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南方某市曾举行过一次选美比赛，引起了一场风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评选的程序和规则欠科学是关键所在。本次大赛没有采用一般通行的100分制打分（而且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而是根据评委自己的判断，将选手按1~10的顺序排列分别计分，即评委认为是第一的就得1分，第二的就得2分……最后的结果是总得分最少者成绩最佳，其余以此类推。此方法很简单，却酿成了一个致命的缺憾——个别评委的意见可能将大多数人的意见予以否定。如某选手有8位评委同意他为第一名，有2位评委则将其列为最后一名，该选手得分8分+20分，计28分。另一选手有5位评委同意他为第二名，5位评委同意他为第三名，该选手的得分是10分+15分，计25分。结果呢，大多数评委都同意第一名的选手，就因为两位评委的不同意见而排在大家都认为稍差一些的那位选手的后面。
可见引起“选美的风波”的根本原因就是程序设计不合理。一旦程序出现了问题，程序不科学，再高明的人也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程序不科学，看似民主的行动，也难产生有效的决策。
应该说，科学、民主是我们对决策所设定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的达成仰赖于各种条件和因子，其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是程序架构和机制设计。这是因为，决策是领导者的一种实践行为，是一个过程，决策过程是有不同的工作阶段，一步一步前后相继构成的程序化过程，它反映着决策运行的内在规律，只有按照这种主要程序来决策，它才可能走向成功，走向正确。我们现在常讲的决策程序，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定方案、分析评估、方案选择、试验实证、普遍实施等8个程序阶段，还有调查研究等一系列的决策技术内容。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在先，集体讨论、修改定论在后；定量数据在先，定性评判在后；议论纷纷在先，择善而从在后。只有严格按照这样的程序决策才能保证各项决策的最优化水准。
作一个不太适切的比喻，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如果把决策者视为驾驭一部车子的驾驶者，那么决策程序则是一个跑道，一旦跑道不符合条件，即使驾驶者是卓越的车手、所驾车辆亦为法拉利顶级跑车也无法跑出速度、跑出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陆续加强了决策程序的制度规范和要求，
武汉市为了完善决策机制对政府决策提出了“四不决策”：情况不明不决策，未经专家论证不决策，没进行民主讨论不决策，不符合法定程序不决策。党中央一再强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里强调程序化问题，意义重大，说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之点。因为，现代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程序科学公正与正确的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很多事情，如果按照规范的程序办理，通常能够得到公正或最优结果。反之，很多决策失误和工作弊端，往往与程序的不科学、不规范和不按照程序办事有关。
四、优化结构实现最佳功能
结构不仅能决定系统的性质，而且能决定系统功能的大小——系统整体功能的大小取决于结构的优化与否。当系统的各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部分的功能之和；当各部分以无序、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各部分原有的功能就得不到发挥，力量削弱，甚至相互抵消，使整体功能小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这就是常说的1+1﹥2；1+1=2；1+1﹤2的现象。优化结构就能产生最佳功能，非优化结构不能产生最佳功能，这是结构决定功能的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
序变思维模式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紧紧抓住系统结构这一中间环节，去认识和把握具体实践活动中各种系统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努力创造优化结构，实现系统最佳功能。
前苏联研制生产的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以其优越的性能而广受世界各国青睐，然而，众多飞机制造专家却惊奇地发现：米格—25战斗机所使用的许多零部件与美国战机相比要落后得多，而其整体作战性能却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等其他国家同期生产的战斗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米格公司在设计时从整体考虑，对各零部件进行了更为协调的组合设计，使该机在升降、速度、应激反应等诸方面反超美国飞机而成为当时世界一流。这一因组合协调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被后人称之为“米格—25效应”。由此可知，事物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对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关系很大。
优化结构主要就是调整结构的方式即系统要素的组合排列方式，以增强系统的整体功能。
在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但从系统论功能的角度看“一加一则大于或小于二”，这就是结构的作用。按照通常的数学常识，4+4等于8，2+6等于8，6+2也等于8，但有人奇迹般地让2+6或6+2大于4+4，这怎么解释呢？这是关涉到美国金门大桥的一个数字故事。
金门大桥是世界著名大桥之一，被誉为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大桥雄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宽1900多米的金门海峡之上。金门海峡为旧金山海湾入口处，两岸陡峻，航道水深，为1579年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发现，并由他命名。金门大桥的北端连接北加利福尼亚，南端连接旧金山半岛。
1937年金门大桥建成后，堵车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倒变得更加厉害了。管理部门为此花数千万美元向社会广泛征集解决方案，结果，中奖的方案却是出人意料的简单：把大桥中间的隔离栏变成活动的——根据上下班的人流去向，规定上午向左移两条车道，下午向右移两条车道。这仍然是在有限的8条车道上做文章，但却取得了“8”大于“8”的效果。具体讲就是把原来的“4+4”模式，按上下班的车流不同，改为“6+2”模式或“2+6”模式，意思是说，在上班或下班这个特殊的时段，在车流拥挤的一边，扩展为6条车道，而另一边则缩减为2条车道，但整个桥面的车道仍是8条车道。也就是说上班时把拥堵的车辆分流到逆向一侧的两条车道上，4车道变成6车道，而下班时再按6∶2做反向调整。就这样，这个令交通警察头疼的事，在没有进行任何改进和投入的情况下很简单地就把难题解决了。此法后来在世界各地广为应用，效果都很不错。
在一个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结合方式不同，协调程度不同，而使得整体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人与人之间关系结合得好，其整体效应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反之，其整体力量就很小，甚至等于零。对此，恩格斯曾列举“法国骑兵与马木留克骑兵作战”的例子来加以解释：法国骑兵骑术差但有纪律，善于互相配合和协同作战，马木留克骑兵骑术精良、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互相配合和协同作战。若是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若是100个法国兵和100个马木留克兵则势均力敌，若是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若是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
在协调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优化人员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领导群体的结构。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只有优化领导群体素质结构，通过一定的结构把领导成员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组合成优化的群体，才能产生大于个体结构之和的整体功能。这样，领导群体才有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有较高较强的执政素质、合力、能力。因此说，提高领导水平，增强领导能力必须优化领导群体结构。
对一个领导群体而言，提高领导能力，必须优势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充分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列宁指出：党之所以要组织起来，就是因为组织起来的整体力量大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群体优化必须以个体优化为前提，单一的个体优化不等于群体优化。就像五个手指是手掌，并不等于拳头。优秀人才加优秀人才不等于优秀群体。只有优化了的一个又一个个体，通过一定的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整体功能。在一个领导群体里，既要有富有远见卓识、知人善任、善于协调、把握方向、科学决策的统帅之才，又要有沉着冷静、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智囊人物；既要有组织能力、善管理、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实干家，又要有帅才、相才、各种将才的合理配搭。
《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文字，是讲有机组织领导班子重要性的，很精辟。一次，刘邦召集群臣讨论朝政，其中，刘邦提了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在听了一些人吹捧他如何如何英明之后，刘邦非常坦诚地说：“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说白了领导集团组合得当，配合默契是刘邦一统天下，成就帝业的最关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