺人三同盈月才得以一睹真迹的。古壮字在50年代曾有过广泛的应用。壮族群众有个传诸久远的说法：大道理需得化为壮歌，一一唱来，他才入耳。因此，地方干部为了宣传某项政策，比如计划生育，生产自救，互助合作，就请民歌高手将内容编为壮歌，百十首相连，到会上传唱，传抄，张贴，人们一下就来了精神。因此，新歌本层出不穷。壮乡文化馆的干部，文艺工作者，政府机关的有心人，也看到了古壮字手抄本的价值。各地文化馆抢救了不少手抄本，有的把其中比较优秀的转写成新壮文，出版单行本。有的译成汉文，刊登在区内外的刊物上。也有少数学者写了论文，对古壮字的结构及其劝能做了初步的探讨，但为数不多。不过这阶段的工作很不规范，有的也有待商榷。首先是原文的保存问题，不少人把手抄本翻译整理之后，原本不再保存，因此至今无法窥其原貌。其次，由于思想偏颇，不大尊重原意.往往妄加删节、窜改、添补、曲解原意，以致面目全非，令后人无法辨其真伪。特别是名为整理本的，往往按某一阶段的政治口号来削足适履。有的添加、更改部分超过一半而名称不变，以至于无法断定是古人还是今人的创作。再就是没有注意到文献的全貌，只注意到其中有文学价值的部分；对有史料价值的碑刻、讼牒等注意不够，流失严重。但不管如何，这阶段对古壮字文献的重视是历史上不可比拟的，所转写、翻译、整理出版的几十种文献，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价值，这是应予肯定的。也由于这几十种文献的整理出版，外界才了解到壮族有如此众多的长诗，它们无疑丰富了祖国的文苑，也使国人对壮族的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壮族古壮字文献的真正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壮族古籍整理的新阶段，同时也是古壮字文献整理研究的第三阶段。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由于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推动，壮族地区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蓬勃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壮族地区地县两级也都建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市县民委、文化局、文联、文管所、地方志办、图书馆等单位都派人参加领导小组，这样就形成了古籍整理出版的组织系统，便于开展工作。在确定古籍的范围时，首先为古壮字及其文献正名。古壮字壮话叫做Sawndip（sawlclip7），saw是字或书，ndip，是生、未熟，意思是“尚未成熟的文字”或“尚未成熟的字”。这种称谓是壮人对这种文字所处地位及其不规范状态的高度概括。汉文史籍则州做土俗字、方块壮字或壮族方块字。
80年代，经过专家论证，统一为古壮字，以使名实相符。正名之后，相应的古籍便称为古壮字文献或古壮字古籍，从而使这些文献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组织系统建立之后，各地便制订了相应的规划。广西在80年代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区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区规划。第一次在1986年，先后分两批召集64个县、市召开工作会议；第二次在1987年，属全区性工作会议，确定了古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碑刻、文人著作、医药科技等8大类为整理内容。其中除了文人著作，其他7类均有古壮字文献。按照规划，壮族地区各县开展了普查工作，收获丰硕。以广西而言，仅1986-1987年一年即收到手抄本一千三百多册，其中多数是古壮字本。
到1987年底，广西仅从36个县就收到民族医药古籍抄本187本，验秘方2149条，医案192条，医史文物8件。经过10年的努力，现在整个壮族地区收的古抄本约有数千之多。与此同时，整理出版工作在加紧进行，并有了初步的成果。1989年，第一部《古壮字字典》正式面世，结束了古壮字无典的历史。该书收入了古壮字正体字4918个，加异体字共达10700个，使古壮字朝规范方向迈了一大步。1991年，《布洛陀经诗译注》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壮族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原文的著作。该书为节选本，全本原文5741行，加壮文、注音、意译、对译共28705行，1230页，原文影照90页，可谓鸿篇巨著。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者译注的《古壮字文献选注》，本书与《布洛陀经诗译注》本方法相同，但没有国际音标注音。其不同点在于收入的文献为全本而非节选，可让读者看到文献的全貌。本书收入创世史诗1部，哲理长诗1部，叙事诗1部，比瑜3段，传统长篇情歌2首，共3503行（包括反复），加译注共14012行。原文下只有对译，牡文及意译分开，有行序数码对照，查阅方便。1993年，作为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的《情歌·嘹歌》出版，原歌16000行，加壮文、意译48000行，风格与前两种稍有不同，即无国际音标；在原文下对原文中与《古壮字字典》不同的字加上规范字。全书长达1409页，按诗歌20行千字计算法，达二百四十多万字。其他整理本也将陆续面世。研究成果成绩斐然，首先是基本弄清了古壮字的产生和形成脉络，这得益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对文字本身结构的特点及其规律，它在南北两大方言12个土语区的变体，也已基本廓清，为解读提供了方便。而这是整理古壮字文献的先决条件。对文献本身的研究，有探索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如认为《布洛陀经诗》的创作始于父系氏族时代，直到该时代的瓦解和私有财产的产生，经历了较长的历史，经世代加工而成。有探索其基本内涵的，如《布伯》包括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稻作文化，氏族部落纷争，血缘婚的存在和瓦解，古越人拔牙（成丁礼）习俗，雷神身上具有马、鸡、猪等氏族标记，洪水神话与壮族族源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有从古籍的社会功能来探讨的，如习惯法在其历史上对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此外还有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美学、艺术形式、艺术特色等多方面的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对于弄清壮民族的民族心理素质、文化发展的特点、优秀文化的继承、古代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化接轨，都有不同程度的价值。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广西计算中心承担的古壮字操作系统及编辑排版系统，经过三年左右的研究，先后解决了古壮字在计算机内的表示、古壮字与汉字的兼容问题、古壮字的输入显示及打印、古壮字的编辑及排版五个技术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用于《嘹歌》的编排出版，获得成功。1993年12月25日，在北京科学会堂组织鉴定会，国家语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参加签定，通过了古壮字处理系统的验收，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介作了报导。这个处理系统的研究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古壮字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1996年12月，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召开了桂滇粤湘黔五省区壮族古籍整理协作会议，通过了五省区协作章程和规划，建立了五省区协作领导机构，在这个机构的领导和推动之下，使古壮字古籍整理研究又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