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莫斯科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那时已经13岁。莫斯科真让我惊叹不已，因为我一直住在安静的外省小城塔甘罗格，那儿的生活古老守旧，街道不铺路面，泥泞不堪。莫斯科的楼房宏伟高大，剧院富丽堂皇，那无穷无尽的大街小巷，害得我后来不止一次迷路，商店、小铺、粮店不计其数，广场上的货摊热热闹闹，像赶集一样，空中响着著名的莫斯科钟声，铁轨马车隆隆作响，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
如今，莫斯科的面貌已经大变，要是把一个当代青年带到七八十年前我初次看见的莫斯科，那么这个城市大概会让他觉得非常陌生，甚至有些滑稽可笑，而且既冷清又土气，就跟我们当时见到莫斯科而回想塔甘罗格的情景一样。可是那时候，莫斯科在我们眼里是个繁华的大城，处处都使人震惊，这就是我们从上小学起就熟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俄国古都莫斯科。
我们在莫斯科格拉切夫卡街住下，这条街在苏哈列夫花园街与喇叭广场之间。我们租下一所小楼的地下室里的一个房间。哥哥尼古拉起初也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在塔甘罗格宽敞的房子里住惯了，现在全家挤在一个房间里，觉得很难受。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还有更大的考验。充满贫困、艰苦和烦心事的岁月开始了。父亲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钱，母亲每天犯愁，拿什么给家里人吃。屋子里很不舒服，潮湿，寒冷。冬天，没有钱买木柴。我现在还记得，我哥哥尼古拉跟他在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朋友和同学，后来成为建筑学院士的弗兰茨·奥西波维奇·舍赫捷尔，用大车运过木柴，送到我们家里，供生火和取暖用。
后来我们搬过许多次家，都住在莫斯科的一些小巷子里。我们通常三个人一起去找房子：母亲、米哈伊尔和我。母亲怕狗，她和弟弟留在大门外，我总是大胆地走进人家的院子，打听租房的事，要是有合适的房子，我才把母亲带进去。
对我来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过去了。摆在我面前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严肃的生活。现在我得实实在在地帮家里的忙了。
艰苦的生活逐渐锻炼了我：我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变成独当一面的管家人。饱经忧患的母亲时常害病，我得完全代替她干家务。我做饭，给全家人洗衣服，缝缝补补。我一有空闲的时间，就用毛线织头巾，每块头巾卖15至20戈比，为增加全家的收入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哥亚历山大在大学读书时期，用他工作挣来的微薄收入接济过家里，可是这种事很少有，钱数也少。安托沙依照母亲的要求，把留在塔甘罗格的家具什物卖掉，将所有的钱寄到莫斯科我们这里来。
弟弟米哈伊尔也帮我在家里干活儿。每天早晨天还不亮，他就要早早起来，到小铺去买面包和吃食。我们年龄最小，而命运却逼迫我们承担忙碌的家务，这使得我们俩十分亲近。小小的米哈伊尔，遇上阴雨绵绵，或者天寒地冻的天气，却穿得很单薄，跑遍莫斯科，办些琐碎的事情，我看着总是很心疼。
我们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到了秋天，我们开始考虑我和米哈伊尔应该继续上学的事。在塔甘罗格，我已经升到中学三年级，米哈伊尔二年级。可是现在家里没有钱给我们缴学费。这样，我跟米哈伊尔打定主意，自己试着到哪个学校去说服校长免费收我们上学。米哈伊尔意外地交上了好运。他一个11岁的孩子，竟自己跑到第二男子中学，说服校长把他作为免费学生接收了。那个学校在拉兹古利亚依街，离我们家很远。他就是这样自己“解决”了自己上学的问题。
可是我却运气不佳。我不知去了多少个学校，一个人去也好，跟母亲一起去也好，都毫无结果，谁也不愿意免费收我上学。结果，我荒废了一学年的时间。
我们搬到莫斯科的第二年，有一天，我偶然通过我们家的一个熟人，中学图画教员康·伊·玛卡罗夫，参加了莫斯科一所武备中学举行的学生舞会。我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她在菲拉列托夫女子学校读书。她对我讲，她们学习得怎么好，时间过得如何有趣，还经常跳舞，于是我很想到那个学校去上学。然而，照旧没有钱缴学费。
这件事我跟弟弟谈过许多次。我决定学弟弟的样子，也试试去“说服”哪个人。女子学校归宗教当局管理，于是我决定大着胆子直接去找莫斯科的总主教，请求他免费收我上学，或者干脆让他替我缴学费！米哈伊尔跟我一块儿去，“以便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在总主教的房子周围转悠很久，最后鼓足勇气，按响了门铃。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房间又高又大，总主教坐在屋角一张桌子旁边。我们怯生生地走上前去行祝福礼，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明我们的来意，请求他让学校免费收我上学，或者让他替我缴学费。总主教听我们说完，两手一摊，威严地说道：
“我不是百万富翁啊！我毫无办法。”
这样，我们从总主教那里什么也没得到，碰了一鼻子灰。
可是后来命运终于向我露出了笑脸。一个姓萨宾尼科夫的塔甘罗格富商，还在塔甘罗格时就认识我们的父亲，看到我们家在莫斯科的凄惨生活，同意负担我的学习费用。我的理想实现了，我1877年8月通过入学考试，到菲拉列托夫女子学校二年级学习。
现在，除了我那一堆家务事，又添了一个学习。我和米哈伊尔天不亮就早早起床。他跑到小铺去买吃的东西，我呢，生起俄罗斯式火炉，烧好汤，我们吃过早饭，跑到各自的学校去上学。米哈伊尔身体孱弱，在班里时常被人欺负，总是抹眼泪。他临去上学的时候，一向跟母亲要两块手帕：第二块手帕专擦眼泪用。当母亲只给他一块手帕的时候，他就提醒说：“擦眼泪用的手帕呢？……”
米哈伊尔也经常在街上哭。他的大衣很薄，不暖和，在莫斯科的严冬时节，他穿着这件大衣，身子冻得冰凉。上学的路又远。每当小弟弟在冰天雪地里走不动，站着痛哭流涕的时候，我心里难受极了。
1877年春天，安托沙从塔甘罗格到我们这里来度复活节假。大哥亚历山大早在圣诞节之前就给他寄去15卢布，邀他在寒假时来莫斯科，可是安托沙那时离不开，一直拖到春天才来。
大家都喜欢快活的安托沙，他的到来，是家里的一件大喜事。我们那时住在斯列坚卡的达耶夫巷莫罗佐夫和列昂季耶夫家的房子里，那是一间木头的旧厢房，在院子的深处。厢房后面有一座非常好的古老花园，里面有个小亭子，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庄园里的花园一样。安托沙，以及我们全家人，看惯了南方明媚的自然风光，很喜欢这座富有诗意的花园。
莫斯科给哥哥留下深刻的印象，简直使他入迷。可以大胆断言，安东·巴甫洛维奇从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时起，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热爱，这种热爱之情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难怪后来哥哥在大学生活初期，给他在塔甘罗格的一位同学写信说：“我非常喜欢莫斯科。谁看惯了它，谁就不会离开它。我永远是个莫斯科人。”
那时候，米哈伊尔像个莫斯科的“老”住户一样，整天带着安托沙在城里转，参观克里姆林宫，逛商店，游览街心花园……安托沙当时已经是个戏剧爱好者，到莫斯科大剧院看过戏，并且非常高兴。
哥哥看到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知道处处都很艰苦。他不可能不发现从塔甘罗格搬出来以后我所发生的变化，我的生活让他感动，我在家里所处的地位他看得一清二楚。显而易见，这就是以后我们之间那种深厚友谊的原动力。
安托沙看到我们的窘况，于是开始从物质上帮助我们，时常从塔甘罗格把一部分他挣到的钱寄来。他的这些“薪水”是他在塔甘罗格各处做家庭教师时一点点挣来的。他常给我们寄来些小包裹：咖啡、齐墩果和酥糖。他写来一封封信，从精神上鼓励母亲，因为家里很穷，母亲总是很痛苦。安托沙对家里这样关心，对母亲和父亲这样体贴，让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一辈子都喜欢他。
我们就这样继续在莫斯科生活，在贫穷与困苦中煎熬。一直到1879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中学毕业，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才算有了出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