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演员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维什涅夫斯基跟莫斯科艺术剧院交往起来。他也是塔甘罗格人，而且跟安东·巴甫洛维奇同时在一个中学里上过学，只是不在一个年级，他比哥哥小三岁。不过我以前并不认识维什涅夫斯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看《海鸥》演出的时候，他在剧中扮演陀尔恩，演得很出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剧终宣布特烈普列夫自杀的消息，语调那么平淡，而又那么有力地结束了全剧。我于1899年1月初由人介绍跟维什涅夫斯基相识，此后，由于是同乡，他常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我到艺术剧院去看戏，那已经是我第三次看《海鸥》了，维什涅夫斯基邀我到后台，介绍我跟全体演员认识。当时的场面动人极了。剧院里人人都已经熟悉并且热爱安东·巴甫洛维奇，因此，维什涅夫斯基一向他们介绍说，我是契诃夫的妹妹，他们就把对契诃夫的全部感情倾注到我身上了。演员们都为我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拥抱我，用最热烈的话语欢迎我。
就在那次，我头一回见到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克尼碧尔，她的魅力和精湛的表演给我留下了迷人的印象。克尼碧尔素来热情，活泼，和我见面的时候，她竟高兴地跳了起来。早在1898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来看戏时，她跟其他演员一起认识了他。就在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给住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开玩笑说：“我劝你追求克尼碧尔。依我看，她很有意思……”这最初的相识就成了我和她之间后来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友谊的开端。
我那次还认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夫妇，即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和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这是两位杰出的人，我与他们的亲密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生命的结束。我跟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见面就像老友重逢。我兴奋地说，演出的水平很高，演员的表演很精彩。他听后却说：“还可以演得更好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是两位出色的导演，也是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他们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渴望创新，对戏剧艺术精益求精。他们对创作这种高标准的要求，也影响了全体演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个时候艺术剧院剧团才表现出集体创作的巨大力量。
自从我跟剧院的演员和导演认识以后，便同他们建立了友谊。尽管剧院几乎场场客满，让他们找座位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可我还是经常到剧院去看戏。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确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一旦想看戏，就到他那里去拿票，可是我还是经常像个“兔子”似的躲到乐队席或者其他角落里看戏。大家对我非常热情和关切。不少人经常毫无拘束地到我在莫斯科的住宅去。
不知怎么的，我竟渐渐成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艺术剧院的“全权代表”。他们通过我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向他转达问候、愿望，甚至请求。
一次演出之后，我跟剧院的演员们一起到“埃尔米塔日”饭店欢聚。那天是谢肉节最后一天，第二天是大斋节第一个星期，剧院将停止演出。次日，我给哥哥写信，描述了那天的情景：
我非常高兴。以前《俄罗斯思想》的庆祝会也是在这个大厅里举行的，而当时演说枯燥乏味，觉得无聊得要命。
而这次艺术剧院的院长和演员们可大不一样。例如，演说就别具一格。涅米罗维奇站起来说：
“先生们，你们想让我的演说成功吗？”接着他说，“那么就让我们为契诃夫的健康干杯吧！”
大家嚷呀，叫呀，跳呀。涅米罗维奇发出命令：“向玛丽雅·巴甫洛芙娜致敬。”于是大家跑过来跟我碰杯。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又是说蠢话，又是鼓掌……
那时，剧院所有的演员都是那样热烈地爱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实在令人感动。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知道我和哥哥的关系密切，因此一旦有事需要说服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时候，他就通过我来做工作。我记得，1899年春天，有一天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来找我，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同意把剧本《万尼亚舅舅》交给他们演出，惹得剧院的人很沮丧。问题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艺术剧院上演《海鸥》之前，就答应把《万尼亚舅舅》给小剧院演出了。这年2月份，他在给小剧院导演阿·米·康德拉季耶夫的信中说明，剧本是根据他们的请求寄给小剧院的。哥哥一向为人正派，他认为现在从小剧院收回剧本再转交给艺术剧院是不妥当的。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回答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请求信说，这样做，“好像我要抛开小剧院似的”，他答应给艺术剧院另外再写一个剧本。然而，既然现在已经有一个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对之评价很高的现成的剧本，艺术剧院当然不愿再等待契诃夫的新剧本。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获悉，专管审定皇家剧院上演剧目的戏剧文学委员会同意演出《万尼亚舅舅》，不过有个条件，即作者要修改第三幕（他们说，剧中沃依尼茨基开枪打谢烈勃利亚科夫仿佛不真实，有些累赘的东西也需要删去，云云），而且修改后还要作者把剧本再次送交委员会审批。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便借此机会劝我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
“请您写封信，让安东·巴甫洛维奇不要同意对剧本做任何修改。让他把剧本从委员会收回，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演，不用做任何修改。请您帮助我们得到《万尼亚舅舅》吧！”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自己也可以写嘛。您跟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好朋友，他很敬重您。为什么非要我写不可呢？”
“写一封吧，亲爱的。我求求您了。我觉得，这样会顺利些，”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再三恳求说。
我耸了耸肩膀，答应当天就给哥哥写信。下面就是我1899年3月25日写的信：
刚才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为这么一件事来找我。他虽然是戏剧委员会的委员，却早就不去那儿参加会了。他从维谢洛夫斯基和伊·伊·伊万诺夫处听说，他们同意你的《万尼亚舅舅》在小剧院上演，不过你必须修改剧本，即修改剧中的几部分内容，然后再送去审批。由于这个戏要在小剧院上演，艺术剧院感到很伤心，所以涅米罗维奇提出一个办法：你不要修改剧本，他的剧院不做任何修改地上演这个戏，因为他认为戏好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喜欢这个戏胜过喜欢《海鸥》。
你不可能很快就收到关于修改《万尼亚舅舅》的会议记录，因此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让你打个电报问问委员会：剧本批准了没有，情况如何？然后，如果你同意把剧本交给艺术剧院演，那么就请你赶快给弗·伊万诺维奇打个电报，因为春天就得把剧目和角色安排好。
我在费多托娃家的晚会上，看到艺术剧院全体演员，就因为剧本不能由他们上演而闷闷不乐。
涅米罗维奇恳求我马上给你写信，不知什么缘故，他认为通过我会顺利些。请你给他个答复吧。他焦急得很。
安东·巴甫洛维奇起初给我回信说，他既不打算给委员会写信，也不想打电报。可是等他4月中旬到莫斯科后，证实了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当时说的情况准确，就把剧本从小剧院收回交给了艺术剧院。这让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高兴得难以言表，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排练了这个戏，于1899年10月26日首次公演，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又返回雅尔塔了。
我也没能赶上看《万尼亚舅舅》的首场演出。那天我是在雅尔塔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度过的，这个戏演出成功的消息，我还是后来在车厢里从报纸上看到的。这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不像一年前《海鸥》首次公演时那么紧张了。况且他在雅尔塔也不知道《万尼亚舅舅》首次公演的确切日期。他曾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克尼碧尔写信提到过此事：
您问我是否激动。可是要知道，《万尼亚舅舅》是26日上演的，我27日接到您的信后，才得知详情。那些电报是27日晚上收到的，当时我已经钻进了被窝。他们打电话转告了我电报的内容。我每次被电话铃声叫醒，都是摸着黑、光着脚跑去接电话，差点儿把我冻成冰棍；过后，我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样折腾了多少次。我自己的荣誉闹得我睡不了觉，这还是头一回。第二天，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干脆把鞋子和睡衣放在床边，可是，电报又不来了。
我到达莫斯科以后，见到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和维什涅夫斯基。他们俩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了《万尼亚舅舅》首次公演的情况。据他们说，《万尼亚舅舅》首次公演的效果比彩排时差些。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全体演员演出那天太激动了，而且有些胆怯，所以他们演出时都紧张极了，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
我看了《万尼亚舅舅》的第二场演出。那次演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在哪儿也没见过演员们如此无与伦比的精彩表演。沃依尼茨基由亚·列·维什涅夫斯基扮演，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由奥·列·克尼碧尔扮演，索尼雅由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玛·彼·丽丽娜扮演，维夫饼干由最出色的演员亚·罗·阿尔捷姆（阿尔捷姆耶夫）扮演，阿斯特罗夫由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得实在绝妙，再也不可能有谁把阿斯特罗夫演得比他更好了。
看完演出的第二天，我给哥哥写信说：
……他们演得令人惊叹不已，我完全赞同你喜欢的人卡捷奇卡·涅米罗维奇的意见，她对演员们这样说：“你们今天演得优美绝伦。”第一、二幕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竟然满意得流下眼泪。
他们派人请我到台上去。容光焕发的涅米罗维奇来迎接我，接着其余的人也从化装室跑出来，对我表示最热情的欢迎。我当然对他们绝妙的表演不能不表示满意，特别是对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他演得最好……
虽说大家都喜欢第三幕，可我却不大喜欢，过于忙乱了。我还要再看一次。第四幕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戏非常成功。第三场演出，即今天的演出，票已经一张不剩。人们到处只谈论你这个戏。你一定要再写一部剧本。
据我看，卢日斯基演得不太好。他做作，不招人喜欢，把教授演得令人反感。然而多数人赞成他的演法。大家都向你致敬，还说，要是你在这儿，他们就不会害怕了。
我越看艺术剧院的演出，就越喜欢这个戏。演员们一次比一次演得好。我在一封给哥哥的信中写道，“甚至人们因为它只有四幕而感到惋惜，即使有这样的十幕，看了也会让人赏心悦目”。
最后一幕里，等到场上所有的人都先后散去，屋里只剩下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这时候从屋外传来了蟋蟀的叫声，那叫声让人感到寂寞，感到苦闷……提到蟋蟀叫，有这样一件小事，尽管有些好笑，却足以说明艺术剧院对演出的态度多么认真。原来亚·列·维什涅夫斯基为了学蟋蟀叫，每天都到澡堂去练习，整整练了一个月！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还告诉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结果演出《万尼亚舅舅》时，这只蟋蟀叫得像真的一样。
这个戏在整个演出季节从始至终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票几乎总是被抢购一空，我的许多熟人老缠着我，托我给他们买票。结果我的名片都不够用了！
11月底，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及夫人突然驾临剧院看戏。这在当时可算是剧院的“荣幸”了，于是，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人到住宅来找我，要我到剧院去拜见“殿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我为什么要突然去拜见“殿下”呢！？难道就因为我是剧作者的妹妹吗？不用说，我当然没有去，而是去参加了卡佳·申别尔格的命名日庆祝晚会。卡佳·申别尔格是艺术剧院导演亚·阿·申别尔格-萨宁（即丽卡·米津诺娃后来的丈夫）的妹妹。
事过两个月，也就是1900年1月24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到艺术剧院来看《万尼亚舅舅》的演出，这是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那时，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声望最高，很少到剧院看戏，他的突然到来使整个剧院大为震惊。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正如事后我给哥哥写信说的，“大伙儿都傻了”。
托尔斯泰是坐在省长包厢里看戏的，那时每个剧院都肯定有这种包厢。当天晚上，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申别尔格-萨宁两次跑到我的住宅里，告诉我列·尼·托尔斯泰到剧院来了，讲述托尔斯泰看《万尼亚舅舅》的经过。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到来而激动万分。维什涅夫斯基呢，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在谢幕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朝省长包厢鞠躬！可见托尔斯泰的声望有多高呀。
可是当时列·尼·托尔斯泰并不喜欢《万尼亚舅舅》。众所周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小说，而且评价很高，但是对他的戏剧却持否定态度。
我看到《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就在信中时常劝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定要再写一个剧本。艺术剧院的领导和全体演员也这样写信请求他。现在如果剧院的剧目里没有契诃夫的戏就显得不可思议了。然而就在那个时期，安东·巴甫洛维奇却说过，他“不了解艺术剧院”！事情是这样的，冬天他不能到莫斯科去，可是到夏天，演剧的季节又过去了。因此他没看过《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全剧的演出。诚然，1899年春天，他们在莫斯科专门为他演出过《海鸥》，然而大厅里没有观众，舞台上也没有布景，这样的演出难以使人得到完整的印象。
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剧院领导写信，请求他们春天或者夏天组织巡回演出，到克里米亚来。他甚至开玩笑地威胁说，要是看不到艺术剧院的演出，他就不再写剧本了。
这样，春天到雅尔塔进行巡回演出的决定，逐渐在艺术剧院里酝酿成熟。早在1900年1月中旬，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告诉我，剧院准备5月初带着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两个戏到雅尔塔去，为他演出。后来还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安排，最后确定，艺术剧院4月份到克里米亚去，带四个戏：《海鸥》、《万尼亚舅舅》、霍普特曼的《孤独者》和易卜生的《埃达·加勃列尔》。
1900年4月初，我回雅尔塔与家人一起过复活节。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克尼碧尔也和我一块儿去了，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剧院的巡回演出要在复活节时才开始，先在塞瓦斯托波尔演，然后去雅尔塔。那时候，在复活节前一星期各种娱乐场所概不开放，所有剧院也都关门停演，因此，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这一星期空闲无事，就跟我到我们家住了几天。
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临到巡回演出开始前，才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两天之后，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到那里去了，为的是在那儿看演出，可是，他感觉身体不舒服，很快又返回家里。
剧院在塞瓦斯托波尔从4月10日至13日把四个戏都演了一遍，于4月14日（星期五）来到雅尔塔。
艺术剧院来到雅尔塔，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身边度过了极为美好而快活的时光，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几天。我们家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来没关过家门。以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剧院全体人员整天都在我们家里度过。我跟母亲忙得不可开交，勉强来得及摆桌子开饭和收拾餐具，总是早饭吃完紧接着准备午饭，午饭完毕又要沏茶倒水，一直忙到傍晚，等所有的人都到剧院去演出了，才能喘口气。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从塞瓦斯托波尔回来之后，便又住在我们家里，她在接待客人方面帮了我们的大忙。
那期间，除了演员，还有一些作家常到我们家来，他们正巧也在雅尔塔，其中有阿·马·高尔基、伊·阿·布宁、亚·伊·库普林、德·纳·玛明-西比里亚克、谢·亚·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等等。哥哥很喜欢家中的热闹气氛，像过命名日的人似的，心满意足，满面春风。
那些日子里，我听到多少关于文学、艺术和戏剧的最最有趣的谈话呀！我们家和花园里，似乎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有时热烈激昂的谈话，有时严肃认真的悄声低语。有些人在书房里把安东·巴甫洛维奇团团围住，有些人在餐厅角落里促膝谈心，还有些人在阳台上听高尔基讲故事；花园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那是伊·米·莫斯克文在说俏皮话，要么就是伊·阿·布宁或者德·纳·玛明-西比里亚克在讲笑话。在那些日子里，安东·巴甫洛维奇跟艺术剧院的整个剧团，从上到下，亲密无间，那些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多么令人难忘啊！假若我把艺术剧院在雅尔塔逗留的那些日子，称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整个生活的黄金时期，也未必过分呢。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像在梅里霍沃时那样乐观、快活、机敏、诙谐，甚至把病都忘了，要知道，正是疾病迫使他住到克里米亚来的呀。
当然，剧院的演出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快乐。他的戏依然获得成功，唯一使安东·巴甫洛维奇难受的事就是观众欢呼着让他上台。哥哥一生最怕抛头露面，什么致辞啦，讲演啦，等等。不知为什么，一让他在掌声中走上舞台，脱帽行礼，他就觉得浑身难受，因此，他总是演出刚一结束，就逃出剧院，或者躲到演员的化装室去。人们从舞台跑到我坐的包厢里询问：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哪儿？他到哪儿去了？可是，连我也不知道呀。
艺术剧院在雅尔塔巡回演出结束的那天，专门为招待他而上演了《海鸥》，然而这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再也逃不掉了。他不得不应观众的要求几次走上台去。我还从没见到过剧场里的观众那么情绪高涨。大家鼓掌，欢呼，激动得发狂。人们当场献给哥哥棕榈枝，上面系着一条红色的绦带，绦带上写着：“献给俄罗斯现实的深刻剖析者”，底下是一大串签名人的姓名和地址。这是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的戏剧创作博得公众如此热烈的赞扬。
艺术剧院在雅尔塔逗留期间，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来到雅尔塔并非偶然，是安东·巴甫洛维奇邀请他来的。哥哥想介绍高尔基跟艺术剧院的领导人和全体演员认识，让他熟悉一下剧院的演出情况，以便让高尔基对剧院产生兴趣，从而为剧院写剧本。艺术剧院到来之前，安东·巴甫洛维奇几次给高尔基写信说，他有必要到雅尔塔来一趟，可以研究舞台和剧院的条件，还可以写一个剧本，“剧院一定会由衷地欢迎”。
结果，哥哥的想法如愿以偿，艺术剧院给高尔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迷上了剧院，并当时就答应要写个剧本。后来的《小市民》，然后是《在底层》，这两个剧本都是高尔基专门为艺术剧院写的。
艺术剧院在雅尔塔巡回演出结束时，凡·卡·塔塔林诺娃在她家平楼顶上举行了宴会。凡妮·卡尔洛芙娜·塔塔林诺娃是雅尔塔很有钱的房产主，她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才能，以及对艺术剧院都颇为崇拜。宴会是在白天举行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没有出席这个宴会，我也没去。
4月24日（星期一）我们热情欢送了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他们乘轮船去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当天从那里乘火车启程返回莫斯科。他们把《万尼亚舅舅》布景中的秋千和一条长凳留在我们家的花园里，这两件礼物使我们好长时间都忘不了艺术剧院的这次雅尔塔之行。
不久，我也回到莫斯科，到中学里教我的课，可是迟到好些天，因此受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其实，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全体成员春天到雅尔塔去作家契诃夫家里做客这样最有趣的历史大事件相比，中学里的事又算得了什么！……
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熟悉艺术剧院及其演出情况，具有极大的意义。假如说，以前他只是听到或者从报纸上看到，人们热烈赞扬艺术剧院剧团新颖非凡的表演艺术，那么现在他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他着手创作早就构思好的剧本《三姐妹》，而这次是专门为艺术剧院剧团写的，创作时考虑到每个演员的独创性与表演能力。例如，他给亚·列·维什涅夫斯基写信说：“我给您准备好一个中学学监的角色，他是三姐妹之一的丈夫。您将穿上一套按一定规格制作的常礼服，胸前戴着一枚勋章。”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告诉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啊，在《三姐妹》里你将扮演一个多么好的角色！多么好的角色啊！只要你给我10卢布，你就会得到这个角色，否则我会给另外一个女演员……”
1900年10月剧本写好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后，便把剧本交给了剧院。12月中旬，他出国到尼斯去了，在那儿他又对剧本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并把修改意见寄到莫斯科。
安东·巴甫洛维奇身在法国，又没看到《三姐妹》在艺术剧院的首场演出。因此他对演出自然又很担心。他从尼斯给我写信问道：“你看过我那个戏的排练吗？演得怎么样？我怕演砸了。”
我第一次去看时，就已经是《三姐妹》的彩排了。演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满怀真诚地给哥哥写信说：“他们排了你的戏，演得好极了。三姐妹演得都很好，简直找不出一点儿毛病。她们三个人那几场戏出奇地动人。萨维茨卡娅非常惹人爱。唯一使我感到不满意的是丽丽娜，我觉得她演得有点过火……你想象不到，第一幕演得多有趣，多快活！昨天我费尽唇舌才说服奥丽雅丢掉火红的假发，这种假发跟她一点也不相称，使她的头显得很大。现在她梳着自己的头发演出了。我认为，而且我预感到，这个戏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彼得罗夫上校每天去看排演，像个导演似的提意见。演员们称他为当班导演，开他的玩笑，可是待他既礼貌又客气。”
剧中姐妹的扮演者是：萨维茨卡娅演奥尔迦，克尼碧尔演玛霞，安德列耶娃演伊莉娜，丽丽娜演娜达莎。要知道彼得罗夫上校“像个导演似的提意见”是怎么回事，我得讲一件事。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罗夫上校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因为他是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妻子索菲雅·弗拉基米罗芙娜的亲戚。《三姐妹》的人物中有许多军人，所以安东·巴甫洛维奇请彼得罗夫作为军事专家去为这个戏的排演质疑，以便使舞台上所有的军人在穿戴、举止等方面，都像真正的军人。不过，彼得罗夫“越吃越想吃”，不满足于单纯做军事上的顾问，常以导演的身份提意见，甚至给住在尼斯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抱怨某些演员演得不好。他不喜欢剧中韦尔希宁引诱别人妻子的不道德行为。
1901年1月31日，艺术剧院首次公演《三姐妹》，我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热烈称赞过这次演出：“非常非常有趣。这个戏真迷人。演出效果很好，虽然艺术剧院在某些地方还能演得更好些……第二场演出非常完美。《三姐妹》比《万尼亚舅舅》好得多，甚至好像比《海鸥》都好。六场演出的票已经预售一空……”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给演出的热烈评价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大概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放心吧。他返回雅尔塔以后，写信给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说：“有关《三姐妹》的情况，我只在雅尔塔这儿才刚刚知道，在意大利我只略微听说一二，似乎不大成功，因为凡是看过报的人都沉默不语，还因为玛莎在信中却大加赞扬。好吧，反正横竖一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1901年9月到莫斯科以后，才看到艺术剧院演出的《三姐妹》。他当时在一封信中写道：“《三姐妹》演得好极了，非常成功，演得比我写的好得多。我仅稍微导演了一下，对有的人做了点剧作者的暗示，据说，现在这个戏演得比前一个演剧季更好。”
《三姐妹》获得成功后，我不止一次对哥哥说，他最好能再写一个剧本，正像我在一封信中写的，这个剧本“但愿像《三姐妹》的第一幕那样快活”。有一次在雅尔塔我跟他一块儿坐着闲谈。突然他拿过一小张纸，在上面写了些什么，随后，一边眯着眼睛微笑，一边拿给我看。我看到纸上写着：“樱桃园。”哥哥看我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便解释道：
“这是我新剧本的剧名……”
我感到十分高兴，安东·巴甫洛维奇又在着手创作一个新剧本了，而且剧名竟这样富有诗意。
1902年1月，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奥尔迦·列昂纳尔多芙娜写信谈到新剧本时说，“它刚刚在脑子里发出微光，好比清早的晨曦；连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会写成什么东西，而且它天天都在起变化”。安东·巴甫洛维奇6月中旬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打算开笔写这个剧本，因此我遵照他的要求，从雅尔塔给他寄去原来放在他书桌上的一小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用小字写着新剧本的各种要点和许多人名。然而当时他实在没有机会写作，直到年底才动笔写《樱桃园》。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樱桃园》，也像《三姐妹》一样，是专门为艺术剧院写的，他注意到剧团哪些男女演员扮演哪些角色合适。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剧院全体人员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新剧本。他们看过剧本以后，给剧团拍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12月初，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到莫斯科，一直住到第二年2月15日。他常去看《樱桃园》的排演，提出作者的意见，诚然，这些意见一向很简短。
《樱桃园》的首场演出定在1904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要第一次在艺术剧院首次公演他的剧本时露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们定于这天举行首次公演是否出于偶然，因为1月17日是哥哥的生日。有人计算过，1904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从事文学活动25周年，因此，他们决定在剧院首次公演时为作家举行庆祝会。
有一点必须说明，说服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剧院去是费了很大劲的，因为他清楚，他得应观众的要求登上舞台。至于为他办庆祝会一事，他却没有料到。演到第三幕时，有人拿着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写的便条从剧院来接他，这个巧计奏效了。就这样，在第三与第四幕之间的幕间休息时，以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剧院全体成员、首都文学和戏剧界的代表都登上舞台。脸色苍白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也走上台去。他本来身体不太舒服，因为那一时期他的病情加重了，这次登台使他感到格外疲劳。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体质虚弱得很明显，以致剧场里的观众都喊：“请您坐下！”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站着听完各种祝贺词。
已经有许多文章描述过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举办的这次庆祝会，我就不再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事了。我要说的只有一点：那天是我一生中为哥哥最最感到骄傲的时刻。所有上台发言的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作品都表示了极真挚的热爱！没有哪个团体、报社、杂志社或小组没有发来贺信或者贺电！那天晚上我流下多少幸福的眼泪呀！听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那诚挚感人的话语，我怎能无动于衷啊。他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说：“祝贺词使你感到疲倦了，可是你应该得到安慰，因为你看见的是整个俄国知识界对你的无限爱戴，尽管这只是个局部。我们剧院对你的才能，对你那颗温柔的心，对你那纯洁的心灵，感激不尽，因而你完全可以说：这是我的剧院……”
人们还送来许许多多的礼品，其中有古色古香的精致小匣子，有古代俄罗斯小城的模型，还有古式锦绣，等等。因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来在写给瓦·康·哈尔凯耶维奇的信中开玩笑说：“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我1月17日在剧院里得到的。有人（一个坏蛋）散布谣言，说我仿佛是个古董收藏家，我被一些值钱的古物埋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送安东·巴甫洛维奇这些东西，都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他真挚的热爱。
这件事过去30年之后，有一次我请求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想一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送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两张自己的照片的。他在一张照片上写的题词是：“新戏剧的创始人、令人衷心爱戴和崇敬的安·巴·契诃夫留念，心怀谢意的导演和演员康·谢·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敬赠。莫斯科，1902年2月10日。”另一张照片上写着：“赠给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热诚忠于您的康·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04年1月17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我的问题是这样答复的：
我想不起当时的情景了。我尽量告诉您一些想法吧。
我看到您抄录下来我在赠送照片上的题词后，脸都红了。这简直是些干巴巴的、形式主义的空话。现在，回忆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已成为我们大家引以为荣的事，我的献词就更显得平淡无奇，使我更不能容忍了。
这话该怎么解释呢？
其中一张照片赠送的日期是1904年1月17日，那一天正是举行庆祝会和《樱桃园》第一次公演的日子。
那是令人难忘而又可怕的一天。首次公演，绝妙的新剧本，新角色，新舞台布景，最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这一切都叫人担惊受怕。
可是，除去所有这些让人担忧的事之外，给被祝贺人送礼物，也叫我感到不安。送什么才能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满意呢？既然他是作家，那么送他一枝银笔呢，还是一个古老的墨水瓶？要不送一块古式的金线刺绣？然而这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可是我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于是我把这张照片跟一个花冠一起献给了他。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诉苦说：“您听我说，现在我没处读书写字了，书房简直成了博物馆。”
“那么应该送您什么礼物呢？”我问了一声。
“捕鼠器。我们家里有老鼠呀。科罗文给我送来了钓鱼竿。您听我说，这才叫绝妙的礼物呢。”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我的照片上写了献词。或许这能使我得到宽恕了吧（1935年1月3日，莫斯科）。
安东·巴甫洛维奇用在庆祝会上收到的一个古雅的小木匣存放艺术剧院演员的照片，照片上都写着献词，献词下面的日期都是《樱桃园》首次公演的日子。其中，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照片以外，还有以下一些人的照片：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瓦·伊·卡查洛夫、玛·费·安德列耶娃、亚·罗·阿尔捷姆、娜·谢·布托娃、亚·列·维什涅夫斯基、伊·米·莫斯克文、阿·亚·斯塔霍维奇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看重艺术剧院那些极富才华的男女演员，称他们是“真正有文化修养的演员”，他也同样把他的照片和有他亲笔题名的书送给了几乎所有的演员。艺术剧院到雅尔塔巡回演出以后，哥哥为参加演出《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两剧的所有演员定做了贵重而别致的礼物。他定制金质表坠式的小纪念章，做成一本小书的形状，上面刻着：“安·契诃夫·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小书的背面分别刻有得到这个表坠的演员的姓名。把小书打开，左边刻着这个演员在《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两剧里所扮演角色的名字，右边贴一张小巧精致的照片，照片上安东·巴甫洛维奇正在读《海鸥》的剧本，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围在他身旁。凡是参加哥哥上述两剧演出的男女演员都得到了这种表坠式纪念章。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表坠上，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让人刻上他扮演角色的名字，而是刻着这样一句题词：“你使我的《海鸥》获得新生。谢谢！”
安东·巴甫洛维奇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友好往来和创作上的联系是通过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在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现实主义新型戏剧也使艺术剧院得到巩固，站住了脚，并且确立了当代崭新的现实主义舞台艺术。同时，也正是艺术剧院恢复了《海鸥》的美名，极为出色地演出了《万尼亚舅舅》，帮助契诃夫确立了在戏剧界的地位，因此他才能在以后创作出《三姐妹》和《樱桃园》两部杰出的剧本，这两部话剧思想内容深刻，召唤人们追求美好的新生活。这也恰恰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期一些作品的特点。
我个人与艺术剧院的交往即使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以后也没有中断过。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是剧院的股东，全身心地关注剧院的生活和需要，分享剧院的一切欢乐与悲伤。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是我永生难忘的亲密朋友，我跟他们最亲近、最友好，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艺术剧院创建30年之后，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他的著作《我的艺术生活》送给我，他在书上写下使我深受感动的题词：“赠给尊敬的、最受爱戴的、亲爱的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我们一起度过了我们剧院和生活的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热诚忠于您的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28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