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63年生在塔甘罗格市。
大约从六岁起我开始记事。那时，我们住在修道院街和集市街拐角上一所两层楼房里，那房子是莫伊谢耶夫家的。父亲在楼下开一个不大的食品杂货商店，我们一大家人，父亲、母亲、六个孩子，大部分人住在楼上，有几个人住在楼下。
我有五个兄弟。亚历山大比我大八岁，尼古拉大六岁，安东大三岁半，伊万大一岁，弟弟米哈伊尔比我小两岁。我们的父亲做的是小买卖，养活这样一家人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些孩子得干许多活儿。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要比别人干更多的家务，帮助母亲。哥哥们一般是在铺子里帮父亲做事，安托沙也如此。
按照当时老派家庭严格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父亲对孩子们要求苛刻而严厉。哥哥们做错了事，往往难免遭到皮鞭的惩罚。有时安托沙也挨父亲打。安东·巴甫洛维奇长大成人后，虽然性格非常温柔体贴，却也批评过父亲教育孩子的方法。父亲极力要孩子们接受宗教教育，他们必须到教堂去祈祷，参加唱诗班唱诗，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练唱。此外，作为父亲的帮手，哥哥们还要看守他的店铺，那是个枯燥无味的差事，正因为这些，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说，“在我的童年没有童年”。当然，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祖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是一个地主家的农奴，受过农奴生活的严酷训练，我们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年轻时也是个农奴，后来才得以赎身。因此，我们家那种严格与冷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父亲童年时经历过的那种严酷和不自由生活的反映。然而我后来却感到奇怪，父亲那种演员式的性格，他对音乐、歌唱的热爱，他那些明晰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他本人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但是他却想方设法送孩子们进中学读书。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当时商人家庭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反动观点，就能明白我们的父亲比他同阶层的人要高明多少。
所以，认为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待子女纯粹是一个“残忍的暴君”是不对的。他是一个严厉的人，然而他杰出、有才能。
那些论述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专横性格的文学研究家，通常援引我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书信和回忆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大哥虽然很有才华和能力，不过他有病，醉酒病，发病时，想入非非地编造了许多东西。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大哥，可是他看到，疾病给大哥带来严重的后果。1888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拿大哥有什么办法呢？没别的，光是叫人难受。他不饮酒的时候聪明、虚心、诚实、温和，可是一喝醉酒，就简直叫人受不了。他两三杯酒下肚，就会十分兴奋，开始胡扯。他写信就是要满足他那种要说、要写或者要编造某个无害而动人的假话的强烈愿望。他还没到产生幻觉的地步，因为他喝酒还算少。我根据他的信就能知道，他写信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喝醉了酒：有的信写得非常规矩、真挚，有的信却从头到尾都是胡说。他患有醉酒病，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1905至1912年间发表的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会引起读者误解了。
此外，从父亲写给儿子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大哥亚历山大年轻时代的生活有时多么让他生气，父亲对大儿子的性格、秉性又有多么细致入微的了解，他又怎样谨慎而委婉地努力教育他。在我的珍藏室里，保存着父亲写的一些信的原件。例如，1875年4月8日父亲给亚历山大写过一封信，当时亚历山大住在男子古典中学校长家里，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下面是这封信的摘录：
萨沙，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们，我们放纵了你，你岁数这么小，就能自己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的话你是不会听的。……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随你的便，你没有我们也能行，也能活。只可惜，你这么早就忘了父母，可是我们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为了把你养育成人，我们不惜花钱，不顾劳累……今后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改改自己的脾气，对我们和对你自己都要厚道些；你又漂亮又聪明，可是你有些忘乎所以，你身上有一种自高自大的派头。萨沙，你可给我们添了很大的罪孽呀……
我们的母亲叶甫盖尼雅·亚科夫列芙娜跟父亲不一样，她是一个很温柔、安静的女人。她的性格平和可爱。我记得，我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听她讲故事，那些不平常的、神话般的故事都充满诗情。与父亲严厉的外貌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对孩子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我们深有体会，而且铭记在心。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地说道：“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安东·巴甫洛维奇早在17岁的时候，就给堂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契诃夫写信说：
父亲和母亲对我来说是举世无双的人，为了他们，我永远也不会吝惜什么。如果我将来有所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功劳，他们是极好的人，单是他们对孩子的一片爱，就值得赞扬不已，只这一点就可以忽略他们身上的一切缺点，而那些缺点，由于生活贫困，或难避免……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而透彻地评价了我们父母的性格和生活状况，评价了他们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一生对他们都怀着深切的热爱。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得不干许多活儿，不得不遵守父亲的清规戒律，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而快活。我们家里总是充满玩乐、取笑、顽皮和欢笑。在想出各种逗笑的即兴表演也好，搞天真无邪的儿童恶作剧也好，安托沙总是起主要作用，由他带头。例如，我一直记得，安托沙组织我们小孩演戏。有一次我参加演一个戏。当时我还完全是个小姑娘。我演的角色是塔季雅娜·切普鲁尼哈，我记得，根据剧情的发展，安托沙在“舞台”上当着大家的面拥抱我，我简直窘极了。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果戈理的著作，对他作品里的人物都非常入迷，并且经常扮演这些角色，把整场的戏演出来。两个哥哥，安东和伊万都打扮起来，穿上乌克兰民族服装。哥哥尼古拉演过果戈理的《圣诞节前夜》中的一个场面，他扮演醉汉丘勃，在暴风雪中寻找自己的茅舍，演得逗极了。
在我们家，《钦差大臣》享有很大的声望。我们小时候在家里经常演这个戏。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演市长。他穿上他漂亮的中学生制服，纽扣闪闪发光，为了显得有气派，他在制服里垫些小枕头，该垫高的地方都垫高了。他的制服外面，没有佩剑，只挂一把平常的马刀，胸前戴着自己做的勋章。他化装很仔细，而且应该说非常精致。在所有“演员”当中，无可争论，他最有才能。如果用戏剧语言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既是导演，又是布景设计师。
哥哥伊万通常演赫列斯塔科夫，我演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市长的女儿（在缺少合适的“女演员”的时候，我也演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时演仆人奥西普，有时演法官利亚普金-加普金。我现在想起这个戏的某些情节还忍不住要笑。例如，有一幕，赫列斯塔科夫（哥哥伊万扮演）向我走来，要拥抱我，我应该躲开他一点。可是我躲开他远远的，因为当着观众的面让人拥抱，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观众通常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戚、熟人和邻居。最后，我一个劲儿往后躲，一直退到房间的墙上，所有的对白都念完了，赫列斯塔科夫原该吻我一下，可是始终也没吻着。
哥哥安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例如，他在城里、学校里或者熟人家里看到的事情，他能绘声绘色地描摹和表现出来。每当他模仿我们熟人身上可笑的特点，都要招得所有在场的人，从小孩到大人，笑得东倒西歪。安托沙甚至还开兄弟们的玩笑。他常给他们取外号，那些外号幽默极了，不过有时也挺气人。比方说，他管哥哥尼古拉叫“独眼龙”，因为尼古拉讲话时养成习惯，总眯起一只眼睛。他给尼古拉还取过一个外号，叫“站在大船上的细面条”，因为他两条腿又细又长，穿着非常瘦的裤子，脚上却穿着肥大的皮套鞋，样子确实滑稽。他那条裤子还是安托沙亲手做的，那时候他在一个技工学校学裁缝。我的几个哥哥在上中学的同时，都到那儿学习过。当初，安托沙给尼古拉做那条裤子的时候，尼古拉非要他把裤子做得尽量瘦不可（那时穿瘦腿裤时髦）。于是安托沙就极力照办了。
我也没逃脱可笑的外号。安托沙给我取了整整三个外号：“哈巴狗”、“小扁豆”和“光环”。最后一个外号惹得我特别生气，我为这个外号哭过。我小时候头发又短又直。为了让头发别乱，我用一个半圆形的梳子把头发卡住，可是头发仍旧不贴顺，梳子周围的头发竖起来，像光环似的。哥哥给我取的外号就是由这儿来的，可是我心里觉得十分委屈。
每逢节日，教堂举行祈祷时，我们的父亲一概要热心去参加，而且硬逼着全家人都得参加。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有时候这很不轻松：早早就得起床，还要在教堂里站很久。可是哥哥们即使在这种场合也还要开玩笑。比如，有这样一件事。
清晨。大家还睡得正香，根本不想起床。可是母亲催着大家起来，不然会耽误晨祷，父亲就要生气。父亲自己早在大家前面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不理睬母亲的催促。
“安托沙，快起来……该去晨祷了。去晚了父亲会生气的，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
哥哥蹬蹬腿，不愿意听。
我们没有等他就到教堂去了。尼古拉也没有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早已经走了。他有一种天生的乐感，很喜欢在钟楼上打钟，当他把所有的钟都打响的时候，那钟声特别响亮悦耳，和谐动听。
我们往教堂去刚走了多一半路，出乎意外地瞧见安托沙在前面。原来，他还在被子里就穿好了衣服，我们走后，他很快起来，洗了脸，穿过几条小巷，绕到我们前面去了。
我们快要走到教堂了，可是突然……钟楼上所有的钟全敲响了。这么庄严的全部钟鸣，完全不是时候，大家都感到奇怪。原来，尼古拉在钟楼上看见母亲来了，就决定鸣钟迎接。全部钟鸣只有在教士临近教堂的时候才能用。不用说，哥哥由于干了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处罚。
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常常回忆起尼古拉用钟声迎接母亲的事，每次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我的兄弟们逐渐有了男孩子自己所特有的爱好，他们不让我加入他们的活动。虽然我还是跟他们一块玩棒球，玩羊拐子，可是毕竟跟兄弟们一起玩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加上对母亲的依恋，也使我这一时期不能和他们接近。夏天，兄弟们经常结伴到海上去捕鱼，到草原上克尼亚扎亚村我们的爷爷那里去，而我留在母亲身边。
那时候，大哥亚历山大在中学高年级读书，不大与我们来往。他觉得，他已经不适于跟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块儿生活和游戏。后来，他上中学最后一年，就干脆从我们家搬出去，到中学校长埃·鲁·赖特林格尔家去住，为他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得些报酬。
1875年8月，我们家里的人口减少了：大哥和二哥到莫斯科去上学。大哥亚历山大中学毕业后，考进莫斯科大学，二哥尼古拉在绘画方面显露出很大才能，也跟大哥一块儿走了，希望考进绘画雕塑建筑学校。
这个时期，我们父亲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他在给莫斯科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开始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情绪。例如，他在1875年8月18日的信里写道：“我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我已经有点灰心丧气，妈妈看到我这样，也不知如何是好。唉，钱，钱！要不去托人情，清清白白地弄到钱可真难……”
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显出做生意的才干，虽然他有一个“三等商人”的称号，可是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地地道道的商人。最后他的生意陷于困境，欠下大堆债务，特别是他又筹划盖了自己的房子，导致他的铺子不得不停业。1876年4月，父亲彻底破产。4月23日，他为了躲债，几乎是从塔甘罗格逃到莫斯科去的。这一事件使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生活状况急转直下。
父亲在莫斯科住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那里。他们俩过着清苦的大学生生活，父亲来到，他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在塔甘罗格盖好的房子被夺走抵了债。
1876年7月，我们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米哈伊尔也到莫斯科来投奔父亲。安托沙和哥哥伊万留在塔甘罗格，继续在中学读书。可是伊万不久也搬到我们这里，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
在故乡那种无忧无虑的幼年时代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莫斯科的艰难贫困时期开始了。
