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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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和万科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假如缺其一，则另一方面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因此，探究王石的财富密码，还得从他和万科的共生共荣历程开始。
一爆发与死亡
法国大思想家卢梭曾说：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却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这句话要强调的重要一点，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要遵守一定秩序的。
中国的大思想家鲁迅则有另一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话虽然更多的是“革命”味道，但对于生活在今天经济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其意义同样深远。
就本书的主人公来说，显然选择了鲁迅所说的前者。
1．我自轻狂年少时
“王石”之名拆开了是两个姓氏，是王石父母将自己的姓氏放在一起，也就成了今天王石的名字了。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用王石自己的话说，他的性格也许延续了母亲锡伯族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王石在自己的传记中说，小时候他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学生时代，也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
王石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好胜：一次在外婆家，他和山里的孩子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他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王石却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就利用看瓜人返回继续酣睡的机会，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自此，王石似乎就有了“孩子王”的本钱了。
青少年时候的王石赶上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但他却没有象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去了广袤的农村，军人家庭的背景使他选择了军队。1968年，王石应征入伍，成为新疆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但不久，王石的天生性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与部队的强组织纪律性的不相融。
那是一次南疆执行运输任务。在途中宿营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时，王石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他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王石的登山爱好还是从童年时期养成的。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爬山，王石所在的小分队旗帜由他负责看管，而结果就是他这个小分队第一个将旗帜插在了山头上。用王石后来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而正是这个荣誉，使他逐渐地对登山运动产生了兴趣。
不过，部队里的这次登山，王石却没有那么顺利。他被困在半山腰上下不来，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而他所在的车队为了找他也忙活了整个晚上。
其时的王石20左右，也就是我们俗说的“楞头青”，而后来的战友们对王石的回忆也多少不了“调皮”一说。
事实上，王石的父亲是个老红军，他年少时的家庭生活相较于同龄的人来说多了些优越。而血液里好胜的本性，更使他觉得自己与强调统一的部队集体不相适应。他更习惯野性的张扬，个人成就感的获得。
1973年，王石复员回到了河南郑州。一年后他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并不很喜欢所学的专业，他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1977年，毕业后的王石被分配到了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王石逐渐地靠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为他后来人生轨迹的转变提供了新支点。
据王石后来自己讲述，他第一次到深圳，感觉糟透了，只想早日结束自己的任务，快些离开这个后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小地方。
那个时候，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还仅是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香港鲜活品的最后集中地，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用王石的话说，“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而王石本人当时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那段时间，王石和施工人员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边，现场条件很是简陋。不仅身体上要承受与蚊蝇为伍的煎熬，思想上更不能忘记边境禁区的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王石自己后来透露，他当时虽然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他自己当时也一直是处于被选择的状态。即使深圳工程结束后，他对铁路上的工作也始终无法兴奋起来。事实上，他“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曾梦想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如此等等。
但王石强调，当时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似乎也在潜意识里，为人生机遇的降临做着某种准备。英语书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件生活用品了。也就在这个学习英语的时间段，王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朋友——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此为后话。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王石人生中的不一般年份。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就在这一年，王石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自此，本就性格张扬的王石似乎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只是后来的现实证明，这种感觉对于好胜的王石来说，真的早了一些。
2．10%与90%的关系
刚从铁路系统进入外经贸行业的王石，出于人生感觉的兴奋味道，眼里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得意之情充满着他的全身。
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说，那时的他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工作，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王石明白，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是当时开放的广东最开放的单位，也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利。而一心想要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盼望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舞台。
不久，一件事情更让他心生快感。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王石所在处购买了两辆广州市面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他。于是，“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
只是，好感觉并未长久。尤其是一件本不算什么事情的小事发生，让天性好张扬的王石再次体味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压抑感。
事情发生在1982年春季交易会。一次，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就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场上的气氛，王石未经允许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夸奖。他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回忆说，当时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
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感觉荡然无存。
就在那次筵席散后，那位科长把王石拽到了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也许是人的高级动物特性，人类的情感才是丰富多样的，它的脆弱也似乎是天然的。
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的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大感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换了另一个人也许还会有一些高兴，但对于有一半锡伯族人血统的王石而言，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则换来了表扬和赏识，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好胜的王石愈发觉得压抑，刚入职时的兴奋和得意之情已荡然无存。他想到了离开。
3．朋友是自己人生的镜子
王石对这句话的体味也许要强于一般人。
日子过得很快，王石在广州已度过了6年的时光。这6年里，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同时，他还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朋友：一个是曾昭科，另一个是刘元生。我们不妨先来领略一下王石与这两位朋友的结交奇遇。
王石在自己的传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而后来媒体对王石的采访资料也都显示，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便认定他（王石）“能成事！”
有资料表明，曾昭科素来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着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并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香港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了然于胸。而人生的起伏不定，也让他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也许是人的天性使然，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王石同常人一样，对于欣赏自己的人同样怀着好感，更何况这个人是曾昭科。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
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据王石后来自己说，那段时间，他很享受每一次和曾先生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
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的欣慰评价。他认为，正是和曾昭科的充分交流，为他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体味，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王石本人更是说：“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
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在听完那晚的《梁祝》后，王石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他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这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正是这次冲动和张扬，为王石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值得夸耀的故事。
据后来的媒体采访资料，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也许是刘的这种过奇人生经历，再加上王石的冲动和张扬，两人自此联系不断。
刘元生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我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于是，他也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后来，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他也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帮助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年报。
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发行面值一元一股的股票2800万股。由于在当时的大陆市场股票还是新生事物，市场反应很不理想。在甚为艰难的时候，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刘元生没有犹豫就吃下了360万股，也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元生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某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还以为扔掉了烫手的山芋。而刘元生却一直坚定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对万科的累积投资为400余万港元。
智慧与智慧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到了2007年中，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8247.38万股，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市值超过了27亿元，18年投资增长了500倍。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股神巴菲特“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128倍”的纪录。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4．沉默是一时，跳动才是永远
社会是个有机体，社会学中即有“秩序”一说。如同我们人人都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因而他后来的改变也只是在迎合这种秩序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所以，他多了些沉默，少去的是张扬。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末在广州友谊剧院的话剧和音乐会。正是这段随意的生活安排，让王石结识了上文中所说的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伙伴——刘元生，也使得他后来的人生多出了火红的一笔。
然而，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此时的王时已迈入了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心内出路的紧迫感，使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心思越发跳动起来。
时机很是凑巧。
1983年春，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一个朋友夫妇两人，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红苹果，来广州探望他的岳父母。那位朋友夫妇俩人的巨大变化，令王石对深圳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绕不过去的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