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岂独对于我，他是所有年轻人的慈祥的长辈、亲切的师长和知心的朋友。他很喜欢年轻人，喜欢小孩，特别是上了岁数以后，更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常说：“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像充满活力。”他家有很多年轻朋友、小朋友。一般说来，老辈与其朋友的第二代的关系是不会十分密切的。可是辛老的朋友们的第二代与辛老的关系却相当好，经常登门拜访，有些话，他们连父母都不说的，却愿意对辛老诉说。这些年轻人常常艳羡地说：“伯父家里没有代沟，老少两代那么融洽，真让人羡慕！”也许，他们不断来访，是为了也亲身体验一下这没有“代沟”的家庭生活吧？
常常听人说起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着所谓的“代沟”。可是在辛老和青年之间却似乎看不到这种“代沟”，至少在辛老方面，主观上是要填平这种“代沟”的。辛老在加拿大期间，有一位他的学生的女儿陪他游览了多伦多市的公园，并在一起照了相。他们相处得那么融洽，玩得那么高兴。辛老为此写下了《“代沟”上握手》一诗：“过午的阳光照亮林荫/灰鸽白鸽跳跃在绿色草坪/我边在诗叶上题字/边听你絮语低声/我忘记了你是我学生的女儿/你忘记了我祖父般的年龄/你谈论你青春的梦想/我心上响起驼铃/隔代人共同来找生命的支点/鸿沟能不能就美好地犁平？”我觉得这首诗是富有深长意义的，已经不限于原来写此诗的缘起。辛老是将此诗送到所有青年的面前，诚挚地表达了犁平“代沟”的美好愿望和决心。这种愿望和决心来自他对青年的理解和信任。
为了理解青年，他有意识多接近青年。有时女儿的同学来了，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问长问短，热情地与之交谈。每天吃饭时，辛老总要子女们谈谈单位里的见闻，特别是有心捕捉有关当前年轻人思想和生活方面的信息。他特别关怀青年诗人的成长。对于前两年有些青年诗人所提倡的朦胧诗，他的看法是：“写得朦胧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政治上不朦胧就成了。雾里看花不是也有美感吗？但假如一天到晚都不见太阳，恐怕也吃不消。我并不提倡写朦胧诗，但以为拼命去反对朦胧诗也不必要。年青人往往有一个朦朦阶段，例如对人生的探索时期、恋爱时期等，但我们用不着过分担心，他早晚自己会从雾中走出来。情感上应该有美的东西，不要搞得那么紧张。青年人只要好好引导，一定会有了不起的成就。我衷心希望年轻人超过我们。老诗人都应该有这个胸襟，一代比一代强，这才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辛老对于青年诗人，既不一味吹捧，又不动辄批判，而是采取引导的态度，既热情地肯定他们的成绩，又诚恳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尽管他创作和社会活动都比较忙，但他还是担任了上海不少大学的诗社、文学社的顾问，并且热情地赋诗鼓励青年作者。因此不少青年诗人、青年诗歌爱好者都把他当作自己尊敬的老师和可与倾谈的挚友，经常上门请教。辛老认为，这种交往对他来说并非只是支出，也有收入。那就是说，不光是青年人向他请教，他也从青年人身上汲取到新鲜的信息、虎虎生气和充沛的活力。曾经有人说：缪斯女神只钟情于年少俊彦，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可也不尽然。青年诗人固然有青春激情，有蓬勃朝气，可以诗情洋溢，才气纵横，而老年诗人只要不断地更新、充实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虽则已居桑榆晚景，却仍可绽开诗的春华。辛老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老诗人”。他曾说：“‘哀莫大于心死’，只有不断地进取，不断地探索，敢于扬弃旧的，吸收新的，才能跟上时代的进展。杜甫《赠卫八处士》有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写诗也要像剪韭菜一样，割掉一批，又生出新的芽来。”
他的这种见解多么深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把1976年以来写的诗总题为《春韭篇》了。正因为他敢于扬弃旧的，吸收新的，他的诗充满着年轻人才有的蓬勃朝气和生命力。读着他的诗，真不敢相信他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说起来，还曾发生过一些有趣的误会。有些年轻的女学生一开始并不了解他。偶然读到他的诗，立刻就迷上了。他们以为辛笛是一位风度翩翩、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就纷纷给他写信，有的在信中还流露出爱慕追求之意。这倒令人又想起他的另一件“韵事”来。
二十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位女士偶尔在书摊上读到辛笛的诗集，爱不释手，一直珍藏着，并到处打听诗人行止。后来有人告诉她，王先生在上海。她真想马上赶到上海与诗人相见。可是，她终于没动身。这是为什么呢？据她说，她一开始就迷上了辛笛的诗，觉得美极了！推想人也一定很美。二十多年来，她就这样怀着倾慕的心情，把想像中的辛笛的美好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心灵的隐秘处。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她感喟青春悄然逝去。想必辛笛亦已老矣！为了永远保持她心目中那美好的形象，她决定还是不见为好。可是，1981年辛笛从美国回国途经香港时，与这位多情善感的女士终于还是相见了。这是二十年来他们第一次相见。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女士当时作何感想不得而知，而辛笛却为此写下了一首小诗：二十年前/你在旧书摊上/无意中拾起了我的诗/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二十年后/我第一次遇见了你/人间何处无诗/你我都已不是旧时风格//也许你说得对/见了何如不见/是的，桥下的流水/一年比一年更绿（《香港小品》之二）这是诗的情感，情感的诗！
尤其令人赞叹，并可传为佳话的是，他和夫人徐文绮的结合也充满了诗意。诗成了连结这对幸福的佳偶的一根赤绳。
“我是看到了他的诗以后，才和他交朋友的。”辛笛夫人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这位文静贤淑的夫人眼里闪着动人的光泽，一时沉浸在对幸福往事的回忆之中。她告诉我，她的大学同学章功叙也是辛笛中学同学。章功叙对辛笛的诗十分激赏，并向她推荐。谁知她一捧上手就放不下了。她说对于辛笛，她是先爱其诗，后爱其人的。我不觉脱口笑道：“这也可说是爱乌及屋吧？”说得夫人也笑了。她又说：“不仅我们的结合有诗意，而且我们孩子的降生也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很感兴趣，忙问其故。
夫人告诉我，辛笛的第二本诗集《手掌集》中的《手掌》几乎是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同时诞生的。原来，夫人临产，住进了医院。辛笛在产房外等候孩子呱呱坠地。《手掌》就是在等候中写成的。孩子诞生，诗篇杀青，可谓双喜临门。曾有人将诗比作诗人之子，则诗犹子耶，子犹诗耶？说到这里，夫人微含嗔意：“后来我看到《手掌》后，还很有意见：我在受难，你倒还有这份闲情逸致！”
辛笛伉俪情深，老而弥笃。在朋友们中间，他们是以模范夫妇著称的。“当然也不能说一点矛盾都没有。”辛笛夫人说“譬如说，我对他最有意见的就是不大有秩序，写作时，床上桌上全堆满了书，弄得杂乱无章。”说到这里，她苦笑了一下：“做作家、诗人的妻子还真得要有些忍耐性！自然也难免有争执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像开红绿灯一样，对方开红灯，自己就开绿灯。”
辛笛在大洋彼岸加拿大访问时，想念大洋此岸的祖国亲人，想念数十年风雨同舟的老伴。为此，他深情地写下了《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一诗寄给夫人。诗的最后这样写道：两只小船相依为命，/有时月朗天清，有时也风雨纷纷。/熟悉而服帖，/彼此心上的皱纹早经一一熨平。/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更给我们以清凉的覆荫，/遮雨遮阳，就像一把伞那样殷切可亲/。“有时月朗天清，有时也风雨纷纷。”只有夫人才体味到这些诗句的丰富的内涵，才感受到这些诗句的份量！呵，那是什么声音由远及近向她袭来？那是一种她曾非常熟悉后又感到陌生的可怕声音！那一片“打倒”的鼓噪声仿佛是从上一世纪传来的，它是那么遥远，但又好像就近在咫尺……
天啊！她看到了什么？她又看到辛笛被一伙戴着红袖章的人押着批斗。她看见他头顶上的几茎白发在寒风中颤动。几个“红袖章”围着她，粗暴地向她喊叫，逼问她辛笛是什么人？她镇静地、充满感情地依然用文静的语调回答：“他是旧社会中的好少爷，家里并没有宠坏他。他是好人！”
这是什么话！旧社会中的少爷竟会有好的！这不是为资本家涂脂抹粉吗？这还了得！接下来她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当她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脑子里一闪。她走进厨房，关死了门窗。当她的手刚接触到煤气开关时，陡然哆嗦了一下，停住了。她不能撇下他，不能撇下孩子们……
“在‘文革’中，我们夫妻相濡以沫，总算熬过来了！”夫人轻轻吁了一口气，好像刚刚摆脱一个恶梦。
辛老对孩子从不溺爱。他教育孩子们从小知道人应该自立，应该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而不应该一味依赖父母。即使在家庭经济很优裕的条件下，辛老对子女仍然要求很严，不让他们乱花钱，甚至要他们省下零钱买书。这么说，辛笛对子女是不是太苛刻了？当然不是。他是有意识培养孩子们节俭朴素的美德，而不至于沾染上某些“膏粱子弟”身上的那种追逐虚荣，崇尚奢侈的坏习气。这也就不难理解，当社会上不少人为争夺遗产，姐妹反目成仇，兄弟同室操戈时，而辛笛的儿女们却能深明大义，尊重父母的意愿，把祖父留下的十五万美元的巨款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当今社会上还流行着一切向钱看，讲究实惠的风气中，他们的表现是何等难能可贵！这不能不归功于辛笛的教子有方！辛老的小女儿王圣思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和薰陶下成长起来的。
是的，辛笛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是很严格的。初识辛老时，对他这“严”的一面似乎不能想像：如此一位宽厚长者能严到哪里去呢？直到有一次我和他的谈话，才改变了我初时印象。
当时我提到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竟然在背后做小动作，偷偷向上级领导打小报告，对他人进行诬陷和诋毁。我惊异地发现：一向宽厚慈祥的辛老听了顿时怒容满面，气愤得话音都变了：“诗人就是写诗嘛！何必搞这些名堂？我看这种人心术不正，怎么能写出好诗来？诗人，诗人，做人第一，写诗第二，要写好诗，先要做好人！”
此刻，我从他那平时总是含着慈爱和善微笑的眼睛里看到一股凛然正气。“做人第一，写诗第二。”这是辛笛不止一次地教导青年诗人的话。这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既是他对青年诗人的殷切瞩望，也是这位老诗人自己一生行为的准则。
辛老为人，正直爱国。
辛笛诞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是晚清的举人。他一心希望儿子好好读书，求取功名。但同时，这位举人老爷也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主张实业救国，因而硬要儿子学理工科。哪知辛笛从小不喜欢数理化等理工学科，特别是数学，他更学不好。他喜欢文科，尤其爱好文学。他曾在《大公报》上发表一些短文和诗，用稿费来买文学方面的书。他是直到1927年插班进了南开中学后，才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潮。在这期间，他读了胡适、俞平伯的新诗，以及一些西方小说。所有这些，使他开拓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也使他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辛笛先后在北平的两个中学里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师。随后，他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身处异国，心却向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写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当时戴望舒等主编的上海《新诗》月刊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居海外的辛笛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激于爱国热情，辛笛在英国各地四处奔走，宣传募捐，支持抗战。在伦敦，他买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便如饥似渴地读着，心情无限振奋，觉得中国新生的希望在延安。于是，他决心从个人的缠绵情感中走出来，暂时不再写诗，以促使自己诗歌风格的转变。
不久，辛笛回国，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学停办，辛笛去金城银行当秘书，从此投身银行界。当时，银行界里地下党员很多，辛笛就在地下党的外围做不少工作，搞些社会文化活动。
抗战胜利，辛笛欢欣鼓舞，他又提起笔，重新开始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领悟到古中国凡鸟在大时代中的啼鸣，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它一定的意义。”但过不多久，他在为民族的复兴而高兴之余，对国民党做尽坏事越来越感到失望了。于是他越来越靠近当时的地下党组织。1948年，辛笛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当时地下党组织考虑到辛笛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更有利于团结工商界和银行界人士，因而建议他暂不入党。辛老曾经很动感情地对我说过：“追求党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虽然我已届古稀之年，我仍在积极地争取！”他曾不止一次地诚挚地说：“我这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也是到过西方不少国家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民族走上真正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这位老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
我们怀着尊敬和爱戴的感情回顾了辛老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诗人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都注满了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他的每一个坚定的脚印，都是向光明迈进的一步。
辛笛将父亲留的十五万美元的巨款全部献给养育他的伟大的祖国。这确实是一笔巨额遗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数世享用不尽。然而，十五万美元价值虽然巨大毕竟还可以估量，而老诗人对祖国母亲的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又何能估量呢？
新时期开始以来，辛老觉得青春和诗情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诗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他的诗歌创作的又一黄金时代到来了！
此刻，当我即将结束本篇时，辛老那一双满溢着爱的眼睛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不正是从辛老那双慈祥而常含微笑的眼睛中，窥见他那热爱祖国、热爱青年、热爱生活和诗歌的美好心灵吗？愿辛老诗泉不竭，青春永驻！
原载《芙蓉》1987年第2期
诗道笛辛譹訛
———《赠王辛笛》补遗
卢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